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幸运的是，因为这门新闻写作课而相识的教授迈克菲成了海斯勒终身的导师。海斯勒从牛津大学硕士毕业后对继续从事文学评论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怀疑，正是迈克菲教授鼓励他不要急着读博士，不如到世界各地走走。他为是否要申请去中国的穷乡僻壤支教一事犹豫不定，正是迈克菲教授说这样的经历也许比去美国大学当教授更能让他成为一个好作家。在涪陵的最后几个月，当海斯勒再次感到前途茫茫时，又是迈克菲教授写长信鼓励他把涪陵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而当他写完《江城》初稿后对自己的文字极端失望时，也是迈克菲教授提出了切实的修改意见。2001年，经过三年修改的《江城》在美国出版，同年获桐山图书奖。2006年，他第二本写中国的书《甲骨》出版，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2010年，第三本书《寻路中国》出版。本科毕业后，原先梦想做个小说家的海斯勒再也没有创作过虚构作品，他把全部的创造力都运用到非虚构文学的创作上，对此他从未后悔。2012年，当《江城》终于登陆中国大陆，频繁登上各类年度好书的榜单时，我问海斯勒他最尊敬的英语作家是谁，他说：“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康拉德，还有我的老师约翰·迈克菲。”
第三天：1998年春
英语老师彼得·海斯勒正在监考涪陵师专英语系学生的期末考试，监考完，他将结束两年的涪陵支教生活返回美国。最后一题，他让学生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诗《黄金时刻不久留》（Nothing Gold Can Stay）：
自然的第一抹绿意是金，
她最难留住的颜色。
她初发的叶子是一朵花；
可是只停留一刹那。
然后叶子便沦为叶子。
如斯乐园落入愁城，
如斯黎明降入白昼。
黄金时刻不久留。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f'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他眺望教室的窗外，现在是四川的金色季节，“作物正在生长，而山的纹理又改变了，玉米已经长到了两米高，开始成熟。玉米秆仍然带着春天的鲜绿色，但是玉米穗已经变成了粉红色，一种颜色柔和的羽状物，轻盈地蹲在一片片紧密的深绿色植物的顶端”（《江城》）。几周前，他在上课时细致分析过《黄金时刻不久留》，他总是这么做，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音律和节奏，尽管他们的英语不太好。他们喜欢学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喜欢表演话剧《哈姆雷特》，喜欢看罗宾汉劫富济贫。在体验最纯粹的文学之美时，这些四川农民的孩子和一个受过更好教育的美国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他伤感地想，再过两周，四川的金色美景将要消逝，玉米会被收割，稻子转为苍黄；再过两周，他的学生不再是学生，他们将毕业，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分配到更偏远的乡村教中小学英语。与这些更艰苦更破落的乡村相比，乱糟糟的江城涪陵无疑是个天堂。这些学生将面对剥落的黑板、破旧的桌椅、紧缺的课本，将变成倔强土气的乡村教师，又会有多少人还能背诵《黄金时刻不久留》？如斯乐园落入愁城，如斯黎明降入白昼……他的工作看似是无用的，可是——多古怪啊，正因为如此，他反而看到了他工作的意义。春风易逝，乐园难留，所以需要有人咏怀春天，有人粉饰乐园，有人教授未来的乡村教师，体验到人类最纤细的感情。他知道，在偏远的四川农村，这些学生将没完没了地教英语语法，将一连几十年拼写一些最基础的单词，他所教授的莎士比亚和弗罗斯特派不上任何实际用场。这些学生无疑都是些推动大石头的西西弗斯，他们耗尽毕生精力把山谷的石头往上推动那么几寸，让农村的孩子照到那么点微弱的人文之光；而在山顶，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师早就建造了一个理想的人文世界——大师们之所以站在山顶，难道不是因为部分知道世界上总有这样一批推动大石头的人吗？这些耗尽毕生推动大石头的人任劳任怨，把千万人从愚昧的深渊里拔高那么短短的几寸，于是多了些人能写自己的名字，多了些人能做加减乘除——这是多么广大却又多么低微的进步。这些耗费一生推石头的人应该看到他们终极努力的目标是什么，而海斯勒的工作就是将山顶的景色描绘给山谷推大石头的人看。
我第一次听说彼得·海斯勒是在大学一年级。我在食堂吃饭，同桌有一个华裔朋友，他两岁随父母移居美国，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他是个幽默的数学天才，电脑里的“我的文档”只有两个文件夹，一个叫Happy，一个叫Happier。在Happy里放着他和女朋友的全部照片，在Happier里放着所有数学资料。就是这样一个怪才那天吃饭的时候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读过彼得·海斯勒？”看到我茫然的表情，他顿一顿说：“我想了解我出生的地方，所以读了很多美国作家写中国的书。所有这些作家里，我觉得海斯勒写得最好。你应该去读读，然后告诉我他写的是不是你知道的中国。”那天后我留意问了另外几个华裔的朋友，他们都看过海斯勒的书，都觉得他写得好，我的朋友中甚至有一个因为被《江城》感动而来到中国支教。在口碑的影响下我读了海斯勒的三本书。几年过去了，当初把海斯勒第一个介绍给我的数学天才如今已升入斯坦福成了数学系的在读博士，而我至今仍然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告诉我他写的是不是你知道的中国。”在海斯勒笔下的中国，他居住的城市五十多年没见过一个外国人；他坐在任何一家涪陵餐馆吃饭，立马有十几个“棒棒军”围观，指指点点地说“老外”；他为甲骨文著书立传，他对这种古老文字的了解显然超过了我认识的所有中国人；他的自驾之路经过许多曾经重兵把守的要塞，如今这些镇子都空了，年轻人去城市打工，留下一些不知世事的老人。这些关于中国的记录与我出生长大的大城市如此不同，我读这些书时所有的惊奇和动容就像我那个两岁就去美国移民的华裔朋友。这些真实的记录无疑是关乎中国的，却和我所知道的那个更舒适更商业的中国格格不入，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代表了更广大的中国真相。
彼得·海斯勒不会同意我的赞美，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作家”。他仿佛迫切地想让人知道他所记录的事件是多么瞬息万变，在《江城》英文版的再版后记中，他描述了2001年重游涪陵的经历。三峡工程后，老城区正在被逐渐高涨的江水淹没，三峡移民从低地搬到涪陵新城区，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建成，没有人再搭轮渡去涪陵。高速公路让长江的地位在涪陵人的生活中一落千丈，江水奔流依旧，而“江城”二字已经不能描述新的涪陵。在《甲骨》中，他跟踪了几个他的学生，与《江城》中海斯勒的伤感不同，这些学生毕业后没有走上命运为他们安排的回四川乡村教中小学英语的路，而是去了深圳打工，或者找到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英语教职。
那么，这一切经验到底有何意义？它们已经一去不复返，甚至连“以史为镜”这样的古语都无法安慰我们。新的经验在飞速产生，由高速公路抵达的涪陵与慢船所达的江城千差万别。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涪陵这样飞速建设的小城实在太多，由此产生的动荡不安正是小城的希望所在。任何一张静止的照片都不能为这些中国工业小城作总结。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作总结，而是在描述生活，那么的确只有在一张静止的照片上，只有目光盯着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对细部进行观察才是可能的。在《江城》的前言中，海斯勒说：“这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是关于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中国的一个小地方，我的愿望是捕捉时空中的丰富。”在《甲骨》的前言中，他强调：“我预计在未来我们会对这些事情更了解，所以我的描述并不意图全面准确。我的目标是在一段时间内跟踪几个人，记录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被变化着的世界塑型。”
第四天：2002年春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住养老院的老人被请到“美国之音”评论海斯勒的新书《江城》，然后他寄给海斯勒他那天广播的文字稿。没过几天，海斯勒了解到老人巫宁坤是诗人狄兰·托马斯和小说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中文翻译者。巫宁坤向他讲述了几十年前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一个同班女同学的往事，这个聪颖的女子年仅二十五岁就翻译了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之后海斯勒又从巫宁坤那儿听说了这个女子的丈夫陈梦家，一个风流倜傥的新月派诗人，写诗之余还是甲骨文研究的大师。几个月后，在河南古城安阳的殷墟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图书馆里，海斯勒找到了这位甲骨文大师的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1962年出版。古怪的书名，因为在那个年代非得改成这样，否则不能出版；没有作者的名字，因为这位拿着洛克菲勒奖金研究甲骨文的新月派诗人已经被打成右派。1966年，陈梦家自杀，他聪明的妻子赵萝蕤受刺激太大得了精神分裂症。20世纪80年代，正是这样一个饱受折磨的女人将惠特曼诗歌全集第一次翻译成了中文。这便是海斯勒的第二本书《甲骨》的缘起，这本书充满了一位长篇报道记者的历史责任感，他跑遍中国和美国采访了无数人，是为了丰满地描绘陈梦家和赵萝蕤，以及他们所经验的中国古文化和现代史。在《甲骨》的最后一章，海斯勒记叙了2002年的春日，他第一次去弗吉尼亚的养老院拜访巫宁坤，他从中国给巫宁坤带去了黄山毛峰，巫宁坤以法国白兰地招待他，告诉他陈梦家和赵萝蕤的故事。
生命中有些特别的日子是引线，它们灵巧地串起了之前之后广阔的时空，让人觉得天地坦荡。2002年的那个春日，弗吉尼亚州那位老人的往事重提把几千年前的甲骨文串入是非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又串入了海斯勒未来五年的生活。这一定是非虚构作家最欣悦的时刻，厚实的历史像一个崭新的生命钻入自己的生活，到处是新鲜的故事，到处是等待揭晓的秘密。
我想，1996年的那个夏日也是这样一条串起时空的引线，“我从重庆搭慢船顺流而下，来到涪陵。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暖、晴朗无云的夜晚，星星在长江上方闪烁，而漆黑的江水无法反映微弱的星光……”从那天起海斯勒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关于中国的三本书和无数新闻报道。而在成千上万被这些文字感染的美国读者中，很大一部分是自小在美国长大的华裔青年，脏兮兮而生机勃勃的江城涪陵填充着他们对祖先的幻想。终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搭上飞往中国的航班，旅游、探亲，甚至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内工作。双脚踏进故土的那一刻他们能否想起已经面目全非的涪陵？不过这些都是后见之明，对1996年的西方世界，中国仍是一个神秘的红色国家，没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化。海斯勒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刚刚从牛津大学硕士毕业，对原先规划的学术生活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文学评论毫无用处。”他想让生活换个调子，他的目标很单纯，在一片广大的土地上找一个小城住下来，认识当地人，观察生活，做个“写得好”的作家。美国和平队[1]新开了个项目去中国支教，他报名成了志愿者。坐慢船，牛津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彼得·海斯勒来到了中国。
2011年春天当我第一次联系海斯勒时，他在科罗拉多州上阿拉伯语课。那年秋天，他打点行装去了埃及开罗，成了《纽约客》驻埃及记者，有了自己的专栏“开罗来信”，“如果我再不离开中国，我将永远被贴上‘中国作家’的标签”。和1996年他慢船抵达的中国一样，埃及也是一块广大的土地，长江分割涪陵这座江城宛如尼罗河分割开罗，中文名字叫何伟的彼得·海斯勒将有一个阿拉伯语名字，他打算住上五年，亲身经历这个刚刚改朝换代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又可以开始讲故事了。
注释
[1]成立于1961年，是美国政府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