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嗡——”轮船发出一声沉闷的汽笛声。值日大副拿着扩音喇叭在载有乘客的船舱走廊里边走边说，“诸位，东方的巴黎——上海快到了。”他或许是北欧人，英语说得并不悦耳，可乘客们却如听到教皇亲自宣讲福音书一般兴奋起来。马克·杰菲随许多性急的乘客涌上了甲板。说性急并不准确。一大群人在狭小的空间里挤了两个来月，天气闷热，走廊上已能闻到近乎猪圈一般的气味。听说目的地要到了，谁不想在第一时间亲眼看看在许多难民中传说得神乎其神的东方乐土。马克·杰菲和众人看到的只是一片混蚀的水域。和那湛蓝的海水有异，大家知道轮船已驶入长江口。一艘小汽艇靠了上来。双方用扩音喇叭交谈了几句，轮船便尾随小汽艇航行。岸线终于出现，那些几近贴在地面上的瓦房和茅屋令心焦的乘客有些失望。他们所看到的这种比欧洲中世纪还要单调的乡村景观难道就是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
轮船继续前行。两岸具有工业文明特征的建筑——高耸的了望塔、错落的栈桥和码头、巨兽般横卧着的库房、还有马路上蠕动着的汽车——都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更多的乘客涌上了甲板和船舷过道，连舷窗窗口里也挤满了人的脑袋。“马克·杰菲博士——”有人在喊。马克·杰菲回头看见妻子安娜走出舱门，手里还牵着瘦弱的女儿劳拉，他快步迎上前，搀住妻子，说：“亲爱的，江面风大，你应该呆在船舱里。”“我高兴，可有点头晕。”安娜微笑着摇摇头，倚着丈夫挤到前甲板的桅杆下，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漫长的海上航行耗尽了安娜的体力，也损坏了她的健康。食物的短缺使劳拉变得越加瘦弱。她的亚麻色头发失去了光泽，眼神怯怯的，两颗门牙显得很大。她依偎在母亲身边的神态如同一只初次走出洞穴的胆怯的人形啮齿类动物。
轮船在徐徐前行，北岸出现了一些高楼。马克·杰菲伸长脖子寻找那地标性的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和那座著名的外白渡桥，那是他在印刷品上看熟了的。正是这些具有标志性质的建筑和关于东方乐土的传说才吸引他携带妻女远渡重洋而来。然而他刚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看到熟悉的模糊轮廓，轮船开始减速。船首的铁锚下坠时发出巨大的声响。那似乎是个信号，乘客们返回船舱收拾自己的行李。轮船靠上一座肮脏零乱的码头，右侧放下了舷梯。乘客们紧挨着下船。很多人一踏上码头，放下手里的行李就跪下，亲吻着土地，然后张开双臂，感谢上帝赐于了新的希望。马克·杰菲一家是最后下船的。安娜拉着劳拉，像她那些俄罗斯同胞一样跪地亲吻，双眼还满噙着热泪。马克·杰菲也想随妻子一同祈祷，可他手里提着皮箱，肩上搭着两只沉重的帆布袋。那里边装着马克·杰菲视若生命的东西——一整套做化学试验所需的玻璃的陶瓷的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器皿和量具。重复一次放下背起的动作就多一次破损的可能。为避免损坏试验用具，马克·杰菲只得背着帆布袋直挺挺站着。安娜结束了祈祷。
她起身环顾四周，许多同船抵达的人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后在拥抱在高兴得哭泣，然后肩扛手提行李，陆续离开了码头——没有人来迎接他们。她的远房堂兄亚力山大罗维奇不见踪影。安娜善解人意地微笑一下，说：“或许手头有事，亚力山大罗维奇晚一点会来的。我们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她从没来过上海，可她似乎对轮船停泊的港区很熟。她与马克·杰菲出了码头，走到马路对面一家面包房的屋檐下，帮着丈夫仔细卸下了肩上的帆布袋。面包房正在出售新鲜面包，那股香喷喷的味道引得劳拉踮起脚尖往店铺里窥视。安娜看到有人用硬币买面包，便掏出一块墨西哥银元向店员晃了晃。那店员是中国人，可能在码头附近做久了，从相貌和举止上判断出安娜是俄国人，于是他用俄语介绍起了各式面包和价格。
安娜立刻明白上海的物价比欧洲便宜许多，就买了一只荞麦面包，三杯牛奶。令她没想到的是，买这些食品只花二角，还找回来许多零钱。安娜在将面包掰开分发时，好心的店员说可以到店里坐着吃。安娜摇摇头，微笑说：“谢谢了，我们还在等堂兄来接船。坐在店里怕见不到他。”店员忙着应付别的顾客，暂时不再与安娜说话。三个人吃着面包喝着牛奶，这是他们阔别许久的新鲜食品。马克·杰菲很绅士地将面包撕成块后往嘴里送。他一边吃一边注视着泊在码头边的轮船，吊臂来回移动，码头工人已在卸载货物。那是一艘客货混装的海轮而非豪华邮轮，它泊在看起来肮脏杂乱的码头是天经地义的事。马克·杰菲也微笑了下，他们一家也不是出门观光的阔人，只是战争难民而已。
与安娜不同，马克·杰菲并不是俄罗斯人，他出生并在德国长大，从纽伦堡大学获取药剂学博士学位后到俄国，与安娜相爱后才加入了俄国国籍。他们的颠沛生活从俄国革命爆发前就开始了——那时的安娜可真是美若女神呀！“你们的亲戚还没来接么？”那位店员问道。店员的问话打断了马克·杰菲的美好回忆。“是呀——可能他走错地方了。”安娜有点无奈地说。“怎么可能呢。这条船的行程是固定的，到上海也只停泊在这个老宁波码头（今公平路码头）。”那店员友善地问，“你们有亲戚的地址吗？”“有的。”安娜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离这里不远。一直往西走，大约有三站路。”店员侧首看了下信封，又指点说。“三站路要走多久？”安娜不放心地问道。“大约有两公里，你们带着东西，走一个多小时吧。”店员又去接待别人。马克·杰菲说：“我看见有人力车提供服务。”安娜想了想说：“我们还是走吧。万一堂兄来接，我们在路上还能遇到。”
马克·杰菲往肩上驮帆布袋，安娜搭了一把手，还抢着提了口小皮箱。她牵着劳拉，引着一家人往西走去。到路口她看见路牌上写着东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掏出信封核对一下，夫妇俩相视苦涩地一笑，三个人就沿这条路走了下去。两边的欧式建筑越来越高大，南北向的横马路内居住着许多俄罗斯人。待走到马路转向，安娜也没碰到亚力山大罗维奇。她估计东百老汇路已经走到了头，问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得到了肯定答复，她决定就在附近投宿。杂货铺老板指点拐了弯再往前走一点，就有一家过得去的旅馆。安娜道了谢，与家人拐了弯往前走，果然看见一家挂着欧罗巴招牌的旅馆。那旅馆算不上豪华，但规模还不小，安娜掂量了下走进门庭。“欢迎入住欧罗巴旅馆——”前台一位有点谢顶的接待生用英语招呼道。安娜微笑一下说：“我们是俄罗斯人。先生能说俄语吗？”那接待生说：“我也是俄罗斯人。这儿居住着许多俄罗斯人。”“那太好了。您认识这个人吗？”安娜递上信封问道。接待生看了下说：“听说过这个人，可能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安娜心里一凉，抓住接待生的手问：“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接待生看了眼逐渐昏暗的马路，说：“你们先住下来，这一带晚上的秩序有点乱。”安娜叹了口气，看了下房价表，要了间最便宜的房间。安娜跟着接待生走向半地下的客房时只注意脚下有无障碍物，而马克·杰菲有点不自然起来，好像全家来到上海的初夜就住旅馆的廉价房间都是他的过错。接待生开了房门，把行李搬进房间，说了句餐厅也有大餐供应后离开了。安娜检查了一下房间和盥洗室，里边有个浴缸，她显然对这间比船舱大上许多的客房非常满意。她拧开笼头试了下还有热水，从皮箱里取了内衣就和劳拉先洗了个热水澡。等马克·杰菲也洗了澡并刮了胡子，她才领着全家人去找餐厅。她为每人点了一份炸牛排、罗宋汤和水果色拉，再加上随意取用的面包，拢共才花去６角银毫子。“马克·杰菲博士，上海的物价太便宜了，简直是提供廉价食品的天堂。上帝可让我们找着活下去的好地方了。”回客房后，安娜躺了没多久就呻吟起来。马克·杰菲去皮箱内取出自备的感冒药，倒杯水让妻子服了药。马克·杰菲将旧沙发拖到床边，躺下时祈祷安娜快快康复。
杜士康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每周日清晨必来守真堂做弥撒。他认识许多教友，也认识在圣芳济书院兼任校长的朴方庭神父。杜士康随教友们吟唱了阿门后，周日弥撒结束，他起身离开了教堂。从北四川路往西，江西北路一带全是走道逼仄的里弄房屋。杜士康的家就在这一片居民拥挤的区域内。沿途可以闻到食物在人的胃里发酵了一夜后飘散的杂陈五味。回到家里，迎接他的却是极琐碎的事。这些杜士康都已经习惯了。他跨进门槛时，他的悍妻唐凤娣已经起床，看男人空着双手，乜斜着惺忪的睡眼，没好气地问：“怎么没带早点回家？”杜士康说：“换了外套，忘了带钱。”唐凤娣吼道：“把外套换回来，快去买粢饭豆浆。”孩子们纷纷爬起床，乱嚷嚷道：“我要老虎脚爪——我要大饼油条——”杜士康很快去弄堂口买来粢饭豆浆。
孩子们也不挑剔，每人取了一份大嚼起来。杜士康吃了自己的一份，洗把脸准备出门。唐凤娣拦在门口说：“礼拜天怎么还要出门？”杜士康说：“药行的生意清谈得很，我要去商议些办法。”唐凤娣说：“意大利老板这么小气，礼拜天去上班又不加薪水的。”杜士康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德发药行的经理呢。”唐凤娣说：“我们要靠你养家，你一定要去也罢，去之前必须把这盆床单洗了。”杜士康只得蹲下洗涤床单。他边洗边埋怨自己，怎么就没能多挣些钱请一个保姆，怎么就碰上了这么个凶悍的只知打麻将的悍妇，怎么就养得一群拖着鼻涕的儿女。他记不得自己小时候是否也拖着鼻涕。看唐凤娣的娘家孩子都拖鼻涕，想这毛病大约是遗传自母系了。好不容易洗完一盆床单，晾晒时唐凤娣又甩过来一堆衣裳。杜士康看时间已到，也不再啰嗦，一骗腿跨上自行车，逃也似的骑出了弄堂。
杜士康骑车来到开设在大世界对面的德发药行时，伙计已卸下排门板，用毛巾在擦拭着玻璃橱窗。他到药行一侧的弄堂内支自行车时，伙计一溜烟跑过来说：“杜经理，大老板已经来了，你说奇怪吗？”“噢，感谢你告诉我。”杜士康锁上自行车后说。大老板就是德发药行的董事长桑德发先生。杜士康走向店堂时有点吃不准这意大利老头于周日上午来药行的目的。他走进店堂时，桑德发先生正吹着热气喝咖啡。看到他时放下了咖啡杯，但两撇小胡子仍一翕一翕的，说明老头儿是真生气了。杜士康哈了下腰说：“桑德发先生您好，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桑德发语气有点生硬地说：“堂堂一个德发药行的买办，怎么还骑自行车呢？董事会发给你的工资足够养一辆汽车了。”杜士康堆起笑说：“桑德发先生，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呀。
”桑德发理了下胡子说：“你们这些中国人，就喜欢生孩子。我看你太太不怎么样，干嘛还要和她生那么多孩子。”杜士康苦笑笑说：“桑德发先生，这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我来并不是管你生多少孩子。”桑德发先生叫伙计为杜士康倒了杯咖啡，示意他坐下，说，“我的新药快研制出来了，药行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杜士康取来营业记录，翻阅了下说：“这几日门店的销售额有所回升，我还和数家药房谈妥了批发业务。他们表示可以进一些德发药行的西药，但他们抱怨德发药行的西药太高级太贵，希望研制生产一些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药品。”“有希望有希望。你只要签下那些供货合同，德发药行的市场占有额就会回升。”桑德发啜了口咖啡说，“我看你也很辛苦，给你配个助手怎么样？”杜士康点了下头说：“这都听桑德发先生的。”“好，大家共同努力吧。”桑德发先生戴上礼帽，拄着司的克离开了药行。
“先生，您认识这位叫亚力山大·亚历山得罗维奇的人吗？”当马克·杰菲手持信封找到确切地址，询问了三位俄罗斯人而得到一致的答案——亚力山大·亚历山得罗维奇已经在一次街头打斗中死去，他便放弃了寻找。回到欧罗巴旅馆的半地下室，马克·杰菲看到安娜还躺在床上，劳拉则缩在旧沙发里陪伴着母亲。他觉得空气有点闷湿，便打开嵌着磨砂玻璃的窗户。窗口外罩着一只铁框，没有围墙，在新鲜空气涌进客房的同时，马克·杰菲看到许多匆忙行走的脚。脚步声惊醒了安娜。她吃力地抬起头，问道：“亲爱的，没找到堂兄么？”马克·杰菲把寻找过程简单叙述了一遍。安娜挣扎着下床，跪到地上，祈求堂兄的灵魂早日进入天国。马克·杰菲搀扶妻子，说：“亲爱的，你还病着呢。”安娜顺从地任由丈夫托起她放到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