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二哥正准备结婚，心情特别好。他从小沉默寡言，农校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被父亲留在身边，视为继承木匠祖业的不二人选。大哥身体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来叛逆，决不顺从，弟弟们又还小。正缺人手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让二哥决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从没提过自己的志愿，倒是有一回跟父亲对话，让我们听出了端倪。那时，乡下的电线杆、墙角常贴有招募远洋渔工的广告，这些广告无疑使他夜夜难眠，想去外面世界闯荡。鼓足勇气向父亲开了口，却是不到两句话就被断然驳回。从那时起，他的话更少了，直到想参加广播电台的全省歌唱大赛。
无论锯木块、刨木头、凿榫头，他都在旁边放台小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就在阳台上吊嗓子练唱。县里初赛在镇上唯一的戏院“农渔之家”举行，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兴奋地跟去加油，没想到音色不错、平时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场而走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涨红的脸。
在单调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还是培养了一点乐趣，在阳台上钉了一格格花架，吊满上山采来的野兰花。那次回家，发现后院屋檐下悬着一只掉了壶嘴的老茶壶，兰草恣意地从里往外冒，其中一枝还悄悄开成一朵花。
那个小天井是我们夏天冲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猪栏。全家唯一的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间，因有了这壶兰花而绿意盎然、生气勃勃。我捧着哈苏相机对焦，四散下垂的兰叶在对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让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家的世代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