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外籍教师爱德华·达格维先生访谈录
爱德华·达格维简介
爱德华·达格维（Edward Dagwell），澳大利亚人，教育学学士，获教师资格证书。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拥有近30年的教学经验，做过5年小学教师，21年初中数学老师，并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初中教育部门邀请编撰初中数学教学大纲，培训教师按照新大纲授课，并且在1999年和2001年分别获得过澳大利亚杰出教师奖。爱德华先生在中国从教6年，教过初中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并为中国教师提供过金融数学的教学培训。2001—2003年之间，爱德华先生在上海新大陆国际教育学校担任副校长，2003—2005年之间在杭州昆士国际学校担任副校长。他所著的两本教科书也已被中国许多职业学校广泛使用。在从事教育之前，他还有多年跨国公司工作经验和部队工作经历。
达格维先生热爱中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除在正规院校授课外，还积极参加社区服务，义务教授英文。
访谈内容
问：从一个外籍教师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中国在近30年中有什么变化吗？
答：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在1983年第一次来中国旅游，20年后第二次来到了中国，我对中国在这些年里发生的变化感到十分震惊。由于我有一些在澳大利亚驻中国使馆的朋友和一些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朋友，因此，我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发展，而且觉得和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改革开放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令人称奇。我发现在这二三十年间，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处事方式都有所改变，呈现出多元的特色。有一些人的思维方式比较西方化，另一些则非常传统。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的思维观念完全不同。比方说，我曾经在课堂上问过学生，如果你们现在正值而立之年，你所在的公司要提拔你到一个重要的管理岗位，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家乡，到另一个遥远的城市工作，但是同时你的父母年纪慢慢变大，需要你们的照顾，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会如何选择。出乎我意料的是，很多学生们说他们会选择去迎接这个挑战，并用多赚的钱雇人照顾父母，而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有很大区别。对于上一辈的人，很多可能会选择留在父母身边。总之，人们的意见呈现出多元化的明显特色，而年老一代人与年青一代人已呈现出分水岭。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的中立观察者，我感受到中国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上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令我感到惊讶。
治理中国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我觉得中国政府做得很好，虽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并且小心地设法解决。这是另一个令我惊叹的地方。我常常和朋友们说，我正在目睹21世纪最具重要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我的中国朋友经常不辞辛劳地向我解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我认为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应该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再做出判断，而不能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制度与本国不同而妄自论断。我们应该学着了解和接受中国的文化，我在上海买了房子，我周围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我的情感支柱，中国让我产生了家的感觉，我太喜欢这里了。几年前我回澳大利亚探亲的时候，我女儿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准备每年来澳大利亚看望你们几周，然后就回家。我女儿惊讶地问我：“你知道你刚才管中国叫家吗？”我这才发现我已经下意识地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了。
问：是什么使您觉得中国像家一样令您亲近？
答：因为我遇到很多特别友好的中国朋友，其中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也有少数是特别富有的，但是所有的人都给我带来一种友好亲切的感觉。我最亲近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从我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中国人的那种热情友好。澳大利亚人也很友好，但是近几年来社会气氛有所改变，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都在抱怨说，以前出门不用锁门，不用锁车，但是现在要越来越小心了。任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免会损失一些东西。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得以致富，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程度要比欧洲高一些，但随着社会竞争程度的提高，人们的行为更加个人化了。中国在团体体育项目（如足球、篮球）中的表现都不如个人项目（体操、跳水等）中的表现，我认为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人在团体协作上的欠缺。
问：您一直在强调要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事情做出判断。那么您认为就高等教育来说，中国与别国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浙江高校的总体教育质量如何？
答：我认为浙江高校的教育质量从总体上来说很高，大家都对高等教育非常看重，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群众，都极为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这种重视反过来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很大，这里的新校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记得看过一份统计资料，浙江高等教育的规模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20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中国的教育体制有点像香肠加工厂，不同的原料经过处理最后变成了相同的产品。中国的大学有点像中学，有严格的课程要求和各种规章制度。老师被认为是知识的源泉，而学生是空杯子，老师的职责就是用知识灌满这些空杯子，而学生的职责就是吸收这些知识。这一体制与我们国家的有些不同。中国的教育理念基本上是“为了了解知识而学习”，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教育理念是“为了使用而学习，没有使用价值的工具是无用的”。在澳大利亚，数学课程中拿到A的学生是能够用上课学到的数学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学生，那些只知道方法的学生充其量只能拿到C。不过我知道中国的教育体制正经历着巨大变革，死记硬背已经不管用了。
问：中国教育体制正在经历着变革，您感受到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答：我感受到了，特别是在去年年底参加一次教育会议时，所有的到会教师，无论资历，无论性别，无论地域，都一致呼吁教育改革。特别令我称赞的是，很多资历很高的教师都主动放下架子，做起聆听者，并主动参与到年轻教师的讨论中去。这种由下至上的变革方式令我称赞。我想举个例子，如果在开会时主持人请资历高的人先发言，然后再过渡到资历低的人，那么后发言的人基本上只会同意先发言的人，因为他们资历高。但是如果将发言顺序颠倒一下，让资历最低的人先发言，然后按资历往上轮，那大家就更能直言不讳，会议也更能得到大家的真实看法和意见了。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我只希望它能变得更完善。我在这里的3年中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而且并没有受到很多不应有的束缚。
问：中国在近年来非常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导向，夯实科学文化知识基础，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精神、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同时，各级教育机构都力图更新教育观念，倡导启发式教学和探究型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追求新知、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您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如何看待？
答：我在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创新能力，他们经常能做出让人称奇的举动，有很妙的想法。他们唯一缺乏的是他们不善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推销自己。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枪打出头鸟”，这种传统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创新精神的发展。在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学习的目的是获得知识，这样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妨碍学生创新。此外，有很多有创造性的学生不喜欢学校，学校也接受不了他们，但是事实上他们非常有才华和创造力。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创新这个问题。我经常听同事说，“我们要创新教学方法”，我认为这种想法很好，但可操作性不强，因为中国的学生数量庞大，除了目前的高考，很难想出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考核学生。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想出别的更好的办法来考核筛选如此庞大数量的学生，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
问：那么您觉得中国大学教育的水平如何呢？
答：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已经很不错了，尤其是近几年来，老师们都在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逐步摒弃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不过有一部分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始终坐在或者站在讲台后面，比较缺乏与学生的互动。知识的传递是重要的，但是知识的利用更为重要。为了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利用，必须在考核的时候不光考核他们对知识的了解，而是考核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和使用。家长们知道创新的重要性，但是保险起见，他们还是鼓励孩子们按照常规方式行事，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因此，要在创新程度上有所提高就必须在社会文化上有所改变。
问：根据您的切身感受，中国高校教育的效果如何？
答：中国的教科书就是教学大纲，但是在澳大利亚，教科书只是参考资料。澳大利亚小学和初中的教学大纲中提供多种课程，学生可以任意选择。高中教学大纲则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并在老师的帮助下据此选择课程。因此，学生们很早就自主学习，自己独立决策了。我们的教学大纲更多地关注如何使学生们准备好进入某一行业或领域工作，有更多专业知识课程，而在中国，学生们修的课程更趋一致，有很多必修课。澳大利亚的学生可以选择范围广泛的选修课，例如戏剧、制陶等等，而且没有老师会计较学生是否来上课，只要他们能通过考核就行。
问：近年来浙江一直响应国家号召，不断深化英语教学改革，借鉴或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此外，还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规模和数量，鼓励高校选用进口原版教材，促进高等教育教学内容与国际的接轨。您对此如何看待？对浙江高等教育中的英语教学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
答：我认为英语学习首先是听、说、读、写这四大技能。从我接触过的很多中国的英语教科书来看，都太难了。我曾经朋友介绍为一位中国英语教授的书稿做修改，其中有一章写道“你应该利用一切机会使用名人名言，这样会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文化不喜欢使用名人名言。这种文化差异应该在教材编写中被给予足够关注。
双语教学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学生们知道外语之后总会有中文解释，他们就会心存侥幸心理。在进行双语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逐渐帮助学生们丢掉中文的拐杖，真正地能吸收英语教学。
澳大利亚的学生很了解自己的各门学科成绩在整个班级中的程度，他们愿意面对现实。而中国学生并不怎么清楚。中国的家长们常常以孩子的成绩自豪，并且认为孩子的良好表现会给他们脸上贴金，但是在澳大利亚，虽然我们也为孩子骄傲，但是孩子的表现并不会影响到大人的自信心。
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可行的。澳大利亚的教育制度来自英国，英国花了800年才建立起这个相对完善的教育体制。罗马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时间。此外，我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以适合自己的速度进行变革，突变未必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成就已经足够令人称奇了，我觉得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了。
问：您是如何考核学生的呢？
答：我教的学生都是英语专业的，英语程度都不错，因此很少有不及格的。学生们会提前知道教学大纲以及考核标准，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会被判不及格。亚洲学生和德国、法国学生一样有一些特有的英语问题，例如单复数、“他”和“她”的区别，个别音的发音等。但是学生们都很努力，上课很用心。考核的重点在于要让学生明白考核的标准，让他们了解考核的真正目的。
问：您认为中国学生的竞争力如何呢？
答：从我的观察来看，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都做得不错。我和部分毕业学生还有联系，他们告诉我说，工作之后，他们边干边学，能在短时间内学会很多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语言的最好方式就是浸入那种语言环境。我有一个朋友被分配到一个全中文的语言环境中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无法适应，根本说不了，也听不了汉语，因此觉得这个方式根本无法奏效，但是三周下来，他的中文有了明显提高，他承认这个浸入法有效极了。
问：您觉得中国学生的素质如何，在近年来有提升吗？
答：我觉得中国学生很聪明，很有洞察力，很善于思考，特别是大学阶段的学生。从统计学上说，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因此聪明人的绝对总数要比澳大利亚多得多。但是，学生的创新能力不够，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待提高，另一个问题是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学术领域时常有剽窃事件发生，这个问题在澳大利亚也有，但是关键是要使大家认识到这一行为的严重后果，并建立相关制度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近几年来，中国正在加紧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确，这需要时间。
问：那么对于人文学科的发展，您如何看待呢？
答：人文学科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比方说，随着竞争和压力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心理学的需求肯定会呈上升趋势。人们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又无法达到，这就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家庭关系或者人际关系。在西方，要在医学和法学专业就读，就必须要成绩出众、表现优异。但是即便是这些优等生中的优等生，当碰到实际问题时，也往往只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而忽略病患者或者客户的心理问题，缺乏人文关怀。澳大利亚的教学机构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给理工科的学生灌输更多人文知识。
我听很多中国人抱怨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好，但是看看你们，你们的英语就很出色，说明这样的教育体制是有作用的。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都能用英语与我交流。任何语言都是功能性的，是沟通的工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掌握。如果要说建议的话，我建议中国教师更关注启发学生思考事物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了解事物本身，使学生们学会思考，学会创新。当学生们自己体验过创造的过程后，他们能学得更好。教师们有责任帮助学生准备考试，因为这是老师不可推卸的义务之一。教师不应该在学生面前抨击教育制度，而应该通过自身不断努力来改善它。
问：为了进一步加快省属高校建设，浙江省在杭州下沙、滨江、小和山、浙大紫金港和宁波、温州兴建六大高教园区。到2007年底，六大高教园区基本建成，累计完成投资272.5亿元，建成校舍面积1025万平方米，安排36所高校、37万名学生入驻。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38%，比2002年提高18个百分点，在全国省区中名列第一位。您对这些高教园区如何看待？
答：我觉得大多数建筑都很有特色，令人印象深刻，唯一不足的是，教室里没有空调设备，或者虽然有却无法启动，这会给教学带来一些影响。教室里的多媒体设备有时候不管用，或者是系统版本太低，与很多软件不匹配。还有一个值得改进的是，教室的桌椅都是固定的，很难搬动，这种严格固定的座位模式不利于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讨论。坐椅最好能摆成一圈，这样大家都能看到彼此，老师也能更方便地融入学生中去。总之，我认为教学建筑应当更注重实用性。
问：您对学校的教学行政管理有何评价？
答：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教学行政管理很不错，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和外事办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们都有很好的沟通交流。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更多，而且力量更大，正是这股力量将我们这些西方人更紧密地融合进来。如果中国政府能更多鼓励中国人去别的国家走走看看，中国人会更深地感受到国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同之处。
采访手记
爱德华先生那天是结束六节课的教学工作后与我们相见的，他边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边向我们走来，步履敏捷，神采奕奕。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却丝毫没有疲态，那蓬勃的热情和友好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很温暖。
当我们问到他对中国的感受时，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闭上眼睛，皱了皱眉又摇了摇头，让我们很是紧张，还以为他对中国有些许不满。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他睁开眼睛，近乎陶醉地说：“我太喜欢中国了，我觉得在这里生活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他把这种美好愉悦的感觉归功于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以及中国社会的开放包容。但他也绝不是一个一边倒的外国友人，他和许多其他外籍被访者一样，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我们永远都不能说某个国家的某种制度优于另一个国家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我在中国生活，因此我首先要学会面对和接受中国与别国的差异，只有先不带成见地接受，才能更理智更客观地评判。”
在对浙江高等教育进行评述时，爱德华先生也一直遵守这样的原则。他敏锐地洞察到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发生着的变革，例如自下而上的声音正在变得更有力量，外语教学的成果显著等。同时也看到了中澳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上的差异。他不太赞同中国教育中“为知而学”的教育理念，建议给予实用性更多关注，从而促进知识转化成实际生产力，更好地服务社会。爱德华先生对浙江高校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相当肯定，而且他认为中国学生很有创造性，唯一缺乏的是使创造性外化的能力。教师和教育机构可以多给学生们创造独立思考的机会，来锻炼他们的创造能力和表达能力。
作为一名年近七旬的长者，爱德华先生放下了对耄耋老母的思念和对子女的惦记，只身踏上了中国这片热土，并选择了留守。当女儿问他今后的打算时，他下意识地说：“我每年来澳大利亚两次，然后就回家。”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杭州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关键站头，也成为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