在营造学社，他沉静、外表整洁，总是埋头于研究中，不苟言笑，“就像电影里的古板的老夫子”。朋友形容他，笑一次，连黄河都要变清了。即使在家人面前，他也显得严肃、威严，不易接近。有一次，他偶尔带着子女去看了一场电影《白雪公主》，孩子们开心了很久，直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
他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无论是教学、科研或是行政事务，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最大限度的完善。虽然他讲建筑史讲过多少次，但每次课前仍旧要仔细备课。无论是讲课和写作，他都强调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他认真到就连给朋友写信，都要修改几次，然后重新誊写一遍，才肯寄出。他的文稿和笔记，“每个字的一勾一画和标点符号，都写得十分端正整齐”。这种严谨到近似“古板”的生活态度，完整地映射到了他的建筑理念上。在他看来，建筑学从古至今，都有其实用而固定不变的一面。
他为人正直不阿，一贯反对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更蔑视争名夺利的市侩思想。他一生研究建筑无数，主持建筑无数，然而始终生活清贫，并安之若素，从未给自己盖过一砖片瓦。
5.建筑四杰
熟知杨廷宝或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心地善良、性情温和，而且朴实厚道，诚恳待人，大家都愿意与他交往，所以他朋友非常多。杨廷宝与梁思成被人们誉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北梁南杨”，北梁南杨又与刘敦桢、童合称为中国现代建筑界的“四杰”，“四杰”与吕彦直并称为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五宗师”。
建筑四杰，不仅年龄相近，而且性情相投。除刘敦桢外，杨廷宝、梁思成和童都毕业于清华学校，并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两度同窗。梁思成于1927年6月在宾大建筑系硕士毕业后，也到保尔？克芮的建筑事务所工作过一个夏天，直到后来他为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才离开，进入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童在获得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曾在费城的路易斯？康建筑事务所工作一年。杨廷宝、梁思成、童在宾大时期就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共同的追求使他们一生志同道合，肝胆相照，汪正章先生在《忆杨、童二师》一文中真切地记下童先生的感慨挚言：“我和杨先生一个师傅下山，一脉相连，走的是一条路子！”
1928年夏，在梁思成归国之前，杨廷宝受基泰老板关颂声的委托，向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游说，希望梁思成归国后能够加盟基泰，基泰希望通过梁启超、梁思成父子的地位声望和社会关系开展业务。但梁思成却认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还是在学术上，而非具体的建筑事务，遂婉拒了基泰事务所的热情邀请。此时，正值东北大学面向社会各界招纳贤才，该校校长张学良、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原拟聘请杨廷宝担任建筑系主任，而杨廷宝见梁思成不愿加盟基泰，遂向张学良、高惜冰推荐了梁思成。此前，清华大学也向梁思成发出了邀请，梁启超却认为清华大学太过舒服，怕儿子在那个“温柔窝”里干不了大事，于是就私下替儿子做主应允了东北大学之邀。梁思成带着新婚妻子林徽因回国后就直赴沈阳，担起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重任，创办了我国北方高校的第一个建筑系。此时，南京的中央大学已设立建筑系，由刘福泰担任系主任。童1930年归国时，梁思成又力邀他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在此前后，梁思成还将陈植及蔡方荫等同学也请到了东北大学，加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师阵容。
1931年6月，梁思成因就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之职而离开东北大学，原系主任一职遂由童接替。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成立仅三年的东北大学建筑系随着学校的解体而风流云散。该校师生纷纷南撤，许多学生逃亡到关内，有的转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有的流亡到上海。是年冬天，童也辗转到了上海，并加盟到赵深、陈植等人创办的建筑师事务所，1933年该事务所正式挂牌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童与陈植、赵深三人成为华盖事务所的“三巨头”。很快，华盖事务所在上海、南京一带打响名气，成为南方唯一可与外国的建筑设计机构相抗衡的一所颇具影响的建筑事务所，与天津的基泰事务所称雄南北。居沪期间，童将来沪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召集起来，借读于上海的大夏大学，并呼吁建筑界同仁一起为这些学生义务授课，毕业后仍由东北大学发给文凭。流亡到上海的16名学生先后毕业，童又为学子们的就业问题四处奔波，颇费心力。梁思成在1932年7月《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
中，高度赞扬童是“国破家亡之时的一线曙光”。
梁思成早在美国哈佛研究生院时，拟写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宫室史》。他准备利用相关资料，再撰写一部《中国雕塑史》。但又觉得国外的资料不甚完备，需要回国进行实地调查才能完善，所以就离开了哈佛大学。回国之前，梁思成与林徽因绕道欧洲，在沿途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见识了西方诸国对古建筑及其文物的科学整理与保护的成果。梁、林夫妇在参观欧洲各国的博物馆时，看到大量中国国宝被盗卖到国外，更加坚定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决心，希望以此振兴民族文化。回国之后，梁思成继续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尤其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的十余年间，他和林徽因不顾艰辛劳累，到野外展开调查研究工作，先后考察了200余个县市，详细考察古代建筑2200余处，通过现场的测绘、摄影，及参考各种文献，整理出详尽科学的分析调查报告，绘制出精湛的建筑图，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等专著，主编了《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十集），对于发现、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他们的研究中，杨廷宝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杨回忆：“有一次我偶尔去到设有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
‘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的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梁思成当即赶到鼓楼，他通过照片上巨大而奇特的斗拱确信，蓟县这座寺庙一定是一处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筑。因而改变了行程，马上去蓟县独乐寺，开创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科学调查，并发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并写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界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到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任职以后，都曾协助过杨廷宝负责的北平古建筑修缮工作。林徽因非常喜欢杨廷宝的水彩画，杨廷宝就特地画了一幅北京雍和宫一角的画送给了她，梁思成将此画与林徽因的水彩花卉画一起挂在书房。林徽因性格外向，知道杨廷宝性格内向，不苟言笑，就故意逗他，让他陪着逛街，杨廷宝只好应允。当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及其未婚妻费慰梅来中国北平学习中文兼实习，其间在清华大学兼教，所租居之地的北总布胡同与梁宅相近，因而与几位建筑师得以时常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刘敦桢是湖南省新宁县人，1897年9月出生，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后因对建筑发生兴趣而转入该校建筑科。1921年毕业，进入其师池田所在的建筑事务所见习。192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了第一所由中国人主持的华海建筑事务所，1923年与人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设建筑科并任讲师，该科后来并入江苏大学，旋改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称为国立中央大学，刘敦桢就在该校工学院任教。早年在日本读书期间，刘敦桢就注意到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很注意保护古迹，而拥有更为丰富建筑遗产的中国，却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学术界也无人问津，这种反常现象促使他树立了致力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决心。归国之后，他考察了江南一带的很多古建筑和遗址，并发表了不少相关学术论文，引起了远在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的注意，力邀他加入学社。1932年，刘敦桢离开中央大学到营造学社担任文献部主任，与梁思成一起，成为营造学社的台柱子。说起刘敦桢与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杨永生记下了一个小故事：“据传，他们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梁思成家里。当时刘敦桢问梁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应从何处入手？’梁先生没有回答，顺手从桌子上抄起一张纸写了两个字，刘先生也拿起一张纸，也写了两个字。等两个人互相亮出纸上的字，竟不约而同，都写了同样的两个字，即‘材、栔’二字（材、栔是宋代衡量建筑物和建筑构件尺度的基本模数单位）。”
而杨廷宝早在应营造学社之邀修缮北京古建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刘敦桢。
1929年，杨廷宝拜访了正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的刘敦桢。当时，刘敦桢住在中央大学西侧不远的大石桥旁，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多年以后，杨廷宝对刘叙杰回忆说：“我去时他正伏在桌上绘图，桌上、床上和地上都堆了不少书籍，还有一些收集来的唐砖汉瓦以及穿着的衣服零散地放着。我们就在这不太整齐的小屋里畅谈了一个下午，相互感到很默契，从此开始了数十年不渝的深厚友谊。”
从1934年起，杨廷宝因业务关系时常到上海、南京等地出差，在上海一住就是几个月。杨廷宝在上海的建筑师熟人很多，但他一有空就跑到童家中。童喜欢江南的园林建筑，杨廷宝对此也兴趣盎然。每逢周末，两人就一同游览苏锡常一带的大小园林，尤其是上海周边的一些古镇，两人或去苏州甪直保圣寺观看唐代雕塑，或去南翔古猗园看园林，一直畅游到苏州、无锡等地，有时童会带着夫人关蔚然一同前往。游了一整天回到上海，杨廷宝就留在童家中吃晚饭。去的次数多了，他也就不客气了，河南人爱吃面，杨廷宝就自己下厨用面条加鸡蛋一起煮，简单易做，关蔚然笑称他做的是“杨廷宝面”。晚饭过后，大家又围在一起闲聊，童经常把自己近期买来的画册和旧书拿出来共同欣赏，关蔚然又笑称丈夫此举是“献宝”。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很快沦陷。梁家、刘家被迫立即举家迁往天津暂避。到天津刚过一周，侵华日军就又逼近天津，杨家便与梁家、刘家一同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离开天津，途经青岛南下。此后，刘家、梁家一起到了湖南的长沙，之后又辗转到了云南的昆明，杨家则在南下的途中转回了河南的老家南阳。
1943年，两年多前就已迁到四川宜宾李庄古镇的中国营造学社，因经费来源枯竭使得研究工作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刘敦桢为解决家庭生计问题不得不离开学社回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就在刘敦桢离开李庄的前一天晚上，他与梁思成促膝长谈，两人边谈边流泪，最后直至号啕痛哭。此后刘敦桢一直在中央大学工作，再也没有离开过。
刘敦桢曾谦逊地对人说：“我不过具中人之资，捷思聪睿不及思成，细致慎重莫如仁辉（杨廷宝的字），博通中外无逮伯潜（童的字）。能够做出点成绩，主要靠多干了一点。”这种虚心与诚恳的态度，使刘敦桢在工作中能够尊重别人，从来不摆人师和专家的架子，更不会独断专行，相反总是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为人楷模，从而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
刘敦桢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后，梁思成每到重庆，都要去刘家看望，有时还住在刘家。1944年秋，童也应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刘敦桢之邀，从贵阳赴重庆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又任专职教授。杨廷宝与刘敦桢、童便聚首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从此再也未分开过。抗战胜利后，杨、刘、童三人又随中央大学复员而迁回南京。在南京，三位建筑大师朝夕相处，在这里共同度过了他们生命后面的几十年。
尽管杨廷宝与刘敦桢、童在学术、专业上各有所长，性格也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却能互相尊重、相互支持，工作中更是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友情非常深厚，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三驾马车”。
1946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议，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建筑系，由梁思成担任第一任系主任。梁思成将原中国营造学社最后的三位成员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一同带到清华大学，并且热情地向童发出邀请，但童不愿离开中央大学。梁思成认为，建筑系的任务不仅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规划人才，他以自己对建筑的理解，将“理工与人文结合”，对学生进行“博”而“精”的修养教育与训练。
从1946年起，杨、刘、童、梁四位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都走上了高等教育的第一线，将他们丰富的知识和高深的才学奉献给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
1949年上半年，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梁思成再次致信童，希望他能到清华大学任教。梁先生在信中说：“现在北方已安定下来，并且已展开了建筑工作。北平是新中国的首都，以后需要大量的建筑师，并且需要训练大量的新建筑师。我企盼你早早的北来，华盖可在平设一分事务所，先立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