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府六县”的徽州已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更像是一个充盈着历史沧桑感的文化符号。这片贫瘠的山区，因为一个强大的商人集团的迅速崛起，而在明清社会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西递、宏村作为这个文化符号中鲜亮的代表，让人重拾起一个并不遥远的记忆。
“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这就是梦里的徽州。山多地狭，土地承载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所以唐宋以降，徽州人奔走四方出门经商，到明清时，以商贾为业的十之七八，造就了“无徽不成镇”的明清社会景观。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先生在新著《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中提供了两个细节，一是徽州各县徽商经营的侧重点：“歙县主要是盐商，休宁人专精于典当业，婺源木商和墨商相当有名，绩溪人则大多是小商小贩，以从事徽菜馆为数众多。”而比较闭塞的黟县“直到清代，经商风气方才蔚然成风”。第二个细节是淮扬盐商“富可敌国”的具体史料；据《清实录》载，乾隆初年，户部库银不过三千三百万两。到鼎盛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库银七千八百万两。而明万历年间，在扬州的盐商资本超过三千万两。到清乾隆年间，已“蓄资以七八千万计”。而淮扬盐商中以徽商最为著名。
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帮集团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必然会带去这个区域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从而影响和改变了聚居地的城市发展和社会景观。早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明清徽商和淮扬社会变迁》中，王振忠先生就用大量史料实证了徽商在扬州城的奢华生活。现在这本《千山夕阳》，则用讲座叙述细节的形式，以徽商为主轴，从十个专题，展示了明清社会生活的日常图景。
二
探讨明清社会的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鲜的视角，需要对史料（尤其是“正史”以外）的大量阅读与爬梳，甚至更需要寻访、实证与不断的民间发现。带着“转型期”的某种心态，试图还原明清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日常生活的细节，并由此对“中央帝国”最终失落的原因进行历史检讨，这段并不遥远的记忆便逐渐热闹起来。
王振忠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徽州民间文书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收集和著述颇丰，如《千山夕阳》对徽商契约、行规、日记、书信等等的整理研究，铺陈出徽商经营理念、文化习俗、人间情感，以及“正史”缺失的民间思潮，展现了许多饶有兴味的明清百姓生活，具有开拓者的意义。日记和书信作为真实情感流露的表现形式，是最能传达生动细节的文字记录。譬如夫妻间的“两地书”，可以直观获得在外经商的徽商家庭的生活档案，寄来十两银子不够家庭开销啦，逢到年节红烛就要点掉八斤啦，儿子调皮，丫环嘴馋啦，甚至还有“威胁”丈夫不准在外面“包二奶”的……？
在惯常的“正史”视野中，由于民间生活史料的零散和匮乏，使明清社会日常生活的再现相当困难，海外学者尽管对笔记、方志的爬梳相当努力，甚至可以读到利用诉讼口供来探讨清代商贩生活的论文，但这些仍然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譬如作为深刻影响明清社会发展的商人群体，因为传统“四民阶层”价值观念的影响，仍只能通过士阶层中的“开明人士”的零星叙述，甚至代笔的商人墓志铭之类材料获得想象的空间。而对民间文书文献的发现和探讨，无疑更加真实和直接。归纳一下《千山夕阳》中的一些研究结论，可以大大开拓明清社会文化史的视野。譬如在深入研究商业文书后，王振忠认为，通常所说的诚实守信、契约意识等等所谓“徽商精神”，其实都是经商一般的道德标准，而徽商“诸多行当之所以成为家传之秘、子孙世业，显然又得益于详尽的行商规则和制作工艺之订定。”而日记和家信中“反映出的诸如年成、物价、灾害、疾病和风俗等方面的记载”，更是明清社会生活的第一手史料。
利用明清通俗小说（如“三言二拍”）来研究明清社会生活也是一个“创意”，黄仁宇先生曾在《从“三言”看晚明商人》等论著中做过这方面的探讨，拙文《“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也对小说中的商人形象作了点评。王振忠不仅探讨了“小说中的徽商”，还对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进行了史学视角的评价，“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反映徽州商人阶层社会生活的小说”。小说作者詹鸣铎（1883-1931），出生婺源木商家庭，科举制度废止的当年即1905年考取秀才。这部徽商小说的发现，不仅为晚清民国县以下农村的生活实态提供了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而且“可以修正我们对于以往民间社会的固定看法”。
明清社会尤其是江南城市的“奢靡”和“浮薄”已有太多的史料来证实，在搅动社会变迁的人群中，有钱阶层的商人自然“名列前茅”。
但奢华的背后却又有着太多的艰辛，无论是“漂广东”还是“走西口”，经商路上的江湖险恶自不待言，弄不好就有身家性命之虞。在《日升平遥》一文中我叙述了一个晋商和草原绿林拼杀的故事。同样的商帮劲旅，徽商虽没有镖局那样的组织，但传奇一定同样惊心动魄。果然，王振忠用了整整一讲的篇幅，再现了这些“商路上的武艺”。其中一条出自多种笔记的“汪十四传”最为传奇，故事说的是新安（即徽州）
人汪十四，“性慷慨激烈，善骑射”，“善”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听到别人弓弦响处，飞箭相向，“与箭锋相触，空中折堕”，江湖上的绿林都怕他。有一次，在保护徽商去四川做生意的途中，被强盗设计擒住。也是命不该绝，贼寨中偏冒出一个美女，自述父亲在京城做官，与母亲家眷进京途中全家惨遭绿林抢劫杀害，独留美女做了“压寨夫人”。于是美女救英雄，英雄又救美人，汪十四“连发数十矢，应弦倒者几数十人”，终于杀出重围，一路奔走数千里送女到京城，并且“略无相狎之意”。
不仅请镖护财，“徽州的尚武风气，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徽商中多有自己练就一身好武艺的。因为这江湖之上，行商不易，坐商也常受人欺负。譬如江南的“打行”，就是地痞无赖来商行里滋事，习武以求自卫，就成了徽商生活的重要需求。
三
从徽商的活动来探讨明清社会，苏州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城市，如同扬州。就像王振忠在《千山夕阳》里说的：“当时的苏州（阊门），就像前十年的深圳，现在的上海一样，是个赚钱的好地方。”“传统的文化中心地苏州风尚亦风靡全国。”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无疑是一个民间语境的集大成者。清代画家方薰（1736-1799）所作百幅《太平欢乐图》，生动再现了江南民间日常生活的点滴。素材虽出杭嘉湖，但实为江南民风的观照耳。
关于徽商在苏州的活动以及对苏州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史料颇丰，如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有专门章节论述。拙文《宏村味道》、《风中的平江》、《山塘的模样》等都对“徽商在苏州”有所涉及，譬如吴趋汪氏、平江路汪氏、山塘汪氏等，都系徽商，后来融入了苏州社会。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明清时期两地在互动中发生的社会变迁，并专门详述了大阜潘氏由外来的徽商而成为明清苏州最具影响力的科举世家的演变过程。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潘家连出两位进士正式“改入吴县籍”，潘氏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又出状元一人、探花两人，其中潘世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及第，奠定了潘氏在苏州的社会地位。“国朝以来，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琼林者九人，廷试第一官大学士者八人，惟公兼之。至历四朝，则昭代一人而已。”（冯桂芬撰潘世恩墓志铭）
现今，潘氏在苏州平江历史街区的故居正由政府陆续修复，就像一条一度泛黄中断的文脉，渐渐又有了绿色重生的气象。
四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与学术弘扬，“文化讲座”常诚邀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主讲中国文化。自己也醉心研究昆剧，苏州举办中国昆剧艺术节，他都来苏州观摩。这本《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是王振忠教授在城市大学主讲“文化讲座”的讲演稿，作为该校中国文化丛书之一，现又在内地出简体中文版，使大陆读者也能共享成果。
善于写梦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留下两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而梦里徽州为今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梦，而是一幅明清社会文化的真实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