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宝归国后的十年之间，他的五个子女先后出世：长女杨士英1928年生、次女杨士华1929年生、长子杨士莪1931年生、次子杨士芹1932年生，这四个孩子都出生于天津，最小的一个儿子杨士萱1933年出生于北平。平时，杨廷宝忙于工作，时常外出，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操持家务、照看孩子的事全由贤淑干练的陈法青承担下来。几个孩子连着出生，大的才一岁，小的又生了下来，这个哭、那个叫，这个生病了，那个不舒服了，陈法青独自领着几个小不点的孩子，各种困难可想而知。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里外外的应酬，子女的上学、就医等，各种家务的操持都颇为不易，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富家女，现在要独自承担这些琐碎的事务。但她以坚强的毅力、以知识女性的干练和果断，硬是将杂乱纷纭的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解决了丈夫的后顾之忧，让他能全力以赴地从事自己热爱的建筑事业。
对于这段生活，陈法青在《忆廷宝》一文中回忆说：
婚后的共同生活，使我对廷宝的秉性和习惯逐渐有了了解。为了支持廷宝的事业，我尽量不使他分心，独自料理好子女的教育和各项家务琐事。当年的天津是半殖民地化的城市，人情淡薄，处处向钱看，我们在那里生活很不习惯。
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子杨士莪发水痘，导致破伤风，全身剧烈痉挛，呼吸困难，体温持续升高。陈法青一直守在孩子的身边，一连三天三夜都未合眼。此时，她多么希望丈夫能在身边帮她照料孩子，给予她精神支持与心理安慰，可杨廷宝当时却在千里之外奔波，好在孩子后来转危为安，陈法青才放下心来。
杨廷宝回家，得知士莪患病一事后，觉得自己对夫人和孩子实在亏欠得太多，所以以后他在家时，也尽可能地多挤出些时间来，照顾孩子，陪孩子们一起玩玩。在五个孩子的眼里，杨廷宝是一个“老好人”，从不生气，话也不多，喜欢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讲故事。高兴时，杨廷宝就随手拿起一张白纸问孩子，“想画点什么？”“画黄包车吧！”于是杨廷宝就画起来，不一会儿，黄包车就跃然纸上，细细一看，车里还坐着五个小孩，孩子们一看，都乐了，原来画的就是自己！
遇到风和日丽的周末，杨廷宝就与夫人一起带着几个孩子到郊外踏青，让孩子们接触接触大自然。杨廷宝带着孩子们到处转，看到一座古庙或者有趣的建筑，他就停下来，聚精会神地写生作画，孩子们则打打闹闹，高兴得四处跑着玩，两三个钟头后，孩子们跑累了，他的画也完成了。
不过，当杨廷宝在家的时候，陈法青要求孩子们不能吵闹，尽可能保持安静，不要打扰父亲。除了画画写生，杨廷宝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他生性内向，喜爱安静，平时也不太喜欢看电影、听京戏等这些娱乐活动，在家中经常闭门不出，关在房间里看书、画画，或者思考问题，或者是做建筑设计。
由于工作关系，杨廷宝在家的时间不是很多，往往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从1930年下半年起，他奔波于南京、上海、天津、北平等地。在上海，杨廷宝先后参与了上海大陆银行、大新百货公司大楼的设计。
接到修缮北平古建筑的任务后，杨廷宝因考虑到自己工作重心近几年可能都会在北平，于是在1933年初又将家搬回了北平。为了修缮北平古建筑方便起见，他与陈法青特意选择了东单北侧的西石槽二号住下来。
孩子们这时候逐渐到了入学的年龄，搬家也是考虑到北平的学校条件相对要好一些。陈法青拖着几个孩子，搬家的种种麻烦，都由她一个人承担解决，没有让杨廷宝操心。
1936年底，杨廷宝主持的北平古建筑修缮工作接近尾声，承接的大部分工程在南京和上海，他在天津和北平的时间越来越少，出差更是不能预料，因此就与夫人商议，决定举家迁到南京或上海。他们先将两箱急需而又珍贵的科技书籍、资料运到了南方，尔后准备趁孩子们放暑假时再将家迁到南京。孰料，这一打算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后来，杨廷宝先行带到南方的那两箱宝贵书籍、资料全部丢失，而留在北平的那些书籍、资料和书画，则在陈法青的妥善保管之下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当初都始料未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黑云压城，日本侵略军的触角很快伸入到了广大的华北地区。陈法青考虑到形势危急，急忙写信催促杨廷宝早点赶回北平，她想等丈夫回到北平后再详细商议搬家事宜，她实在不知道战争要打多久，北平的家究竟该怎么办。杨廷宝此时正在基泰的上海事务所总部，陈法青一连写了几封信，他都没有收到。陈法青迟迟不见丈夫的回信，知道战争中断了邮路，没有办法，只得一边联系在天津的朋友，一边赶紧变卖家具，打发走了保姆和佣人，带着五个孩子先到天津的租界内暂避，住在基泰事务所原天津总部。
事有不巧，杨家住进天津租界内的基泰总部才一周，形势又发生了剧变，侵华日军逼近，天津也危在旦夕。9月，侵华日军包围了天津租界区，杨廷宝此时赶回家已不可能，关颂声不敢担保杨家几口人的性命，让陈法青自己拿主意。眼见丈夫不能回到天津，天津又极不安全，无奈之下，陈法青只好准备先想办法逃离天津再说。
为了几个孩子的安全，陈法青果断决定：带孩子们先回老家南阳。她一面致信公公杨鹤汀，让公公将南阳家中稍作收拾，一面又给丈夫杨廷宝去信，让他直接到青岛迎接。她特地打了两口大铁皮箱，与孩子们一起，将丈夫的重要书籍、画卷和资料整理之后装入箱子，然后带着孩子们以及一个男工田宝生和一个女工刘妈，乘船去往青岛。在基泰一位工友的热心帮助下，陈法青带着几个孩子和那两个宝贝箱子，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和刘敦桢、陈敬一家，乘船南逃。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后来回忆说：“父亲等为购买船票奔波了许多日子，后来终于如愿。于是我们和梁伯伯及杨廷宝伯伯三家人一同搭乘了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由天津的大沽口启程，经烟台到达青岛。登岸后又换乘火车，前往长沙”
按信中的约定，陈法青带孩子们到青岛时，杨廷宝应该在此迎接的，但当她带着几个孩子到达青岛后，却一连几天都不见丈夫的影子，更令她烦恼的是就连联系也无从着手。她知道战事日紧，心中焦急万分，不知道丈夫是被什么急事给耽误了，还是有其他不测。但此时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匆匆又带着几个孩子由青岛改乘火车转往济南，之后再乘火车到徐州、郑州、许昌，真是辗转颠簸，备尝艰辛。
杨家从北平南下时，最大的孩子士英，年方九岁，而最小的孩子士萱还不足四岁，陈法青带着几个不懂事、吵吵闹闹的孩子，还有大包小包的东西，加上两个大铁皮箱，心里充满揣测、担忧与不安，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为了早日摆脱日军的威胁，她带着几个孩子急如星火般赶路，等到达许昌时，大人小孩早已疲惫不堪，于是只得在许昌停了下来。
历尽了千辛万苦，万幸全家都安全无恙。在许昌休息时，陈法青和孩子们意外地与杨廷宝相遇，一家人都兴奋至极。到达许昌后，梁家、刘家因急于赶往长沙，于是就与杨家老小作别，先行南下而去。之后，刘、梁两家又辗转到了云南的昆明。
原来，杨廷宝在上海接到陈法青的来信后，心里也着实担忧，一个妇女带着五个孩子，还有一大堆的东西，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能否安全到达南阳老家？他心急如焚，按夫人信中的约定前往青岛迎接，但因事耽搁，加上路上逃难的又多，车、船都挤不上，等他到达青岛时，陈法青却急着赶路，带着孩子们早已离开。杨廷宝在青岛没能接到家人，只好忧心忡忡地急急折转河南，好在到许昌就遇上了陈法青和孩子们。
看到妻子和五个子女皆无大恙，杨廷宝一颗悬着的心方才落地，看到自己的书籍、资料和绘画都完好无损时，他对勇敢而又聪慧的妻子充满感激。
接着，杨廷宝、陈法青带着几个孩子继续赶路，从许昌乘长途汽车，又经过了整整一天的途中劳顿，才安全回到南阳的赵营村。
早在杨廷宝就读于河南省留美学校期间，杨鹤汀以河南省参议员的身份担任中州中学校长，将家搬到了省会开封。不久，他辞去中州中学校长之职，与人合办了一家织布厂并任厂长。之后，杨廷宝读书于清华学校，杨鹤汀在北京也住了些时日。杨廷宝赴美留学后，杨鹤汀将家又迁回了老家南阳，并听从乡贤董作宾、张嘉谋、王可亭等人的建议，在南阳城内创办了南阳女子中学。1931年，因欲创办实业，杨鹤汀辞去南阳女中校长一职，并以校董资格礼聘河南大学高才生许文园担任校长。翌年又和南阳县瓦店镇人、留法农学家、时任河南省第三农林局（驻地在南阳）局长的冯紫岗一道，在南阳城北的李华庄创办了一家新型农林场——李华庄农林场。他们不但从烟台引进苹果等新品种，使南阳人在抗战前就吃上了甜美可口的烟台苹果，还将意大利的先进养蜂技术引进南阳，并首先在赵营村进行试养，造福桑梓，对南阳农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杨廷寊在《记南阳杨氏家族》中回忆说：
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从外地运来几十箱意大利蜂，还请来两位养蜂师，传授科学养蜂法，如育蜂王、科学分箱分群等，还购置了摇糖机、制巢础机，几十箱蜂就放在赵营村住宅院内。当时南阳一带都是自养的土蜂，蜂体小，产糖量低，管理方法落后，自从我父亲引进意大利蜂后，南阳一带开始推广这种优良蜂种，原来的土法养蜂也改为分箱养了。父亲办了这些利乡利民的事，他自己则是两袖清风。母亲常笑着说：“你父亲鼻子上有两个豁，只会花钱，不会理财。”
杨鹤汀虽是富家子弟出身，但其日常生活却极其俭朴，他崇尚老庄思想，每每身着粗布长衫，剃着光头，与南阳玄妙观的住持李宗阳经常往来，平时除对书画和中医有所偏爱外，别无其他嗜好。除辛亥革命前后短期从政外，他一生都致力于桑梓的教育和实业，为人刚正，两袖清风。他还积极参与南阳县的乡村自治活动。1932年前后，全国有近二百个县地实行地方自治，河南省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等四县分别由彭禹廷、别廷芳、宁洗古、陈重华等人发起了“宛西自治”，而南阳县的自治活动，其首创者就是杨鹤汀、朱肇生等人。杨鹤汀将南阳自治活动的主要任务定为：重新丈量地亩，核清各乡人口及土地数量，作为合理摊派依据；团练武力，以防匪患；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等。
1935年秋，杨鹤汀的次子杨廷宾和王正朔、王正今、曹云阁等中共地下党员，在南阳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他的多方关照和掩护。这一时期，杨廷宾还在父亲全力支持下，为鲁迅先生拓印了240幅南阳汉画。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鹤汀满怀爱国激情，回到南阳女子中学，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热情动员女中的学生响应祖国号召，投笔从戎，走上抗日的第一线。此时，他的长女廷宜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次女廷宁也在北平艺专毕业，之后相继参加工作，服务社会，为家乡父老乡亲所称道。
见长子、长媳携家归来，杨鹤汀内心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一家团聚，见到几个孙儿孙女，可享天伦之乐；担忧的是，孩子们回到赵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全家上下，还有这个国家，前途未卜。
杨廷宝和陈法青本来以为暂时结束了逃难生活，一家老小总算在战乱中团圆，可以略微地安定下来。但谁知杨廷宝刚一回到南阳老家，就生了一场大病，大概是一路不断颠簸劳累，加上内心的焦虑不安引起的。杨廷宝一直高烧不退，不久转成肺炎，把全家上下都吓坏了。陈法青让婆婆请了中医，在饮食、起居上精心照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调养，杨廷宝的身体方才痊愈复原。
在老家南阳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杨鹤汀夫妇安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原来家里只有三口人，现在一下子增加到十二口人，本来还算宽敞的空间突然变得拥挤不堪；而且生活上非常不便，孩子们对农村生活新奇了没几天，就发现这个没有，那个不方便，吵吵闹闹要离开；而最主要的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和蔓延，日本飞机开始到这里骚扰，南阳一带变得不再安全。在此情况下，经人介绍，杨鹤汀在内乡县伏牛山腹地马山口镇的秦家寨租了几间房子，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将全家人迁过去。
1938年春节过后，杨廷宝和陈法青到秦家寨查看了两次，并稍作了布置。然后，回到南阳，准备抽时间再将一家老小接过去。
1938年6月，河南省会开封陷入日军之手，省政府四个厅及各机关和十几所大中学校也相继迁到了南阳及附近的镇平、内乡。一时，南阳成了河南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日本飞机对南阳进行了几次试探性的轰炸。有一次，日本飞机飞来，杨家的几个孩子忙躲到八仙桌下，还好，最后只是房子有些损坏，人都安全。见南阳也成为危城，为安全起见，杨廷宝与父亲商量，决定不等秦家寨的家布置好，立刻将家搬到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