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安庆城的曾国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江西抱怨无权无钱的兵油子了。有了商业税支撑，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瓦解海关总税务司抓南北资本的大棋局。奕组建海军舰队的行动，让曾国藩有了自己造枪炮轮船的长远计划，他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6]
造枪炮造战舰，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军工产业，硝粉、钢铁、硫黄、木材等原材料需要大量的供给。一旦汉族武装集团自己开设军工厂，在以军费为主的国有资本的推动下，军工厂将带动整个军工产业资本的兴起，到时候吸引的不仅仅是南北的传统资本，还将吸引洞庭帮这样的新兴买办资本。那时还可以延展与军工相关的各个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一场浩大的经济改革即将推行开来。
徐寿跟华蘅芳的到来，曾国藩早有安排。在江西的时候，关于造枪造炮，湘军已经有相当的技术了，只需要将当年江西的枪炮局搬到安庆就可以，唯独机器局跟造船局令曾国藩担心。这两项可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尽管徐寿和华蘅芳出版了数学、物理方面的专著，但是机器跟轮船不是仅凭抛物线理论就能造出来的。
轮船是要造的，机器更是要造的。尽管曾国藩对徐寿跟华蘅芳的真功夫了解不多，但是他深信：“智者尽力，劳者尽心，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17]不难发现，曾国藩对徐寿跟华蘅芳的到来信心满满，“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不过一两年，就可以剿发逆，勤远略。
徐寿跟华蘅芳到达曾国藩府邸之后，三人进行了一番长谈，政治军事两人自然不会提及，他们明白曾国藩关心的是他们能否造出轮船机器。徐寿跟华蘅芳尽管在数学跟物理方面已经名声在外，可是真正造机器他们就不行了，他们对机器的了解仅限于从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所写的《博物新编》中见过的轮船插图。
造轮船最为关键的是发动机，曾国藩曾经打算从洋人手上购买一艘让徐寿他们仿造。可是奕跟英国人动作迅速，一旦英国人的战舰开到中国沿海，安庆的造船工程就要停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自己造船已经没有必要了。曾国藩等不及了，让徐寿跟华蘅芳立即投入火轮的研发中。华蘅芳负责“推求动理，测算汽机”，徐寿负责“造器置机”。
徐寿跟华蘅芳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发现，造火轮根本就不是看一两本书就能搞定的，两人只好购买了《博物新编》《海国图志》以及何卜森翻译的《蒸汽机简述》，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习蒸汽机的基本原理。两位技术幕僚的闭门造船，让曾国藩陷入了美好的梦境之中。两位在安庆刚刚安顿下来，遥远的上海滩就惶惶不可终日，诡异的上海局势让曾国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钱袋子与枪杆子的较量：淮军渡兵上海滩
一封来自上海的求援信
1861年11月18日，安庆城阴霾密布。
曾国藩正在参观徐寿、华蘅芳的工作室，这两位以幕僚身份秘密研发蒸汽机的年轻人很是卖力。这个时候，曾国藩对两位的专业功底依然是有所怀疑，但是他坚信，只要用心去研究，就一定能够造出拥有中国知识产权的蒸汽机轮船，大清帝国就能自己打造海上舰队。
突然，一位军校飞奔至工作室，曾国藩眉头一皱，对这位鲁莽的军校擅闯工作室感到很不爽。军校已经顾不上曾国藩的训令，跪在他面前大声禀报，说一位叫钱鼎铭的户部主事从上海而来，携带着一封庞钟璐的密函，要当面呈送部堂大人，正在会客厅等候。
曾国藩一听钱鼎铭跟庞钟璐，就直奔会客厅。钱鼎铭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可他的老爸是原湖北巡抚、林则徐的铁杆禁烟盟友钱宝琛。钱宝琛去世之后，钱鼎铭在太仓丁忧，此时为何来安庆？
庞钟璐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847年，殿试原本是第八名，道光皇帝看了他的卷子，钦点为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探花郎。在八股取士的岁月里，庞钟璐那是正儿八经的天子门生。此人官运亨通，做过礼、工、吏、户、兵诸部的副部长，做过刑部一把手。老父亲死后，丁忧结束的庞钟璐担任江南督办团练大臣，一直跟太平军激战在江南一线。
曾国藩非常了解庞探花，庞探花在江南督办团练期间，国家财政拨款少之又少，只能自己设置税务局征收商业税，再用商业税招兵买马。跟太平军激战数十次后，庞探花被迫撤退到了上海，现在在上海领军上千人。曾国藩之前没有跟这位天子门生有过交往，这一次钱鼎铭亲自送来庞钟璐的密函，一定有十万火急的大事。
会客厅，钱鼎铭正端起茶杯，见曾国藩快步走进来，立即起身行礼。曾国藩扶起钱鼎铭，眼前这位小小主事仪表不凡，颇有他父亲钱宝琛的风范。钱鼎铭从马蹄袖里将庞钟璐的密函摸出来。带着钱鼎铭体温的密函实际上是多位江浙官绅的联名信。
庞钟璐的署名后，还有正在吴江老家丁忧的兵部侍郎殷兆镛、湖北盐法道顾文彬、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玮、吴江人侍读学士杨庆麟。这是一个庞大的江浙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希望节制江南四省兵马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出兵援救被太平军攻打的上海。
曾国藩认为，太平军在安庆会战失利之后，一定会猛攻上海，甚至为了取得跟西方势力的合作，他们完全可能跟西方势力有秘密的谈判。而经历了安庆会战之后的湘军还需要休整，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贸然出兵上海。
钱鼎铭离开了曾国藩的会客厅，不过这位户部主事并没有立即回到上海，他知道曾国藩身边有一位正在练兵的道台李鸿章。李鸿章是八股文士出身，其父令其在曾国藩手下学习，一直没有单独带兵打过仗。钱鼎铭决定会会李鸿章。
钱鼎铭的到来，令正忙于练兵的李鸿章颇为惊讶。现在太平军围攻上海，钱鼎铭秘密抵达安庆，看来江浙势力已经失去了抵抗力。钱鼎铭为了让李鸿章怂恿曾国藩答应出兵助剿，滔滔不绝地给李鸿章讲解上海的形势，说尽管上海只是一个县的行政编制，但是自从向洋人开放以来，“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如果放弃这么好的地方，“弃之资贼可惋”。[18]
钱鼎铭的分析大大地刺激了李鸿章，可是最终的决定还需要曾国藩下，李鸿章也无能为力。最终，钱鼎铭只能遗憾地回到了上海。
势力复杂的新经济中心
自《南京条约》签署后，欧美商人就纷纷从广州向上海转移。到1843年年底，就有11家外国商人开设的洋行。到1859年，洋行数量已经增至75家，主要是以怡和、宝顺、旗昌、沙逊、琼记为首的老牌鸦片商行，以及义记、泰和、裕盛、丰茂、祥泰等为首的纺织品洋行。随着贸易的攀升，上海已经逐渐取代了广东的经济地位，成为帝国新兴的经济中心。
广东商人早年在广州黄埔跟洋人做生意，他们都是做轻资产的对外贸易。《南京条约》的签订废掉了广东十三行的公行制度，中国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加之两度发生大火，导致大量的贸易商人倾家荡产。不少商家子弟随洋商北上，到上海打拼。广东商人到上海后，被中国官吏盘剥，导致其以合股的名义，继续跟洋人合资做生意。
广东商人在上海同洋人合资，加速了上海经济的繁荣。曾国藩的部队投入安庆会战后，上海每年为湘军贡献的军饷超过180万两白银。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感叹：“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金60万金，实为天下膏腴。”[19]
钱鼎铭送抵安庆的密函中，给曾国藩传递了另一个重要信息，即广东商人跟江浙商人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利益群体。尽管江浙富商在太平军进入江浙后涌入上海，但他们跟洋人做生意需要通过广东商人，所以他们跟洋人的合作要远逊于广东商人。
曾国藩给家人的信中提到的每月60万厘金，事实上主要来源于江浙商人。广东商人因为卷入欧美商人的寡头政治中，曾国藩这样的地方大员很难将广东商人掌控在自己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美商人涌入上海，在上海租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财阀政治集团，他们也成为这个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怡和洋行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鸦片战争的幕后推手，沿着大江大河北上扩大其经营范围是怡和洋行的奋斗目标。到了上海，怡和洋行为了保住商业领袖的地位，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就经常操纵其他洋行将怡和洋行的行东选为工部局的总董。以怡和洋行为首的财阀们通过控制政府机构，进一步牟取更大的利润。
中国商人成为政府官员的也有，当初的上海道台吴健彰，早年是个鸡贩子，后来做国际贸易，成为广东十三行中同顺行的老板，人称“爽官”。鸦片战争后到上海做生意，后来花50万两白银买了一个道台的宝座，一下子从卑贱的商人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高级干部。
吴健彰花大本钱买官，自然就要从官场、商场上找补回来，贪污腐败成为必然。可惜吴健彰的官瘾还没有过，小刀会就在上海闹起义，吴健彰就计划联手洋人剿灭起义军。因为他发现，一旦起义军占据了上海，那么洋人跟自己都将完蛋。洋人做生意跟自己不一样，他们身上有着的不仅是一官半职，还代表着他们的国家，所以说跟洋商联手，剿灭起义军不在话下。
当太平军猛攻上海的时候，以唐廷枢、徐润为首的广东商人在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中舒舒服服地做生意。而以钱鼎铭、庞钟璐为首的上海士绅则一下子成为了太平军打击的重点。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等人一时惊慌失措，不过，他们了解到恭亲王奕跟英国人正在做战舰采购生意，如果英国人这个时候跟太平军联手，那么恭亲王的那一笔生意以及《北京条约》就将成为空谈跟废纸。江浙财团决定冒险一搏。
发兵上海滩
巴夏礼，江浙财团冒险的理想人选。
这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推手，现在正在上海担任驻沪领事。他在黄州府跟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因为进攻武汉问题洽谈得并不愉快，他肯定也不想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北京条约》成为废纸，加上欧美商人为了防止太平军烧杀抢掠，已于1862年1月3日组织了“西人会防公所”，这个时候巴夏礼完全会答应联手中国商人进行会防。
1862年1月13日，上海中外会防局成立。附属于西人会防公所的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等人入局听命。上海中外会防局下设11个分局。[20]各个分局负责向总局提供情报、筹措军费、供送粮秣。
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曾国藩的案头。广东商人已经依附洋商旗下，因为自己拒绝了庞钟璐等人的请求，江浙财团立即倒向了洋人的怀抱，尤其是倒在了巴夏礼的脚下。更令曾国藩怒不可遏的是，上海中外会防局还制订了三大军事行动计划：“复宁波以树声援”“乘空虚以取苏州”“会曾兵以攻南京”。[21]
江浙财团跟巴夏礼联手，将军事行动计划都给曾国藩做好了。如果曾国藩不答应江浙财团的借师助剿的计划，那么将面临每月60万厘金的损失，湘军的军饷跟后勤保障就会出现大问题，安庆造枪、造炮、造船的军事工业改革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更重要的是，洋人可以通过“以华制华”的策略，假江浙财团组建军队，向江浙腹心地带扩张，湘军辛辛苦苦跟太平军鏖战十年的战果都将功亏一篑。
在枪杆子决定钱袋子，钱袋子决定改革命运的时刻，曾国藩选择狙击巴夏礼的计划。
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出兵上海。曾国藩命令李鸿章按湘军模式改编庐州一带的团练，名曰“淮军”。由合肥的张树声约集了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张遇春等团练领导人，在皖北招募，先后编成了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
淮军诸营在两个月内陆续成军开至安庆。1862年2月22日，淮军各营在安庆北门外集合，由曾国藩跟李鸿章检阅。清一色的新建淮军让曾国藩很是担心，一旦到上海被一击即溃，那自己将彻底失去江浙财团。曾国藩当天拨出曾国荃的开字两营、薛焕的林字两营、陈士杰的熊字一营和垣字一营划归淮军，自己的两营亲兵充任李鸿章的亲兵。淮军一下子成为十三营6500人的庞大队伍。
曾国藩出兵上海令江浙财团立即兴奋起来，面对太平军海上的重重封锁，江浙财团决定帮助李鸿章海渡淮军。1862年3月28日，钱鼎铭带领一帮江浙财团人员，驾驶着从英国商人那里租借来的21艘商船，分三路悄然抵达安庆。4月5日，第一批淮军从安庆坐船出发，到6月初，李鸿章的6500人全部运抵上海。曾国藩的兵渡上海滩行动令北京的恭亲王如芒在背，北京跟安庆之间一场更大的较量开始了。
你唱双簧，我将计就计：曾国藩和奕的钱袋子之争
奕再奏购买船炮
1862年2月19日，朔风漫卷紫禁城。
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跟李鸿章正在调兵遣将，上海滩的士绅正在商议租借英国商船运送李鸿章的军队到上海。就在2月19日这一天凌晨寅时初刻，议政王大臣奕走进了朝房，在等待寅时三刻的这短短30分钟里，奕时不时摸摸马蹄袖里的奏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