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至十九世纪这三四百年间，世界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新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全球化贸易，也催生出人类社会一种叫做资本主义的新生产方式。
贸易离不开商人，所以马克思要说，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开始”。按理，唐宋以降经济水平（现在叫GDP）一直居世界前列的中国，最有资格成为弄潮儿。史实也是，直到晚明与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的有限贸易中，世界白银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可是，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天朝”的规矩却孕育不出贸易经济这个新生儿。中国商人的位置在哪里呢？早在两千年前，秦始皇就把商人定位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那个汉武大帝的一系列措施，终于使“重农抑商”变成大一统专制政体的基本国策。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写了一本“另类”史学专著《万历十五年》，这一年（1587）根本不是什么重要历史年份，甚至连大事也说不上有，但黄先生何故独独要为这一年写了二十万字呢？结论是：“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在世界变革的这三四百年间无所作为，并在近代以后屡屡成为挨揍的对象，其命运在这时已被注定！
与此相反，贸易在欧洲还催生了一门时下的“当红显学”经济学。1630年，英国成功商人托马斯·曼（Thomas Mun）出版了《英国来自外贸的财富》（中译本名《重商主义论》），以此为代表的“重商主义”理论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拓荒者。按亚当·斯密人类行为的自利原则，商人必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明清时中国商人的杰出表现证实了这一规律。他们在“不准一片木板漂出去”的严厉海禁中仍进行民间海贸，面对几乎一有“运动”就得“擦背”的末之地位，仍然“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三言二拍”里描写了不少商人的故事，“十大商帮”也留下了许多商人的记载。以百万字巨著《晚明史》而广受关注的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专门探讨了关于徽商王（汪）直与“倭寇”的一段史案：被明王朝视为“倭寇”的王直实为从事海贸的徽商。明朝严禁民间私人海商贸易活动，只允许有限的朝贡—勘合体制内的官方贸易存在。为反抗官府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王直等海商“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他们以日本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时间达十五年之久。千万不要否认戚继光的爱国精神，但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贸易浪潮，战争又能解决什么呢？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中国商民两万余人，明王朝竟认为“被杀者乃系抛弃乡里，以牟利为目的的贱民”，终致海外市场的渐渐丢失。康熙时干脆勒令海外商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乾隆六年（1741），荷兰又屠杀海外中国商民万人，清王朝竟认为这些中国商人“自弃王化”、“孽由自取”！
几代“天朝”啊，就这样把机会拱手让给了“蛮夷”欧罗巴人。
“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时商人积聚的资本既然无法扩大再生产，那么都派了什么用场呢？中国经济史专家唐力行教授归纳了四个出处：买地建屋，奢侈消费，捐输纳官，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货币窖藏！大兴土木一不小心倒留下了许多文物，可这些“文化”，却要以将来用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为代价。商人不会不懂得，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挖地窖把钱藏起来则无异于“挥刀自宫”。史载，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在徽州“纵兵大掠”，“窖藏为之一空”。
巨大的资本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白白耗尽……
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用他的“良性循环”理论分析了一个命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发生？如果有学者能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维新变法为什么一成一败”？那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开放对中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