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在美国联邦储蓄所波士顿分行工作，我的顶头老板乔万尼是分行主管宏观经济政策的副主席。当别人得知我的工作，第一个反应就是“原来中国人也能去美国央行工作！”接下来的反应就是“美联储到底是干什么的？”工作两年下来，我多次想要回答我所理解的美联储和美国货币政策，却惶恐驾驭不了这样宏大的问题。在巨大的政策机器之中，我不过是看到其中一隅的井底之蛙。而这小小的一隅，我也并不是毫无偏见地看到的。我的老板乔万尼，他的为人处世，他的思考方式，深深影响了我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理解。
我第一次见到乔万尼是在大四的秋天。那时我刚刚经历了一个郁郁寡欢的投行实习，拿着几张全职华尔街工作的录取信，却幡然醒悟我永远不会喜欢这一行。而大学前三年我所有的职业准备都在金融上，从没考虑过其他出路。我醒悟得太晚了，开始疯狂出席那些我从未考虑过的职业介绍会：科技、教育、非营利性机构。这时有一个好心的朋友问我对宏观经济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当然有兴趣，那个秋天我对一切非金融业都充满了外行的好奇。这位朋友因为自己对宏观经济的兴趣，曾经找过波士顿美联储的工作，于是建议我给乔万尼写信。我向这位陌生的经济学家去信，那封啰唆的信与其表明了我对美联储工作的兴趣，不如说是表明了我对华尔街的恐惧。乔万尼回信了，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见面谈谈。几周之后，我在波士顿美联储的研究部见到了乔万尼。我穿着西服套装高跟鞋，走进了一个像极了图书馆的楼层，乔万尼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我，他穿着T恤牛仔裤，赤脚，一个微笑的意大利男人。
那个面试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却了，只记得乔万尼没有问我任何问题，而是从头到尾都在和我解释他的工作，面试的最后他便告诉我我被录取了。我晕晕乎乎地和他出了办公室，他提议不如去周围随便吃一顿午饭。另一个经济学家问我们去吃什么，他说意大利面，于是她很快地报出一个名字：“一定是去那家！”我讶异她料事如神，她却笑道，那是当然，整个波士顿，乔万尼只对那家意大利店还看得上眼。于是，我们去了这家“全市唯一可吃”的意大利饭馆，各自点了碗面。乔万尼一言不发，默默吃着，安宁而松弛。吃罢午饭，我们在一座跨海的小桥上走了走。9月的初秋，阳光灿烂，海鸥在桥上飞。搬到波士顿后，我才恍悟这样美好的天气只出现在晚春和初秋的短短几周，而代价却是漫长寒冷的冬季。可是在那座漂亮的小桥上，我抬头看看临海的办公室，心想我会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份工作。
于是，毕业后我每天到这栋临海的办公室工作。面对美国国徽，经过金属探测器和持枪警卫的安检，上到九楼，气氛突然一变：没有西装革履，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这里更像是个大学，有图书馆，有资料室，午餐时间常有大学教授来介绍自己的研究，而他们的听众一边嚼三明治一边提问题。这样的反差恰好说明了美联储研究部工作的性质：一个自由的学术机构，却位于森严的保密和官僚制度的核心。
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可谓所有现代央行的范本。它由位于华盛顿的一个中央委员会和遍布美国的十二个分行组成，每个分行除了监管本地区的银行机构，其最主要的职责是独立且共同地研究美国宏观经济状况，预测经济走势，提出货币政策方案。历史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两大使命是稳定物价、控制失业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被法律赋予了第三个目标：保持金融业的稳定。这三个目标彼此牵制，此消彼长，如何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可行的货币政策，是我所在的研究部的工作职责。自1913年国会的“联储议案”以来，美联储已有百年历史。这一百年中，艾伦·格林斯潘担任主席长达十二年，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影响了公众对美联储的认识。在格林斯潘任期内，美国经济比较繁荣稳定，而格林斯潘又以措辞含混高深莫测著称，于是他被冠以“巫师”的雅号，仿佛是他对美国经济施以了美妙难懂的魔咒。可是，格林斯潘退休不到一年，美国就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并最终导致了2008年这场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正如当初经济的长期繁荣引发的对格林斯潘的个人崇拜一样，经济衰退又使人们一边倒地指责格林斯潘的失职。其实，也许格林斯潘最大的过错不是埋下了次贷危机的隐患，而是他引发了大众对这一行的普遍误解：认为宏观经济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巫术”；认为美联储对于经济走势有着绝对控制权。
颇有些“国家不幸经济学家幸”的意味，我是在非常时期加入美联储的。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在五年后仍然可以感觉到：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使美联储一改往日保守稳定的姿态，被迫主动出击。美联储最常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是调节短期利率（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可是这个利率早在2008年末金融大跳水时已经被调整到了最低限度：零，并一直保持至今。美联储失去了这个最得力最熟悉的政策工具，被迫摸索尝试许多“非典型”的政策手段。光是这两年新出台的“非典型”大政策，就有影响巨大也争议巨大的“扭曲操作”（2011年秋）和第三轮“量化宽松”（2012年秋）。不过，在更加深入地谈论货币政策之前，我还是先讲讲我的老板乔万尼，一个绝非典型的宏观经济学家。
乔万尼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小镇伊夫雷亚，这座古老的小镇如今以每年2月的“扔橙子大战”闻名。成千上万的小镇居民和游客组成九支队伍，在狂欢气氛的三天中，向敌队大扔橙子。相比那些刻意强调禁欲的民族文化，大概只有这种提供了某个宣泄渠道的文化才能养育出真正平衡和谐的人民——正如永远好脾气的乔万尼。他在故乡待到高中毕业，然后进入了米兰的博科尼大学读经济学本科。乔万尼告诉我，经济系在学校里不是个大系，他学经济学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他只是更加不喜欢大学的其他专业：其他专业，当然指的是博科尼闻名世界的商学院。
他以优异的成绩本科毕业，然后来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他之前从未到过美国，心怀忐忑地去咨询当时在普林斯顿做教授的一位老乡，教授老乡说：你一定会适应普林斯顿的生活的，这里和咱们老家一个样！一个样，指的是安详的小镇气氛，还有同样对橙子的热爱。我笑他不过是“从一个橙子镇搬到了另一个橙子镇”：普林斯顿（Princeton）的字面意思是“王子城”，而此中的“王子”指的便是荷兰执政者奥兰治（Prince of Orange），也即光荣革命后继承英国王位的威廉三世。于是，这座向奥兰治致敬的小镇代表色，理所当然就是鲜艳的橙色，正如乔万尼的故乡伊夫雷亚。在普林斯顿的五年，博士生乔万尼的日子虽不丰足但十分幸福。他和青梅竹马的故乡女友结了婚，住在一间校园小公寓里。学业之外，他们花很多时间骑车、看电影、听音乐会。
巧合的是，当时普林斯顿的经济系主任，正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也是乔万尼的宏观经济课老师。乔万尼毕业后即加入波士顿美联储，不久后伯南克教授就被任命为美联储的常任委员，继而成为主席。学生时代的乔万尼记得的是一个安静温柔的伯南克教授，一个沉思寡言的学者——这些词也可以用来精确地描述乔万尼，也许老师的性格作风真的影响了博士生乔瓦尼。和许多一天跑几十个回归分析、热衷制造图表的经济学家不同，乔万尼从不病急乱投医。他会坐在办公室凝思苦想大半天，然后让我做一两个尝试，他看着屏幕上的结果，一言不发，再踱回办公室沉思半天。正是这样沉静的性情，他所负责的分析报告常常比那些急于求成的经济学家更有说服力，而所有的同事都会留心他用平淡甚至有些谦卑的语气提出的批评意见。
在波士顿美联储的研究部共有几十个拥有博士学历的经济学家，乔万尼是其中主管宏观经济政策的副主席，直接参与每次FOMC会议的分行准备会议（FOMC会议，即“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是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决策机制），也经常作为分行行长的副手赴华盛顿出席FOMC会议，可谓身担重任。可是，因为我经历的那一次过于随和古怪的面试，我对乔万尼的第一印象是挑剔的品位和自由的作风，更像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正式开始工作后，我经常看见他一个可颂面包一杯咖啡就打发了午饭，因为“食堂没什么可吃的”，他也常常跟我交流他对波士顿“还算可以”的餐馆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市内一家昂贵的日式餐厅，人均消费两百美元，他只淡淡地评论了一句：“那家店的番茄不错。”我心念“你们意大利人就知道吃番茄”。之后攒够了钱去体验了一把，果真那家日料店里最惊心动魄的亮点便是番茄，那浑然天成又出乎意料的口感，简直让人觉得前半辈子所吃的一定都不是番茄。他会专程赶到纽约去看莫迪里阿尼的专题画展，看维斯孔蒂的电影回顾展，并把这些称作是“平凡的趣味”。在办公室里，他能随便到穿T恤牛仔裤赤脚，可是要是一时兴起或者逢到正式场合，那几身挺括的米兰西装肯定绝尘于其他同事。
去年，乔万尼偶尔得知我对世界银行的工作感兴趣，就主动说要给他在世行工作的一个本科老同学写信推荐我去做暑假实习。我问他，老同学现在在世行职位很高吗？他顿了顿，因为回忆而微笑起来。他说，嗯，她那样的性格应该在哪里都会很成功的吧。
于是，我们等待着这位事业有成的老同学的回复。一个月，两个月……那两个月他经常一脸歉意地走到我面前说：“太对不起了，她还没回复。”两个月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老同学。几天之后终于收到了一封短札，潦草地说，如果你的手下想申请世行的实习，可以在官方网站上申请。
乔万尼把这句短短的回复从意大利文翻成英文告诉我。我们很失望，可是更加失望的恐怕是他，我从未见过他那么无奈的表情。他反复说，她从前不是这样的，我很抱歉。那样的劝说与其是在安慰我，不如说是安慰他自己。我点点头，明白人心随着岁月是多么容易发生这类变化：一个曾经好胜但亲切的姑娘，那种“在哪里都会很成功的”好胜的人，却又是让人回忆起来会禁不住微笑的亲切的人，沿着官僚的阶梯越爬越高，渐渐失去了亲切，只剩下好胜和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