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已经五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开始谈好的，工程完成之前只给饭钱。现在连饭钱也没有了。他们每天吃的是白水煮萝卜或面疙瘩煮白菜，很多时候连盐都没有。这种没有油盐的萝卜白菜吃多了，很多人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发质干枯焦黄，一碰就断。更糟糕的是，由于营养不良和工棚闷热不通风，白天最高温度达到四十多度，长期躺在潮湿的地上，很多人脸上、颈上、手上、背上、腿上，开始起白泡黄泡，皮肤奇痒溃烂。
这些人都默默地在等待，承受着苦难，实在连一分钱也没有时，才派他们的一两个工头，来找阿康和李伟，“借”走一两百块钱，凑合上一段时间。
我很同情他们，又很钦佩他们，可是阿康不愿多给他们一点钱，他说：“他们如果知道咱们还有钱，他们就不会只要这点钱了，咱们出不起。”
我想，阿康是对的。何况我们实在也是没有钱。
时间一天天过去，复工的迹象却是一点也没有。李伟在等待中渐渐消沉，他的酒喝得越来越多，烟抽得越来越勤。大街上到处是研究生在卖报，毒日头下，卖一份报能挣三分到五分钱人民币，还有的大学生在擦皮鞋，卖煮鸡蛋。可是海口能掏钱买报买鸡蛋擦皮鞋的人，就像被秋风扫过的落叶一般，行迹难觅。甚至有大学生在街上捡香蕉皮吃的流言传出。可就是这样，也没有人要走，反而不断有从内地过海而来的人。
存折上还有六千块钱，原来剩的七千元已取出一千贴补家用。自从取出那一千元开始，我们就决定一天两顿，不吃早餐。李伟也戒了酒，减少了抽烟，我们希望这六千元能让我们熬到香港老板带回资金来的那一天。
傍晚下班回到家，推开房门，迎面扑来的烟味呛人。李伟躺在床上，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听见推门声，一动也不动。
我预感到大事不好，快步走过去，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额头像火烫一般的热，他的眼睛充满了血，红得吓人，嘴上是一圈火泡，脸色铁青。
我坐到他的身边，问：“怎么啦？阿伟，你怎么烧成这样？你别吓我。”
他躺在床上，抿紧着嘴，一声也不吭。
又待了一会，见他还是不作声，我起身给他找药。
他拽住了我的手，紧紧攥着：“别走，叶儿。”
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如此脆弱的神态。
我的心像被人猛地一击，沉了下去。
阿康夫妇昨晚不告而别。
今天中午，李伟去找阿康吃饭，叫了半天，也没人应，门没锁，李伟推门一看，只见屋内空空如也，房东说昨晚他们十点多出去的，没见回来，也没见拿东西。
原来东西是从房间的后窗户吊下去的。他们一个在上面吊送，一个在下面接。
阿康走了，这就意味着工地上欠那一百多号人的工资，都要由李伟和另一个合伙人阿良来承担。
阿良几天没联系了，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他。李伟一下子就急病了。
“咱们也走吧。”我感到异常的疲累，幽幽地说。
此时房间一片漆黑，我的心也像这房间一样，看不见一点儿亮光一点儿希望。
“走？房东已堵在下面大厅里，阿康这半月房租没交，他已经骂了半天了。现在逼着我们两家提前交这一个月的房租，否则就不让住。”
就在这时，房东老婆没敲门就直接闯了进来，张嘴又想说什么。我极厌恶这种行为，“蹭”地站起了身，上前几步，把她推出了门外，说：“行啦，你出去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一会儿我就去银行取钱给你。”
我给李伟用冷毛巾敷了头，吃了退烧药，然后揣了存折出了门。
我左掂量右掂量，决定先把这半个月的交了。明天还不知住哪呢？就取了三百，两百交租，一百吃饭。
往家赶时，下起了大雨。还未到楼前，远远地就看见楼门口聚了一大堆人。大雨中，有的打着伞，有的披着蓑衣，有的头顶着竹编的斗笠，有的直直地站在雨中。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就猛地跑过去，冲进了人群中。只见李伟被打倒在雨中，双手抱着头一动不动。四五个民工围着他，有的用脚踢，有的用拳头捶，边打边骂：“你给不给钱？不给，老子今天打死你！”
阿莲和黄健在李伟身边左挡右推，哀求他们别打，却一点用也没有。
“别打啦，我给你们钱。”我大叫着，扑在李伟身上护住他。
“不打，钱呢？”
“这有6000。”
我把钱和存折一起给了工头。
“6000？6000有什么用？他欠了我们6万。”
我摘下了项链和戒指，又摘下手表，说：“这都是钻石的，值一万五，你们拿去当，还有这手表。现金是没有了，求求你们，别打了，他也是没办法，他不是故意不给，你们知道的。”
“小姐，不是我们狠，我们的人连吃饭的钱和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工头收了存折、戒指、项链和手表，口气缓和下来。
“屋里还有两台电脑，一台冰箱，一台彩电，你们都抬走卖了吧，我们只有这些了。”
我从泥水里扶起了李伟，让阿莲夫妇在另一旁搀着他，进屋去。
整天蹲守在大厅里的房东夫妇，现在一点影迹也没有，我从没见过这样无情无义又自私的人。
我和阿莲夫妇扶李伟躺到床上。
那些民工一件件往外搬东西，我的心在一点点破碎。李伟来海口三年，我来海口一年多辛辛苦苦挣下的这点家业，就这么一瞬间全没了。想当时每买回一样东西，我们是多么开心，多么满足，对未来充满了多少希望啊！
阿莲端来水，我拧了条毛巾替李伟擦身。他浑身都是泥浆，头上、额上、脸上、手臂上、背上、腿上都是青紫的大包和血口。我的心疼得在抽搐，眼泪一滴滴地滴在他的身上。曾经那么潇洒倜傥的一个男人，今日竟落得如此地步，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真是残酷。
那些民工走了，屋子也空了。
阿莲和黄健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谢谢你们，你们去吧。”我的眼泪还在流，我从心中感激他们俩。
“别难过了，有什么事招呼一声，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大家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互相帮忙是应该的，我们走了，你们多保重。”
李伟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黑暗中，我看到了他眼角缓缓渗落的泪。
李伟昏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后也不说话。每天吃了就睡，睡了就吃，最多去外面水房刷牙冲凉，然后，又把自己关在屋中。我亦不敢跟他说话，我俩就这样默默地过日子。性生活，已完全下课。
李伟总是在半夜忽然惊叫，猛然坐起。
我知道，噩梦在纠缠笼罩着他。
我抱住他，把惊惧中的他轻轻放倒，一遍遍在他身上抚摸，一遍遍用十指替他抓头捏头，看着他的精神渐渐舒缓，慢慢睡去。
他侧身躺在我怀里的姿势特别可爱，像纯洁的婴孩一般安恬，呼吸轻柔均匀，鼻翼歙动，睫毛微颤。我久久地注视着他，怎么看也看不够，忍不住，就悄悄地用舌尖去舔他浓黑的眉毛，长而密的睫毛，高挺秀美的鼻子，和他那几近完美的嘴唇。一股温暖的热流渐渐升起，在我的心中涌动。
后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悄悄翻身下床，悄悄溜出屋外，骑着单车，在海口的大街小巷狂奔乱窜。有时正骑得飞快猛然刹住车，跳下车弯腰双手举起单车，使劲摔出去，然后，对着空寂的街道和天空嗷嗷大叫，那叫声凄厉、苍凉、高亢、尖锐，像一只被困铁笼中的狼在嗥。
躲在另一个角落里，悄悄跟随着他的我，看到这一幕，总是泪流满面。
白天，他的许多习惯也变了。他已不会从容吃饭夹菜，而是狼吞虎咽，三抓两塞，吃完便“叭”地放了碗筷，说：“我饱了。”就下了餐桌。
过马路上街，他再也不牵我的手，护着我，而是一个人匆匆冲过去，留着我在街那边发呆。
偶尔和人谈话时，他的手脚总是在不住的乱动，有时下意识地把手中的东西一点点撕碎。
阿莲敲门进来，递给我一沓钱，说：“这是800元，你们先用着。”
接过钱，我低着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长到二十几岁，我还从没有对一个人说过这么多感谢的话呢。
阿莲借给我800元钱，这让我感到自己很卑下，羞愧啮噬着我的心。
我拿400元交了这月的房租，剩下400元在我袋中装着。
看着昏睡的李伟，我想我再也不能像这样等待下去了，我们等不起。
第二天上班，我找了陈先生。陈先生还是一脸平静，公事公办的样子，也还是那句话：“有事吗？林小姐。”
我说：“对不起，陈先生，我想问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发工资，能开工？”
“你有什么困难吗？林小姐。”他看着我。
“没有，我想辞职。”我平静地说。
“为什么？有别的公司请你吗？”
“没有。”
“如果有别的公司请你，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走？你干得很好。”
“我原单位让我回去。”我撒了个谎。
“你原单位在哪？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我们也可以跟它商量。”
“不行，我们是国营单位。”
他望向我的眼光，全是温柔。
我低了头，不敢和他的目光相遇。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走出了陈先生的办公室，没想到他会这样挽留我。
第二天，我向他递交了辞职信。
他的脸冷极了，盯着那信，看了好久，才说：“你干得很好，为什么要走？留下来帮我好吗？”
“对不起。”
我知道400元钱用不了多少天，公司开工又遥遥无期，工资更不知什么时候能领。按规定，辞职要提前半个月，所以我每天还是照常上班，我希望厂里能发给我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
四天之后，陈先生领来一个海南籍的女孩，说是新招的文员，让我带带她。
头一天，我给那女孩交代完了那些日常事务。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两个坐在一张办公桌边，大眼对小眼，再也没事可干。
自她来后，陈先生再没与我说过话。
我感到压抑、沉闷，我知道他在惩罚我。他竟会以这种方式，会这样。但为了那三个月的工资，我必须忍耐，我一遍遍告诫自己。
半个月终于熬过去了，正逢星期五，不见陈先生，我想可能是周末他回香港了。等到星期一，陈先生没来上班，星期二也没来。我终于明白，他在避开我，让我自己走，我就是在这里再等上俩月，他也不会给我钱。
星期二的下午，我走出了工厂的大门，离开了这个我曾工作了一年多的地方，这个曾带给我人生第一次自信的地方。
没有人送我，也没有可告别的人。
出了大门，我没再回头，我发誓再也不会回到这里。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流了一路。
晚上吃饭时，我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阿伟。”
他抬起低着的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小心翼翼地说：“阿伟，我辞职了，我想明天去找工作。”
这次他低着的头没有再抬起来，沉默一阵后才说：“随便”。
他这冷漠的样子让我心酸，有一股热辣辣的冲动涌上我的喉头，我想喊：“我们家里只剩100块钱了，你知不知道？”但我心疼他，强忍着，心想，我一定要尽快找到工作，我们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我发誓不能再借钱，这是很羞耻的事。
现在，这个小二楼的夜晚是寂静的，过去那种生机勃勃的场景再也没有了。阿康夫妻走了，阿三阿香也走了，只剩我们和阿莲两口子，中间空着两间房。阿莲和黄健也极少来串门，有时候在水房碰上，点点头，算是招呼。周末的聚餐早已取消。我不知阿莲两口子整天在忙啥，阿康他们去了哪，阿香现在过得怎么样。
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郁闷烦躁，我就想唱歌，而一张嘴，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泪在我的眼眶中打转，没有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