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4年，十七岁的朱见深（明宪宗）接皇帝位，第二年正式改年号为成化。由于从小受到父皇被俘、父叔宫廷斗争的惊吓，加上天生口吃，他少言寡语。还偏偏喜欢上了大自己十九岁的保姆万贞儿。要不是太后和廷臣们坚决反对，万氏差点就成了皇后。提拔为贵妃的万氏痛恨所有想给皇帝生儿子的女人，宪宗后宫便“战斗”频仍。不仅如此，万氏还借皇帝宠爱胡乱提拔干部，譬如太监汪直，“明朝四佞臣”之一，大权独揽，臭名昭著的“东西厂”就此发范。大概是身边的烦心事太多，政务干预反倒少了，干预一少，搞活了民间。用“皇帝万万岁，小民天天醉”来评价明朝中叶的世情最为妥帖。
有一段明人笔记史料被各种著作反复使用，我在《山塘的模样》一文开头就演绎了这个场景，那就是苏州书生王的《寓圃杂记》。几十年里，王经常往来苏州城，他见证了江南城市逐渐繁华的历史——开始“邑里萧然，生计鲜薄”，后来“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直到成化年间（1465-1487），才“愈益繁盛”。王用大段诗意文字描写了这种“繁盛”，亭馆布列、略无隙地，士农工商、烟花柳巷，挥金如土、夜夜笙歌，台湾学者称之为“逸乐作为一种价值”。
1980年代，海外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文化史”学派，尤其是对明清时期的城市、市民心态、意识形态、象征、仪式、上层文化及通俗文化的研究，著述颇丰。最近，我便接连读到两本海外学者探讨明清城市生活的著作，一本是台湾学者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李孝悌编），一本是美、日、意、澳学者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美]林达·约翰逊主编）。
唐宋以降，江南地区假经济发展迅猛之势，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城市群，明清时达到高潮，苏州、杭州、南京、扬州、上海各领风骚，组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前现代化城市生态系统。尤其是苏州，“提供了国家年税收的十分之一”（《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仅从这个数字看，当时苏州在全国的地位比现在正好强劲十倍。因此，“苏州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位于城市体系的顶端。”（《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序言》）海外学者一致认为，“苏州是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也可以说是整个帝国范围内，人口最多，最雅致，也是最繁荣的城市”。“苏州将继续是我们理解明清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节点。”（《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
用“顶端”、“最”、“关节点”等关键词来评价一个城市，确实凸显了苏州在明清城市中的地位。事实上，苏州在经历了南宋都城杭州的衰落、蒙古人视为末等“南人”、明初的惩罚性人口迁移和首都北迁之后，很快恢复了大运河开通后“东南胜会”的元气，用当下语境表达就是“抓住了发展机遇”。生活的“逸乐”自然源于经济的极度繁荣。“投资从土地转移到了商业，农业的萎缩刺激了城市化的进程。”手工业和纺织业、商人和行会、丝绸出口贸易在半城昼夜的机杼之声中日复一日长大起来，催动了城市迈向前现代化的顶端。
把扬州纳入江南城市群的探讨，主要是从文化史而不是地理位置的视角出发的。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十府一州”，扬州居首。因为明清的扬州作为帝国盐业的重要交易中心，集中了以徽商为代表的众多著名商帮集团。清人李斗的一部笔记《扬州画舫录》道尽了扬州城的奢华。无论从城市形态、市民文化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扬州和苏杭确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反倒同地域概念上的“江北”比较疏远。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妮娅·芬安妮在《扬州：清帝国的一座中心城市》一文中断言：“自相矛盾的术语‘绅商’，至少在1733年之前就已经在扬州使用。”这就表明，扬州在文化生态系统上与这一时期江南城市“士商相杂”的最典型景象相吻合。不仅如此，扬州的繁荣已经使文化人成为城市的重要人群，盐商则扮演着资助者的角色，所谓“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
这个文人文化一旦发展成优势的文化类型，就引起社会上不同阶层、特别是商人阶层的仿效。余英时先生通过大量史料的爬梳甚至下结论说，明清城市社会的这种景象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商人精神。
我以为，除了文化和贸易这样的“合作”，扬州更主要的反映了中国经济典型的“官僚+资本”的运营模式。盐业一向是国家垄断资源，商人要经营这个行当，天生就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清稗类钞》中同样有一段不断被引用的笔记：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感叹驾临的扬州园林缺少一座北京一样的白塔。负责接驾的两淮盐业总商、徽商江春闻讯，“亟以千金贿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第二天醒来，乾隆看见白塔大吃一惊，开始以为是假的，但走近一看，竟是正宗的砖石砌成，不禁感慨道：“盐商之财力伟哉。”这段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学者的质疑，但徽商富可敌国却是千真万确。
逸乐，闲隐，士商相杂，官僚+资本，这些关键词成为理解明清城市市民文化的钥匙。台湾学者对一个个“琐细之物”的梳理无疑是有成效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明清城市从衣食住行到日常生计的大量实证，譬如《城乡的过客——档案中所见的清代商贩》。黄仁宇先生曾通过研究“三言”来讨论晚明商人的身份、商业资本、商业习惯等等，而档案实录自然比小说更具有真实的史料价值。论文不仅旨在实证说明商人不能突破传统习惯，累积商业资本，以致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成长，传统经济无法进一步发展。“他们（指商人——引者注）在传统社会城乡文化交流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值得我们注意。”（《中国的城市生活·城乡的过客——档案中所见的清代商贩》）关于这个观点，可以用一个案例来说明。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八卦教在紫禁城骚乱，引起清廷震动。从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814-1816），江西人江帼林等五十二人在农闲时，一路游走唱戏、卖药，被怀疑贩卖迷人药扣而在直隶先后被捕。这种结伙横跨数省的行商行为颠覆了传统中国社会“习于安定、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连嘉庆皇帝看了供词后仍怀疑其经商动机，并御批道：“小民轻去其乡，数至千百，究非善俗。若能随时化导，使渐知勤苦力作，安土重迁，是则良有司之责也。”
商人集团在明清时的迅速崛起，以及江南城市的奢华之风成为时尚，确实是帝国晚期不可忽视的社会图景。《姑苏繁华图》直观地保存了那个逝去的城市风景，让人对活在那个繁华城市里的万种风情产生了无限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