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理工大学外籍教师约翰·诺曼先生访谈录
约翰·诺曼简介
约翰·诺曼（John Norman）博士，澳大利亚人，在本国多所大学受教育多年，获墨尔本大学文科学士，墨那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文科教育硕士、教育哲学博士，另在La Trobe大学和Ballarat大学进修过。
诺曼博士的教育生涯漫长而丰富。他在很多学校教过英语和其他人文课程，并在一些名中小学校任副校长和校长多年。他先在中国徐州矿业大学任教，后在泰国任教一年，然后来浙江理工大学，任外教组组长。
诺曼博士热爱教育事业，毕生执着于教育事业，视野开阔，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造诣深厚，对当前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关心降低高等教育收费问题。他对浙江的高等教育现状比较满意，对杭州的人文环境评价较高。
访谈内容
问：浙江近年来一直在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您认为浙江现在的高等教育规模能满足社会需求吗？
答：那我先问一下，浙江有多少所大学？
问：本科院校约30所。
答：澳大利亚有39或者40所大学，而人口是2000万或2100万。浙江多少人，5000万？
问：常住人口，差不多5000万。看来我们高等教育的规模相比之下还远远不够！
答：你们已经做得够好了。中国拥有三千多所大学，其中有1800多所是公立的，1100多所是私立的。改革开放短短30年的时间，你们的成就简直太让人惊奇了！
问：我们起点比较低。1978年我们只有几所大学。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浙江省扩大了专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规模，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已扩大到改革开放初期的3倍还不止。
答：你们发展的速度的确是惊人的。
问：能否总体说说您所感受到的浙江的进步？
答：经济和商业方面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刚来那会儿，很多东西都买不到，但现在什么都能买到，黄油、奶酪……我刚来那会儿，有人问我从老家带什么来了，我会说带了这个，带了那个，但现在再有人这么问，我就说这儿什么都能买到，而且比澳大利亚还便宜，我为什么还要带。很多中国人富了起来，生活水平好了起来。浙江的富裕程度在全国是领先的。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控制好环境和交通，致使其不断恶化。有的学生说他上学的时候可以在家乡的河里游泳，但现在河水被工厂污染，不能再游泳了，也不能捉鱼了。我住的小区外路两旁整天摆满了车。我曾经读过每天中国有3000人死于车祸。我猜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因为车的数量在增加，路又窄。昨天我离开的时候，走到门口，看到两辆车撞车。路实在太窄了。中国能够发展这么快是好事，关键是如何控制的问题。一是要控制好私家车带来的交通问题，要是每人都有一辆，如何处理；二是要确保工厂有地方处理废物而不是倾倒到河里去。关键就是经济增长的同时怎样控制好随之而来的问题。
问：您觉得我们高等教育方面有什么进步？
答：我很难说。我只教我自己的班，但我看到全国有2300万大学生，他们相互接触，世界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们的父母辈则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时没有这么多大学，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这改变了中国的基本面貌。政府能够鼓励这种教育真得很好。
问：您认为我们的校园建设，如下沙校区建设如何？
答：很难立马就建设得很好，但一直都在进步。就拿理工大学的外国语学院来说，刚一开始，不可能期望太好，教师不足，没有外教等，但现在有100多名中国籍英语教师，我们比刚来时业务也好多了，我们越来越知道怎样教是有效的，学生在哪些地方反映良好。而这种改善也会继续，肯定一年比一年好。教师们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师资力量不断加强，比如潘博士从美国来这儿。不用担心，质量自然而然会好起来的。
问：您认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何？
答：我不认为设备会有多大影响。在墨尔本大学，有的教学楼里也会有很大的噪音。对科学课而言，设备也许更重要。但我认为这儿的教室已经够好。图书馆也不错。这么多电脑。如果没有教好，不是因为设备，而是因为人。
问：您怎样看待浙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如何进一步改善？
答：你们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已经够好，不用进一步刻意去培养。很多学生以前曾抱怨说功课太忙，从早忙到晚，没有假期，根本没时间去球场打球。但现在情况变了，球场上有人打球，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可以看电视，可以互动，人文意识觉醒了。他们不再从早到晚只知道学习，他们有很多机会，他们学东西也学得很快。
问：您认为浙江大学生的道德水平如何？
答：很好。这个社会人们彼此间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总是互相帮助。有一次下雨，一个女孩拿把伞过来帮我遮雨，还说她男朋友要帮我叫出租。在上海南京路上，有一个女孩举办画展，她问我喜不喜欢她的画，我问她为什么要卖画，她说是为了希望工程。我愿意买她的画，因为她是这样一个女孩，为了穷人而做事。我在中国碰见过很多好人，我想这不是能教得出来的，这是你们的传统美德，合作互助的传统。
问：与您国家相比呢？
答：我回家度假时也碰到过一些好心人。但总起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有变得越来越自私的趋势，他们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权利，比如我该有辆车，凭什么周围人都有我没有，等等。我发现在中国那些干活的人，比如清洁工，他们爱冲我笑，爱跟我打招呼，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但他们很幸福，很开心。就因为这种微笑，我很喜欢中国。
问：您认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怎样？
答：我认为还可以。如果太强烈了，就有人为之嫌。只要学生在学校里呆得高兴，支持自己的学校，觉得与学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够了。理工的学生没有必要大呼“理工，理工”之类的口号来表达对学校的感情。比如研究生，他们不是来自同一所大学，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因为某某学生来自不同的地方便说他不好。
问：在中国，当人们说到彼此是校友时，即使原为陌路，也会顿觉亲切。
答：是的。在美国，出自同一大学的校友都戴同样的戒指。
问：您认为中国学生的创造性如何？
答：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学生缺乏创造性，他们只知道学习，但我不这样认为，中国人在该有创造性的时候就有创造性。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有一位中国工程师为一个发射器照的六幅照片，很有创意。中国人的创造性并不比别国的人少，中国有澳大利亚都没有的卫星、导弹，中国人一直都在创造。说中国人没有创造性完全是胡说八道。
问：但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怎么看呢？
答：你们只发展了30年。“文化大革命”使得任何人都没有机会。而在这三十年里，你们有了惊人的进步，所有方面都在进步，看看你们的大学、学者们、顶尖级的博士们！
问：你认为中国学生的社会活动丰富吗？是否需要进一步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活动？
答：我认为你们的学生社会活动已经够丰富了，没必要进一步鼓励。西方走得有点远了，比方他们提供游泳池、网球场，却忽视了学校首先是学习的地方。他们过多注重讨论，就像讨论政治，却没有以学科的基本信息为基础。比如生物学，应该让学生知晓生物学的最基本知识，让学生掌握学科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只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而忽视基本知识的培养。
问：您认为中国高校是否需要鼓励学生建更多俱乐部？
答：不要。乒乓球、台球、各种游戏俱乐部，已经不少了。太多俱乐部甚至可能让人忘记学校的首要职能是学习。我最近给澳大利亚总理写信，要求政府提供更廉价的高等教育。据说有的大学每年学费竟高达1.8万澳元，很多人付不起。我建议大学可以只提供最基本的教育，不一定要建游泳池、网球场等，这些东西也许对本科生来说是有必要的，他们青春期需要获取生活经历，但对研究生来说，他们很多人已结婚成家，有些还是某些组织的成员，他们可能完全不需要这些教育服务以外的设施。我曾经修过一个学位，我只在公共图书馆里看书，完成我的论文。因此，学校可以提供更廉价的教育。
问：在中国，是否我们逼学生学习太多，而在澳大利亚，根本无需逼学生学习，他们必须自己逼自己，因为有几乎50%的学生考试不及格？
答：在中国，学生不怎么需要逼着学，通常他们学习热情挺高，学习动机不错。拿英语学习来说，英语专业的学生自己有学习动力，不用逼，而其他专业，如服装设计，如果学生根本不想学，逼也没用。
问：您对校企合作方式有什么建议？
答：校企可以结成伙伴关系，学生到企业去实习，学生毕业时企业将中意的学生聘为己用。这样学生可以学会怎样工作，怎样处理人际关系。
问：科研方面呢？
答：有的公司出钱找研究生为他们做项目。比如最近在澳大利亚有家牛奶公司出钱让某些大学博士生研究是否喝他们公司生产的牛奶可以改善骨质疏松状况。我不太喜欢这种合作，因为公司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支持科研项目。
问：那你有没有好的建议提升合作质量？
答：没有。一旦涉及利益关系，就很难劝说人们改变主意。
问：您认为鼓励教育消费能促进经济发展吗？
答：在合理的限度内，是的。这取决于研究涉及什么领域。我自己就做过很多与教育学位有关的研究，却没有让我成为更好的老师。如果我学化学，研究蛋白质什么的，也许真的有人会受益。我曾跟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中国教授谈过，知道他研究DNA，那是很有意义。但有些研究就不太值得。有一个女孩去美国学习一年，学语言学，她花了数千美元。这就不是太值，而这种事经常发生。有一次有人让我花六年时间研究学习语言有老师教和没老师教有什么区别，我说花6年时间不值得，但对方说研究经费很多。我觉得人们不应该热衷于只是去接受更多的教育，而是应该想清楚到底所做研究有没有用处，而很多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问：但在中国，学历越高，挣钱越多。您不这样看吗？
答：是的，我有博士文凭，我就挣的更多。我有一个朋友，当年在澳大利亚连学都没上完，但现在他在新加坡搞建筑，身价已300多亿美元。像他，上不上完学都没什么关系，继续教育对他没有影响。他自己有热情，有冲劲。当然我们不需要无知者、肤浅者，但也不能认为教育就自然能使我们更好。像我自己，我读完了博士，我还是我。
问：中国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何？
答：我只教英语，而未教过工程专业的学生。如果工程专业的学生把英语看成是额外负担，他们就根本没有积极性可言。中国学生总体而言学习积极性还好，因为竞争太激烈，一份工作很多人争。
问：你对记忆式学习有什么看法？很多外国朋友批评中国教育让学生记太多东西？
答：我不知道在中国学生是否只在死记硬背，在我自己的班上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我想情形应该是记忆与使用的平衡，学生一定要有机会使用他们所学的。有时记忆一些东西是必须的，比如说汉语，即使只是记住2000个交际必需的汉字也是大量的记忆工作，这也许就是你们这种教育方式形成的原因吧。又如小学生必须记住乘法表。但教育过程中一定要有机会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加以运用。学习一种语言，学了单词就要使用，否则就会忘记。如果是在说该种语言的环境中学习就有效得多，因为你是生活在其中。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学习汉语，在班上学生绝对不许说汉语，他学了三个月，效果很好。我想这种做法在中国国内也可以借鉴。在中国国内学英语，到处都有汉语，人们说汉语，到处都有汉语书籍，人们不是非得说英语，相反，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说汉语，读汉语。要是他们能到美国或澳大利亚去，就好得多。
问：您认为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大吗？
答：相比富裕的国家而言，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更大。在富裕的国家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国家福利会给他们一些钱，情形不似这儿那样悲惨。我认为大学生找工作眼光不能太高，先找个工作，等有机会或等自己能力更强时再换更好、挣钱更多的工作。不管穷国、富国，人们都想到条件好的地方工作，即使在澳大利亚，乡村医生也想到城市工作。但无论如何，先找个工作干着。
问：如果您班的学生学习没有积极性，上课不爱发言，您怎样激发他们的兴趣？
答：在以前学生不听课要挨老师打，但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只能想办法把要教的东西搞得很有意思，吸引他们来学，比如给他们提供他们不知道的信息，投其所好，总之不要使所讲的东西单调、乏味。不要使自己的方法一成不变，不要一贯使用一种媒体，等等。
问：您认为大学是应该提供足够的职业培训？还是应该以基础知识传授为主？
答：有关基础知识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政府资金应该流向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与科学有关的科目，比方说生物领域的癌症研究。也有人专门研究柏拉图哲学而成为专家，我了解柏拉图，研究起他的哲学来是有意思，但对社会几乎没有多少益处。因此，政府资金的大部分应该花在那些对社会有用，至少比较有用的研究上。
问：学生在校时如果没有得到一定的技能训练，就必须到工作中去弥补这一差距。您是否认为大学生应提前接受技能训练？
答：其实到了工作中学习很正常。在校学习时对自己的专业理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到了工作中就会学得很快。像我自己，在校上学时学得了基本的概念，我教书第一年比我上学时学的还多。博士也一样。我认识一位，他去上海的一家电力部门工作，他说自他去了那儿后学了很多东西。但专业训练必须得有，他是在广州接受训练的。人们必须在工作中学习。
问：大学要上四年，您是否认为时间太长了？
答：在中国，大四的课业负担很轻，很多学生把大四用来找工作，或者去公司实习。我认识一个男孩，他大四时在好几家公司干过，每家公司待上几周，好看一下自己喜欢干什么。这样很好。
问：在澳大利亚，大学生毕业前有职业培训吗？
答：有，主要与毕业前的就业安置有关。培训有不同种类的，我猜中国也有职业院校（college），他们更注重教一些实用性的技能，比如财经类的院校，而大学（university）主要以系统的理论知识为主而非以实用技能为主。职业院校更像是技工学校。
问：在专业设置方面，您怎样看待政府集中控制和学校自主？
答：我更倾向于集中控制，因为它有助于实现均衡分布。在澳大利亚，最初学校是由教堂开的，有的城镇有6个教堂，每个教堂开1家学校，就有6家学校，但有的城镇一家也没有。后来就说学校应该由政府管，免得富裕的城镇有许多学校，而穷的地方一个也没有，这样就可以保证人人都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集中计划管理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集中管理也有问题，但比较起来，政府管理可以保证均匀分布问题，我认为这更重要。为什么富的地方独占资源，而穷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问：在澳大利亚大学生双专业与双学位有什么区别？
答：在澳大利亚，学习两个专业很正常。人们可以拿单学位而修习一个以上的专业，也可以拿双学位。比如我弟弟，他学了物理、化学、数学，这让他的就业范围很广，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他拿了理学士文凭。我自己除了历史外还学了一个专业，这样我可以教更多的科目。人们学更多科目，可以拿涵盖范围更广的文凭，比如理学文凭或商科文凭，而不是自动化文凭或生物学文凭。
问：双学士是否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读完？
答：是的。比如一个学生可以拿商科和法律的双学士文凭，这对做生意是有好处的，但他可能需要5年时间才能读完。
问：您对国际的合作交流项目是怎样看的？有的项目很短，比如只有一两个月。
答：除了费用问题以外，我看很好。如果能付得起的话，那当然好了。
问：您怎样看待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问题？
答：总的来看还是好的。但教学更多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多媒体、网络教学没有真人介入，只是靠在屏幕上放映一下而已。我孙子他们上课时每人一台手提电脑，所有工作都从电脑上完成，学校的书、通知都上传到电脑上。这样做在很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好了，但也更贵。而有些东西的教学还要靠师生互动，而非在屏幕上操作一下而已。比如考试，你如果让学生在电脑上做，他们很容易就作弊；又比如写字，有的学生写不了多久字，因为他们不练字。
问：那语言学习呢？
答：使用多媒体学习语言是有用的，但像写作，要是由老师指导，会更好。
问：您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吗？设备好用吗？
答：我自己从来没用过。多媒体有时是可以用，但我告诉我的学生，学校花了很多钱把我从澳大利亚聘过来，是让我说自然语言的，而不是让我来放学生自己就可以看的电影来的。
问：其他老师是否更注重使用这些设备？
答：是的，因为这样更省事。我教TAFE（技工院校，比大学低）时，有一个女生做报告，她花了很多时间，但做得不是太好；另一个女生，她放了一个电影，很好的电影，但她自己却没努力。我倒为难了，一个很努力但任务完成不理想，另一个成品很理想，却没努力！
问：澳大利亚的师生关系如何，彼此联系多吗？
答：我教了很多年书了。我刚教书那会，学生还尊重老师，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现在，老师的角色是帮助者，学生常常不尊重老师。学生很少考试，他们更多地做项目，他们从图书馆、电脑上获取大量资料做他们的项目，教师没有办法管束学生，很难管束，你不能体罚他们，而考试又少。我在一家不太好的院校教过书，当时有个男孩很调皮，我拿他没办法，因为按规定，除非他做了三件不可容忍的事，才可以打电话叫他妈妈。我跟他妈妈商量他是否可以不来学校而待在家里另外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但他妈妈不同意，我也无计可施。现在都讲尊重学生的权利而不太关注老师。在澳大利亚，受教育是必须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到公立学校，有些就去私立学校。有些老师愿意到私立学校教书，因为学生自己付了钱，他们愿意学习。这些悲惨的事情加在一起，使得许多老师不愿教书，他们恨当老师，因为老师不被尊重，不被重视。在大学，情况好些，但跟我年轻时比要糟糕多了。
问：您知道中国全民学英语，却仍学不好，您有什么建议？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吗？
答：可以使用“short periods”方法来学。意思是每天学上半个小时，要强过一周学两次，一次学90分钟。可以缩短学习时间，但要每天都学。增加学习频率，不必每次学很久，但必须一直使用。
问：随着外资企业的增多，我们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翻译。往往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很难一毕业就能胜任翻译工作。您有什么建议？
答：我经常为想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教授们修改文章，编辑把文章发给我，让我把他们的英文改好一点。有时我真的不好修改。中国式英语的确不好。我想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之一是让他们到英语国家去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们习惯这种语言。你很难从书本上学到地道的语言。最近有一位女教授到美国去，她让我帮她看一下她的介绍信，我发现她用了一个从字典上查来的古词“consuetude”而不是“customs”来指“风俗”。我本人不用这个词，本土人不用这个词，这种用法太奇怪了。生活在英语国家里你才能学到人们通常是怎样说的，这从书本上学不到。我认为语言知识是约定俗成的，是习惯性的。英语学习应该有浸没式学习，让学生只用英语。而这儿，学生只在课堂上学习英语，到下周上课前都不用英语。要培养翻译，必须让他们到英语国家生活一段时间。
问：现在有了互联网，人们可以接触到活的英语，是否可以不用去英语国家就学到地道的英语呢？
答：情况是好了很多，但光听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得用。最好是能到英语国家生活一段时间，获得那种语感。
问：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您知道每年都有大量新词汇产生。
答：有人说应该承认“中国式英语”。我们有美式英语、英式英语、澳大利亚英语，为什么不能有中式英语。我发现所有中国人，包括电视节目上，都发不地道“usually”这个词，那干脆有一个中式发音好了。
问：您怎样评价高校校园的“不出版，就完蛋”现象？
答：我认为应该允许擅长教书的人教书，擅长搞科研的人搞科研，而不是必须人人搞科研，那样会有很愚蠢的科研，无用的科研。如果是搞理工科方面的科研，还好些。博士论文应该是原创的，但很少有东西是原创的。我说的那位从美国来的中国女士，她搞DNA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就很好。
问：澳大利亚国内能否做到擅长教书的人教书，擅长搞科研的人搞科研？
答：正在争论中。我认为这是个好想法。
问：现在对老师的考核比较多，如学评教、发表文章的数量等。
答：现在澳大利亚也开始这样考核教师。这种考核不一定对学生最有利。
问：您认为教育是应该由国家投资还是私人投资？
答：这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它能够出多少资金。这的确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学费已经太高，在美国也一样，很多人在这儿教书就是为了回去还受教育时的欠款。拿个学位要3万美元，而且还必须还回去。美国是这样，你上学时可以贷款，工作后再还回去。澳大利亚也一样，等我们年薪3万澳元以上时，政府就会定时从我们工资里把贷款扣回去。即使是可以工作以后还贷款，教育费用依然太昂贵了。当然，现在大学运作很费钱，所以我给澳总理写信建议建一些便宜的大学。我就曾拿过一个学位，我参加所有考试，写所有论文，但一堂课也没听过。我建议有些学位可以便宜点，可以不要附加那些昂贵的课外休闲服务。当然不是所有学位都可以便宜。但总理没有同意。我们现在有很便宜的航班，比如从墨尔本去悉尼可以很便宜，飞机上不提供正式餐而改为三明治。大学也可以这样，只提供必要的教育，而没有休闲娱乐设施。
问：您认为高等教育的实质是什么？
答：我认为是获得一种理解力，对专业原理的理解力。我记得在澳大利亚我教过一个计算机方面很出色的男孩，我问他是否知道什么别人所不知道的知识，他说他理解计算机运行的基本原理，所以他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来操作计算机，因为他知道他们背后的原理。同理，不管是搞工程设计的也好，当老师的也好，都要总结一些基本的原理，获得对自己专业的更好的理解，如师范生要知道作为学生应该怎样学，然后自己当老师时就可以应用；律师要通晓各种理论，然后应用。成功者都是通晓自己专业的基本原理然后加以运用的。当然有时很难断定你是否已掌握那些基本概念，比如给你一把枪，有的人一下就可以用得很好，而我就不行。尽可能广地开拓知识面，掌握最基本的原理。
问：近几年，很多院校合并为大的院校或合并为新的院校，合并后有的学校甚至有多达6万名学生。这种合并有利有弊。利就是教育资源可以共享。您对这种合并有什么看法？
答：当然，这可以使运作更经济，规模更大，管理人员更少，更省钱。但我知道，合并后还要使某些学院保持相对独立。我自己觉得院校小一点，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而不只是乱哄哄的一个大组织的成员，质量会更好。但由于开销名目繁多，必须要合并，但合并后必须要有权力机构来管理才行。
问：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只有6000来人，虽然规模不大，却很有名。
答：我听起来挺好，我喜欢小的。
问：您怎样看待浙江的人文环境？
答：我喜欢人们对我笑。人们生活得很快乐，而且很友好。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手记
诺曼博士热情、谦虚、和蔼，让人备感亲切。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惊奇，对存在的问题评价比较中肯。
诺曼博士肯定了浙江省经济、商业、高等教育方面的发展，对浙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道德水平、创造性和学习积极性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谈及中国大学生的创造性时，他认为说中国大学生缺乏创造性完全是胡说八道。中国人在该有创造性的时候就有创造性，中国人一直在创造。
诺曼博士有些教育理念很值得我们深思。他提议建立没有或很少娱乐设施的低廉大学，只提供所需教育，以解决很多人上不起大学的困境；他认为大学生的社会活动应适可而止，切不可忘记大学的首要职能是学习；高等教育的实质是给学生提供系统的专业理论教育，不能以激发学生创造性为借口，只重课堂讨论，忽视专业学习的系统性和广度；对记忆在教育中的地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指出学习是记忆与使用的平衡，而没有一味批评中国教育重机械记忆；指出高等教育，包括继续深造和国外留学，都应选择那些有较多人可以受益的专业，而不是为了教育而教育。在大学生就业方面，一是鼓励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增加就业机会；二是鼓励学生一开始不要把眼光放得太高，首要问题是先就业，等机会成熟再换工作。
在英语教学方面，针对我们英语教学效果不佳的现实，他提出增加英语学习的频率，减少单次学习时间的建议；认为到英语国家进行浸没式学习是克服中国式英语和根据字典生搬硬造问题的途径，有助于培养高级翻译和其他英语人才。
诺曼博士对中国的人文环境持肯定态度，对中国人的乐于助人很是欣赏。他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所致。走在街上，他乐意享受人们送给他的微笑。但他建议，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控制交通和环境问题。
诺曼博士的话一次又一次打动了我们。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他一样的国际友人来浙江工作、学习、旅游、定居，共同打造天堂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