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州出的状元太多，城西木渎古镇上的“榜眼府第”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但这位屈居第二的榜眼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许多状元。
他叫冯桂芬。
二
冯桂芬进士及第的年份，让所有的中国人没齿难忘，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
那一年，一支大英帝国的远征舰队，凭借“船坚炮利”，在中国的领海上公然向中国的领土炮轰，并登陆占领中国的领土。这场史称中英鸦片战争的战争，从此掀开了泱泱大国屈辱的近代历史。直到一百多年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击败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一位名叫彭德怀的中国元帅郑重宣布：列强在海岸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而1840年的大清帝国，正从它的“康乾盛世”一步步跌落下来。1821年登基的道光皇帝，克己自律却刚愎自用，据说，他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并常常“勤政”到深夜。可他缺乏他的先祖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廿一清晨，新科会试、复试中式的士子们聚集在天安门前准备入宫，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三十二岁的冯桂芬就在其中。经历了十三年的科场拼搏，这位苏州才子走进了金顶红墙的紫禁城保和殿，这让多少一辈子皓首穷经而不得的士子羡煞！
没有史料表明，三天后道光皇帝是否亲自召见了一甲前三名的新科进士，只是说，东南沿海与英军的战事一触即发，典礼一切从简。
三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士子最普遍的生命历程。冯桂芬被授翰林院编修。本朝翰林院制度一随明制，每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一甲两三名则授正七品编修，大约类似当下的县处级，尽管只是闲职，但算是正式走上了仕途。
本朝的官场一承历朝，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场内行话叫做“人脉”。一棵大树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罩着同乡、同科或师生、老部下等等，一个“朋党”的词儿成了正史中整来整去的杀手锏。就在冯桂芬春风得意准备“货与帝王家”的时候，他的恩师林则徐遭到了贬谪。道光十九年（1839）春，广东虎门海滨燃起的那场销烟大火至今让许多中国人觉得“好爽”。但大清帝国上下并不明白，断绝“夷人”资本攫取利润的生路比结果人家性命还要严重。更不会懂得，“全球化贸易浪潮”对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道光注定做不了他的祖上康熙的，果然，被人家坚船利炮一折腾，立马拿自己臣子开刀。
林则徐一倒霉，冯弟子至少赋闲三年。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的巡抚衙门，还静静地保留在苏州城一条叫书院巷的巷子里。就是在这里，冯桂芬随林公“抚署”读书，看林则徐如何“为吴中数十年之利”，免赋赈饥，兴修水利，林则徐的一番话对冯桂芬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深远：“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如大吏之心先未贯彻，何从察其情伪？臣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僚属求实际。”苏州人也忘不了这位“大吏”给吴中带来的好处，观前商业闹市至今矗立着感谢林公在苏州禁烟的纪念碑。
晚清世局，帝国“中心之国”的位置逐渐被边缘化。面对一向以为蛮荒之地“夷人”强有力的挑战，帝国核心“主战”和“主和”壁垒分明，不管冯桂芬愿不愿意，他的“人脉”和书生意气决定了他必然成为“主战党”。余英时先生分析说，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士的精神”，用现代话来说，既做“帮闲”又作“愤青”。《清史稿·林则徐传》就事论事的评点有几分像样：“惟当时内治废弛，外情隔膜，言和言战，皆昧机宜，其祸岂能幸免哉？”也就是说，帝国到了那个份儿上，战也罢，和也罢，都已经不可救药！
其实，在冯桂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位老人是不能忘记的，他叫潘世恩，苏州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冯氏高中榜眼的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完全是冯桂芬的运气不好，在他两次即将升迁的关键时刻却因父母去世丁忧。第二次，已是咸丰即位，广罗贤才，潘世恩力荐林则徐、冯桂芬等四人，年轻的皇帝甚至还召见了冯桂芬。但历朝对官员尽孝的考核非常严格，前朝名相张居正身后被清算的一大罪状就是“不丁父忧”。
这时，广西金田一个名叫洪秀全的乡村穷书生率众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了冯桂芬的后半生。
四
咸丰九年（1859），五十岁的冯桂芬辞官回到苏州。
史料记载，他是因触犯权要，流言缠身，看透世态，但实际上，这个太想为社稷奉献一切的士大夫实在是万般无奈。有诗为证。在京城“候补赋闲”，他写下了著名的《五十初度自题小影》和《五十初度小影又题》，内有四句：“有官五品勿卑小，有田十顷勿见少。人生五十不为天，何况余生犹未了。”什么是“犹未了”？明明是意犹未尽啊！
历史给了冯桂芬这样的机会。
咸丰十年（1860）初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兵占领苏州。在太湖孤岛上颠沛数月，冯桂芬和江浙名士顾文彬、潘曾玮（潘世恩之子）、钱鼎铭等避居上海。就是这群落魄士大夫的“乞师之议”改变了天国后期的战争格局，更主要的是，一个后来左右帝国政坛数十年的晚清重臣脱颖而出，他叫李鸿章。
由冯桂芬执笔的《公启曾协揆》洋洋数千言，显然打动了清军“最高司令长官”曾国藩。他让幕僚李鸿章回安徽老家招募军队。结果，淮军登陆上海并击败天国主力，奠定了李鸿章的政坛基础。
冯桂芬和李鸿章的交情从此开始，并延续到子辈。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冯桂芬去世，李鸿章亲撰墓志铭，并在为冯氏建专祠的奏折中归纳了冯桂芬一生做的两件大事：“其有功于地方，尤在沪上乞师、苏省减赋二事，吴民至今称道不衰。”历朝苏松地区赋重，朱元璋公报私仇，更是“其重十倍”。冯桂芬尊母训，几乎一生为“减负”奔走，最终在李鸿章这位江苏巡抚手中解决，所以他对儿子冯芳缉说：“平生宏誓大愿于是始了，可慰吾母于地下矣。”
当然，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李氏帮助下完成的。但有史料表明，作为晚清最为务实的官员，李鸿章如此看重冯桂芬，还是因为冯桂芬洋务思想对他的影响。
木渎老友周菊坤著《冯桂芬传》，对冯氏在洋务思潮中的地位有一评价：“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写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冬十月，当时，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尚未成熟，王韬还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中做翻译。于是，《校庐抗议》就成为最早问世的洋务思潮的唯一代表作。”曾国藩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记下了读到《校庐抗议》的感想：
“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
然而，观念的演进总比世事的变幻要艰难。曾国藩“多难见之施行”的冯氏高论很快被他门生李鸿章推动成一场永载史册的洋务运动。冯桂芬的著名论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庐抗议·采西学议》），成为洋务经典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
这场被海外学者称为“自强运动”的帝国强盛梦想，却在1894年的甲午大战中灰飞烟灭。这一年，恰是冯桂芬谢世二十周年的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