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京喋血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严重，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清王朝好像西下的夕阳，气数将尽。就在这一年，中华大地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他们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清政府则利用这个运动，企图驱逐在华的列强，以挽救垂死的命运，最后导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
1京城浩劫
清皇室西逃之际，正是八国联军烧杀、掳掠、奸淫之时，京城遭到空前浩劫。关于此种情形，时人写道：“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路横；黎民涂炭苦难明，总有天数命定。”
联军入城之后，日夜包围各坛口，疯狂屠杀义和团。他们烧毁了庄王府，烧死不少团民。他们不仅杀义和团成员，还在大街小巷到处捕杀平民。
英人朴笛南姆·威尔在北京沦陷后之第一天，骑马到各处观察。他写道：“见美兵一大队，挤在中国侍卫房门之旁边，如蝇之逐物。我不禁起好奇心，下马而入。见一中国老者匍匐于地，观其形状，知为一太监，恐惧已极，且语且做手势，请美兵不要像屋里的人那样加以杀害。我见屋里，死尸堆积，均系今晨所杀。”“我们直入小巷弯曲处，尚未探得其故，马忽受惊而逸，见地上遍卧尸体，极其难看，且其死法有十一二种之不同，令人憎恶，均丑陋不堪入目。我们骑受惊之马，欲驰而过以避目睹其状，但竟不能。下马慌乱急行，忽至军队报复之地。原来他们入宫发财未成，就在这里发泄其怒气。愈走愈见毁坏，地上死尸也愈多愈丑，除此之外，不见一物，但为一荒凉残破之区而已。其后至一地方，尸首堆积如山，马又惊逸狂窜，我们力勒其缰，不能控制，想尽方法，欲令就范而不可得，只有听之任之。”
《庚子记事》记载：“洋人入京前三日，东华、西华门均张贴告示，令内城居民三日内迁徙出城。无如居民不尽知，至临期驱逐出门，空身而逃。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数十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
《缘督庐日记抄》记载：“西华门内养蜂夹道，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绮华馆机匠苏州人，有十一人枪毙，杭、粤人中都有遭劫的，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抬而埋葬。挖土既毕，即将抬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旗人都举火自焚，或合家上吊。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
八国联军不仅杀人，还纵火焚烧，不论官衙、民宅、寺庙，以致“火焚数千万户，昼夜烈火腾腾”。翰林院早在攻打使馆时被烧掉，后来弘仁寺、仁寿寺、大光明殿、天元阁及东、西长安门外的四帅庙，均被烧毁。8月16日皇城内贴出布告：“自今至18日，你们趁早逃走，如逾期不走，即焚而杀之，你们不要说预先没有通知。”百姓大惊，惜命的空手逃走；有的自焚其产而合家自杀；来不及逃的被焚杀枪毙，极其凄惨。从地安门内以西至西安门以北，房屋焚毁无存，即所谓“一扫光”。从地安门以东至东安门以北，房屋虽未全毁，只剩十分之三。郊区各陵宫殿大部分被烧掉，墓陵坟寝，尽被刨掘。
联军不但烧房屋，最可恨的是还将清政府的档案文稿及翰林院内的珍贵图书，集中在长安门内付诸一炬。这些东西的数量和价值是无法估算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其动力就是想发财，他们知道京城特别是皇宫里有大量金银珍宝。俄国、日本争先攻打北京，也是为了捷足先登，抢劫财富。
当一队法军赶到紫禁城，正欲闯入宫门任意抢劫时，军官下令暂时不许入宫。因为那时联军当局考虑到若任人入宫，必至生事，而且为不使一国独占也应一律停止入宫。此时有一名法兵竟敢问其军官：“我们究竟能否立刻进宫？”军官发怒道：“不能！”于是士兵立即骚动咒骂，甚至公开说：“若无赏赐，若不能在此国中掳得财物，那么为什么要在此炎热和灰尘中驱逐我们而来，使我们精疲力竭，犯此辛苦呢？”可见他们打仗的唯一目的就是抢劫。因此后到的各国士兵，“匆遽行走，状甚慌张，眼中似将冒火”，惟恐财富给人先行取走。有一队意大利水兵，逢人便问：“美人、法人已入宫了吗？全宫已尽被掳掠了吗？宫殿已放火了吗？”有人回答道：“俄人、日人已从北方入宫，凡紧要的地方均被人占据，你们来迟了。”他们听了此话，愈觉慌张，行步愈为匆忙。后来又有别国军队开到，慌乱不知所措，既无秩序又无地图，盲目前撞，纷乱极了。“后到之兵，心甚烦恼，以为先来者腰缠已饱，欲壑已满，急欲知其所获，又穷事搜括，即偏僻之地亦抢劫之，以补其落后所失。”
为了满足士兵的抢劫欲，当局曾下令允许公开抢劫三天。联军统帅瓦德西于10月22日给德皇的报告中供认不讳：“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从8月16日至18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瓦德西在报告中又说：“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被赋予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内加以正式拍卖，拍卖进行数天。由拍卖所得之款，按照官阶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无一英人对此抢劫视为非法行动。英国军官曾对我说：‘印度军队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对此我实在不能相信。所有此地的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士兵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将军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即有200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为。”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地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也绝对不会落居人后。”
事实上，联军抢劫从北京沦陷之日（8月15日）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18日800名德军进京以后仍在继续，至少持续八天之久。
其后，联军虽然不公开抢劫，但以搜查义和团为名进行各种半公半私的抢劫。这种抢劫，即使在各国分区占领以后仍在进行，直到联军撤出北京为止。当初，不分地区随心所欲到处抢劫，后来在指定该国维持治安的地区内抢劫。
不仅各国军队进行抢劫，在公使中也有因此而发财的：“有一奇怪之箱，中藏银四万两，忽置于法使馆，忽又移置于他使馆。此罪犯之姓名，人均知之，但皆不敢明言罢了。”
由于大家都在抢，抢来的东西又必须变换现金，所以金银珍宝充塞市场，价格极为便宜。金元宝成了最滞积的东西，如用金币交换，金元宝可以打折扣，即使以银元交换，也可大得便宜。军队里成了拍卖行，各种抢来的东西随时可以出卖，但珍贵之物只在私下交易，而且无价之宝只有有地位的商人才能得到。有一个收藏家，仅以20洋元从美军处购得普鲁士王送给中国皇帝的黑鹰大宝星，其上嵌有极佳的金刚钻。原来是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德国亨利亲王将此大宝星带到中国的。
印度兵把抢来的东西摆地摊出售，有银块、古器、古瓷瓶碗等，北京回民纷纷来和印度兵做生意，以廉价购得各种珍贵之物。
关于联军抢劫，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说：“各国洋兵自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扎队后，纷纷扰掠，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名为，三五成群，身挎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掠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当洋人进院之时，人皆藏避，惟有任其所为，饱载而去。”
在此次大抢劫中，日本人抢得最多。先从户部银库抢去了291万多两银子，运到日本使馆，堆积如山。后来从户部缎匹库和颜料库抢去了无数绫罗绸缎，还从内务府仓库中劫走了32万石仓米和全部库存银子；从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的邸宅中抢走了埋藏在深井里的30万两白银。
俄国此次也抢得不少。俄军于8月19日第一个进入夏宫（颐和园），至10月2日撤离。在这期间抢走的珍宝虽然无法统计，但据瓦德西说：“我常乘机前往位于北京西北15公里的夏宫参观。它前临湖水，后倚山麓，可谓为雄壮优美之作品。自俄军撤退以后为时不过数点钟，即由英意两军占领。他们审视该宫，表面既未受损，内部亦未打毁，却与冬宫（皇宫）内面两个处所之情形不同，其中大部分贵重物品亦已被人抢去。此事必非华人所为，因为该宫附近没有华人，而且从俄军撤出到英军入占之间为时甚短，显然此定俄国人所为。”
法国也不落后，在传教士的带领下，从礼王府抢得二百余万两白银和许多珍宝，用车子拉了七天，都存放在北堂内，堆积如山，充栋盈屋。法军还从户部尚书立山的府第中抢走了365串朝珠和无数古董，价值数百万两银子。据说法军司令福里，曾装了40箱珍贵物品寄回国内。
德国是后来者，俄军撤出北京之后，皇宫由德、日两军接管，据说德人将大内镇库之大宝运去。
在北京的无数文物中，最使联军垂涎的是位于北京东城墙上的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这些仪器雄伟壮观，雕刻精美，在科学研究上虽无多大作用，但在美术上价值巨大。这些仪器共有十件，被德、法两国瓜分。德国将五件仪器运回柏林博物馆，法国将五件仪器运到法国驻华使馆（后来均归还中国）。
八国联军的暴行，罄竹难书。他们不仅烧杀掳掠，而且对中国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联军奸污妇女之事到处发生，瓦德西对此表示遗憾。他说：“至于妇女，每见敌人将近，往往先闭死其子女，随即自戕其生命。此种事实已屡次发生，实在可叹！”“倘若我们国内之人，很简单地相信，以为此间将替基督教文化及其习俗作一大宣传，而事实上，无非只能赢得一种巨大失望而已。”
2趁火打劫与“分而治之”
8月17日早晨，两个月以来一直沉默着的北堂钟声，这天重新打响。钟声似乎比以前更响亮些，因为钟楼四壁被炮弹打出许多大洞，声波可以畅达四方。
不久钟声停了，三千余教徒在北堂大厅里做解围后第一次朝弥撒。弥撒仪式完毕，主教樊国梁走上祭坛说：“我们首先要感谢天主的拯救，使我们重新获得了自由。不过目前情况还是很严峻，我们面临着的仍然是粮食问题。在目前北京的这种混乱局势下，要从粮店购到粮食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偿还中国政府对我们教徒欠下的‘血债’以及解决数千人的吃饭问题，我们必须走出教堂，到外面去取粮取钱。关于此事，法国公使毕盛已经同意我们去做了。公使说，从今日起，为期八天，教徒可以到外面去自由行动。不过每人要把取来的东西进行登记，将来在赔款中扣除。其实中国政府或各王公大臣的钱都是民脂民膏，取这些不义之财不能算犯罪。现在就开始行动吧，我们先到尚书立山家，其次到礼王府、庆王府，最后到李莲英家。”还不等樊国梁说完，那些比较强壮的教徒早已奔出公门。接着，不论男女老少都跟在樊国梁后面走出北堂，到立山家去抢劫。他们活像地狱中的饿鬼，或者像饿牢中放出来的犯人，见食物抢来就吃，见银子抢来就藏。结果，他们在立山家抢走了价值100万两的珍宝，在礼王府抢走了12万两白银，在庆王府和李莲英家各抢走了8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樊国梁自报，被大大缩小了的，李莲英家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关于此次抢劫，樊国梁自己供认：“所有粮食、衣服和从火堆里抢出来的，以及教徒变卖了的东西，加上圣母会修士为维护中法学堂的学生和未死孤儿们的生活所拿到的一部分银子、粮食和家具，一切的一切，都进行了登记，总价值达253047两。”这个数字只是上报的，不包括从以上四家抢来的钱财和教徒自留的财物（规定每户可50两银子留给自用，不缴教会）。
同一天，在肃王府避难的数千教徒，在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率领下，外出抢劫粮食。后来丁韪良回忆道：“在那里（沙滩附近）我们找到了储存着的大量小麦、小米以及其他杂粮。我们用大车装载，搬走了不下200斛的粮食。我对店主大声吆喝，告诉他：‘只要开出发票，我们就按照他的财产全部价值付钱。’但是我的话的回声，是我所得到的惟一回答。”丁韪良还恬不知耻地说：“对于传教士抢劫行为的控诉多得很啊！我虽然只得到一块毛毯子，但是我愿意分担对传教士的这种责难，而且我自己承认与他们犯了同样的罪过。”其他美国传教士也以救济教徒为借口夺取大批绸缎、皮货和各种珍宝。
关于传教士参加抢劫的事，证据确凿。1900年12月14日法国的《北方醒报》报道：“一个回国的士兵说：‘我们从北堂开向皇宫，修道士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劫都是替教士们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
为避免各国间的利益冲突，联军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外城由德、美、英三国分别占领。内城由日、俄、德、美、英、法、意七国分别占领：日占领区在东、西城区的北部；俄占领区在东城区南部；德占领区也在东城区南部；美占领区在西城区南部；英占领区也在西城区南部；法占领区在西城区中部；意占领区在东城区、西城区各一块。
皇城由七国分别占领。英、日、德三国分别占领皇城东部，即东安门之内大街以南为英国占领区；内大街以北至东三座门为日本占领区；东三座门以北至地安门内以东为德、日占领区。美、意、法、俄分别占领皇城西部，即西华门外以南为美国占领区；西华门外以北至西板桥为意大利占领区；西安门以南为法国占领区；西安门以北为俄国占领区。
紫禁城不占领，由英、俄、日、美四国军队分别驻守各城门。
“北京管理委员会”是联军统治北京的机构，成立于12月10日。它和天津的“都统衙门”一样，是专门搜捕、镇压义和团和统治中国人民的行政机构。其具体任务是：一、发布安民告示；二、强迫占领区的商店、民宅白天悬挂该占领国的国旗，夜里挂灯；三、设立安民公所办理民政，其长官由联军分别委任，还选派官吏、绅士协办；四、征民夫和赋税。
3李鸿章北上议和
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战争伊始即奉行“以战求和”的策略。6月15日，义和团开始攻打北堂这一天，就打电报到广州，要李鸿章来京议和。初李鸿章以“粤人挽留”为借口，拒绝北上。后经朝廷多次催促，不得不到达上海。他深知此次事情棘手，托病逗留上海观望。
其实李鸿章没有立即北上的最大原因，便是自己还没有取得议和全权。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看出李鸿章的心事，便上奏道：“请授李鸿章全权，就近在沪与各国电商，藉探消息.缓其进兵，以间敌谋而纾国难。”
8月7日，清廷接受刘坤一等的建议，下谕旨道：“此次中外起衅，各国不无误会，中国地方官实有办理不善之处。兵连祸结，有乖夙好，终非全球之福。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仍将应行议结事宜，分别妥商，请旨遵行。”李鸿章虽获全权大臣衔头，但没有允许“便宜行事”，还得请旨遵行，所以仍未离开上海。及至8月24日，李鸿章接到“准其便宜行事”的上谕，以及总税务司向各国商借轮船来沪迎接的消息之后，才于9月14日从上海启程。9月18日由海路抵达天津，寓居原来的总督署，由俄兵加以保护。10月1日，他在天津接印，担任直隶总督。在津期间，曾多次想会见瓦德西，都被拒绝。
10月5日，李鸿章乘坐大帆船赴京，11日抵京，进朝阳门后，即由俄国骑兵数十名护卫，安抵贤良寺行台。寺门外有俄兵鼓笛队相迎，甚为热闹。
此时另一位议和全权大臣即庆亲王奕劻，早在9月3日就从西逃途中返回京城，安居王府。10月12日李鸿章往庆王府谒见奕劻，两人一起拜会各国使臣。10月14日照会各国公使，定于20日开议和局，并送议和大纲的草案。该草案是以先停战后谈判为前提。
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资望较深，被各国推为领袖，是日，他到贤良寺答拜。寒暄毕，即大声说：“现今是什么时候？既已一败涂地，还想议和吗？惟有凛遵各国所示而已！”态度极其傲慢。李鸿章没有与他计较，默不作声。
中国所提出的这个议和大纲草案，除俄国表示愿意接受外，其他各国都反对。因为在和约签订之前，他们根本不可能放弃侵略，相反要以加强军事压力来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的权益，而且为提防俄国与中国单独媾和的阴谋及表示列强间团结也必须反对这个草案。
4与瓦德西对话
谈判未开以前，各国公使正在讨论议和大纲草案的时候，中国两位全权大臣为从速议和，屡次要求会见瓦德西但都遭到拒绝。拒绝会见的原因，据瓦德西自己所说，“系由于一种根本原则——对待中国人切勿让步，切勿表露忙态，因中国人对于每种让步皆视为虚弱之象征；而且我料定他们来到我处晤谈之请求，不久自行递来。又外交团内部情况，现在尚未达到与奕、李切实谈判的程度，而他们也未提出确系议和使者之证书。因此，我暂时拒绝接见，当不致迟误事机”。
后来奕、李又联衔去函瓦德西，要求赐见。11月15日，瓦德西终于答应了。是日，李鸿章先到宫中仪鸾殿瓦德西寓所，奕劻则迟20分钟始到，会见约一小时之久。
李：“贵统帅体气甚好。”——瓦：“我体气托福甚好。”
“我前在德国时因事忙，未获与贵统帅畅谈，今日得见，甚为欣喜。”——“贵大臣在中国声望甚高，我已早闻，今日得见甚幸。”
“贵统帅今年几岁？谅已七十吧。”——“我年68岁。”
“贵统帅年高，尚能来到中国，真可奇异。”——“我闻中国已久，深愿来华一游，以增见识。”
“不幸华民，均不愿远游，与贵统帅所言殊觉相反。”——“贵大臣尽可能劝令华民，以后宜至他国游历。”
“我在欧洲时见各国殷富，甚为骇愕。”——“英人韦礼逊在其著作中说，假如贵大臣能如前劝令贵国人民，则贵大臣将有益国家不浅。”
“不幸中国居高位的人，知识甚浅，使中国大为所害。华民也不愿有铁路、电线等物。”——“从前德民也是如此。”
“和谈成后，中国自当即行开办铁路。”——“如和谈一成，欧洲各国即将以重款借给中国建造铁路。”
“我甚望中国民智渐开。”——“我深知中国极富，但须设法变革。铁路将来大有用处。”
“中国目前仍穷。”——“只要开发资源，将来会富的。”
李鸿章转换话题问道：“联军将往张家口否？”瓦德西答道：“如华军抗拒，则德军必往。据说该处有某教会被百姓虐待。”
李说：“我想该处教会绝对不至有危险，何况我已到京，当更无此事。”
瓦说：“此军不可不发。”
此时庆亲王奕劻到，即由李鸿章引见。奕劻说：“我久望与贵统帅缔交。”瓦德西说：“今日得见王爷，我心甚喜。”
“我愿来已久。”奕劻说。
“我也久欲来中国，今日幸得自愿。”瓦德西说：“刚才我与李相接谈，因王爷来而止。我曾问中国皇上能否早日回京？”
“我希望皇上早日东归，但目前难以布置，请贵统帅转请各公使，早将和议条款议定。”奕劻说。
“约数日内即可照办。”瓦德西说。
“甚望如此。近日皇上有谕说：‘和议一有头绪，即将返跸。’况贵国大皇帝也请皇上回京。”奕劻说。
“王爷须知，我已奉令以皇帝礼接待皇上。”瓦德西说。
“很好，两年前亨利亲王来时，敝王也以礼接待。”奕劻说。
“那时德皇闻此甚喜。”瓦德西说。
此时李鸿章又谈到联军所据地方的地图。瓦德西说：“联军正在修理杨村、北京间的铁路，不日即可开用。我希望铁路附近人民均须安静，否则当以枪毙。如有事发生，该处人民不能推辞其责任。”
“如有兵保护则必无其事，因该处人民畏兵如虎。”李鸿章说。
“北京居民尚未回来的多吗？”瓦德西问。
“大半已经回来，因铺户无本钱，未开张的尚多。”奕劻回答道。
“以我经历来看，兵争之时居民有财产的不宜他往。如北省一带能以此安静，我心更喜。”瓦德西说。
“谢谢！我深望以后中外成为一家。”奕劻说。瓦德西微笑不言。
“深望和局即可开议。”李鸿章说。
“大约日内即可开办。但和议既开，亦须早有归结，不过中国须吃亏罢了。如早日归结，吃亏处略可较少。”瓦德西说毕，从怀中取出一金表看看时间。李鸿章等见此情况，不便久留，即行告别。
11月20日，瓦德西前往庆王府回拜两位议和大臣，但仅作了一番无关紧要的交谈。
5 《议和大纲草案》出笼
从1900年10月25日开始，英、美、德、法、日、俄、意、奥（以上八国出兵中国）西、荷、比（以上三国使馆受到攻击）11国，在西班牙使馆内举行外交团会议，经过十多次讨论，终于议定了一个《议和大纲草案》。各国公使派员通知中国开谈，出示大纲草案，并发表声明，威胁如下：
数月来，我们与各军官苦心商酌，竭力争执，始允今日这个定议。我们明知条款苛刻，但中国铸此大错，也实无可奈何。现有一言奉告，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万不可一字驳复。你们要知道，我等公使责任在重修旧好，而各军官则穷兵黩武，意在直捣西安。中国政府若允照款议，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为结束，各军官但办交地退步等事，军费大宗即于此日截止。若一时嫌条款酷烈，不允照办，各军官闻之群相起哄，诚恐兵事一起，动员令一发，为害不可胜言。此时各公使再竭力重订议款，则原有各款自难删去，不知又增出多少条件。试问到那时，中国还能接受吗？即幸而仍照原款定议，但经此波折，不知又费多少时日？即以兵费一项而论，恐又要增加数百万以上。
中国两位议和全权代表听了这个声明，觉得声明所说各节意在关切，并非恫吓，即密电西安朝廷备案。
12月24日，第一次和会在西班牙使馆召开。会议负责人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先发照会说：“该使馆屋宇狭窄，座位不多，来宾请以10人为限。”届时，李鸿章病卧贤良寺寓所，不能莅会。奕劻便约顺天府尹陈夔龙、户部侍郎那桐及法、英、俄、德、日五位翻译偕赴西班牙使馆。各国公使及列席各员聚集一堂，先由领衔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议和大纲草案》节略朗读一遍，面交奕劻。
奕劻说：“今日承蒙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容即电奏西安行在，俟奉有电旨，即行恭录知照。”接着便将来件交陈夔龙收存，辞别各公使出门。各公使也不远送，以为此乃中国求成。
众人行至门外，奕劻对陈夔龙说：“端王等迷信拳匪，肇此大祸，今日会议席间令我难受。我为国受辱，也不再说什么了。你速将交来条约草案送请中堂（李鸿章）阅看，即日会衔电奏行在，希望得以批准。此事今日必须办竣，电奏稿不必送我酌定，但于发电后抄稿送阅可了。”说毕，奕劻乘轿匆匆而去。陈夔龙回顾那桐，岂知他会上受到刺激，加之在使馆中为炉火所烤，出馆后又是朔风扑面，寒热大作，顿时患病，不能一同去见李鸿章。
陈夔龙一人往贤良寺，始知李鸿章患病未愈，不能见客。但因此事要紧，不能延误，便与李之幕僚、道员杨莲府商量，先将条件呈李鸿章一阅，再行请示方策。杨莲府笑着对陈夔龙说：“中堂此时沉沉昏睡，条件稿子厚约三寸许，怎能一一过目？不如由老宪台代拟电奏稿，呈中堂阅定，然后发电，较为便捷。”
陈夔龙说：“事体重大，岂能擅便？”杨莲府又说：“军机迅急，间不容发。今日不办，万难推到明日。此稿宪台不拟，试问何人敢拟？”
陈夔龙正在踌躇如何下笔才能打动两宫的时候，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来对他说：“家君昨日曾经说过，此次奏件，须用重笔。”陈笑答道：“如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方可压倒一切。”随即本着这个精神拟一电奏稿，交李经迈送入卧室，请李鸿章阅定，即刻发电。电发毕，陈夔龙将底稿送给奕劻观看，时已午夜。
和约草案电奏，从北京发到上海，再从上海发到汉口，转发西安。太后、皇上逐条阅读，因赔款数目太大，惩办罪魁太重，建德使克林德纪念碑有碍体制，以及其他各款种种苛求，坚决不准。荣禄婉言力陈：“事机迫切，非俯允不能弭患。”西太后听了怒道：“请皇上斟酌，我不能管。”
次日，北京议和全权大臣电催说：“各国公使专候准驳确信，以定军队进止。”荣禄只好又据电上陈。不料西太后说：“两全权只知责难于君父，不肯向各使据情据理力与争辩。我既不管，皇上也不肯管，由你们去管吧。”说毕，将电稿掷于地上。荣禄惶恐万状，不敢再陈，只有伏地碰头。后来光绪帝说：“你们也不要着急，明日再说。”
荣禄回邸，心想看此情况，明日上去也无结果，而北京全权电信又到，看来情形迫切。荣禄不禁喟然叹道：“此事责任在我，惟有淡中着笔，从权办理，这样才能成功。”心想：太后之意未尝不是不允，不过“允”之一字，难以当面说出罢了。
过了一二天，荣禄入见时暂不提此事，先将他事请旨以后，便接着说：“前日两全权电奏之件，已阅数日，刚才又有电报来催。前已面请圣旨，可否由奴才等下去酌拟一稿，呈请改定，再行发电。”西太后默然不言，继而说：“如此也好。”荣禄听了太后这样一说，连忙跪退，即与军机处诸大臣参照来电的意思，大致说，以宗庙社稷为重，始为允准。电旨拟毕，不敢再请面呈，即致电北京：“所奏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钦此。”
6善后处理与订约
两位议和全权大臣接到《议和大纲草案》批准的电旨，立即知照各国公使。后来（1901年12月）陈夔龙奉命迎驾。在河南彰德遇见荣禄。荣禄对他说：“你们在北京应付各国公使所处极难；我在西安于两宫前，委曲求全，得以了结此事，所处更难。”
各国公使接到《议和大纲草案》被批准的通知之后，要求议和全权大臣在接受《议和大纲草案》的议定书上签字画押，在清廷的谕旨上加盖御玺。1901年1月16日，将议定书送交各国公使，表示正式接受各国所提出的《议和大纲草案》。
根据《议和大纲草案》第一款规定，因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一事，中国必须派亲王专使前赴德京谢罪，遇害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因此，清廷于1901年7月12日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柏林谢罪。至于在克林德遇害地方建立碑坊一座，也于同年6月25日兴建。
又根据《议和大纲草案》第三款规定，因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以复日本政府。因此，清廷特派专使那桐，携带国书前往日本国谢罪，并赏给祭银5000两。那桐于同年9月13日抵达东京，呈递国书。其中说：“朕自维德薄，不能事先预防，竟令友邦馆员惨遭不测，有伤睦谊，弥切疚心。……至此次大皇帝遣师渡海，东方大局赖以保全。义闻仁声，昭布遐迩，朕心最为欣感，并命该大臣代达谢忱。惟望大皇帝尽释前嫌，益敦夙好，唇齿辅车之义，历久弥深，海宇又安，升平同享，惟大皇帝鉴察焉。”像这样低三下四的国书，历代以来罕见，可悲可叹。
1901年2月13日下达惩办祸首的上谕，分别惩办祸首。2月21日赐令尚书赵舒翘自尽，岑春煊奉命前往赐死。先给赵金子，赵吞食少许未死。岑春煊便命人给他吃鸦片，方始卧倒呻吟，仍未死。此时复命时间已过，岑春煊着急了。左右说：“大人何不用皮纸蘸烧酒扪其面及七窍呢？这样便会断气。”岑如法炮制，共扪五张皮纸，最后死去。其夫人痛哭之后自杀。
葛宝华奉赐令庄王载勋自尽的谕旨前往蒲州。入行台，庄王详问西安情形，葛宝华并不深答。行台之后有一古庙，葛宝华便布置为庄王自尽之地，旋即传令庄王跪听。庄王奉传，挺身而至古庙，对葛宝华说：“要我头吗？”葛不语，只管宣读圣旨。庄王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也不能久活。”此时庄王之子和妾都来了，庄王对其子说：“你必为国尽力，不要将祖宗江山送给洋人。”其子泣不成声，妾则滚地昏厥。庄王从容问道：“死在何处？”葛说：“死在此房内。”房门打开，庄王入内，见帛高悬，掉头对葛说：“钦差办事真周到。”说罢搬凳自行上吊，不久即死。
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为人胆小，在狱中啼啼哭哭。至春节，大家都忙着过年，无暇顾及。英年哭至半夜，伏地而死。原来他被污泥闷死。
端王载漪奉旨发配新疆，大喜，对人说：“这是皇上恩典来了，咱们还等什么？快走吧，不要动皇上盛怒。”于是兼程起行，深恐洋人再加以正法之罪。
山西巡抚毓贤自奉旨流放新疆之后，押解启程，一路带病行走。及闻正法之旨下达，早已不省人事。在正法前一日已经病危，被拖至法场处决。
礼部尚书启秀与刑部侍郎徐承煜被日军逮捕，关在顺天府署。1901年2月诏命处死，奕劻传诏书至，徐承煜变色呼冤，骂洋人不停。启秀比较镇静，他说：“此即圣恩矣！吾后悔莫及。”徐、启两人先被送至刑部，然后押赴菜市。洋人拍照毕，两人一起斩首。
各国公使要求给被斩的主和派大臣开复原官，清廷即降旨平反：
“本年（1900年）五月（公历6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此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着开复原官。钦此。”
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人都是浙江人，故被称为“浙江三忠臣”。
现在一切善后处理完毕，最后正式订约。9月7日，中国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代表和各国全权代表（德：穆默，奥：齐干，比：姚士登，西：葛络干，美：柔克义，法：鲍渥，英：萨道义，意：萨尔瓦葛，日：小村寿太郎，荷：克罗伯，俄：格尔思）在条约上签字。因条约是在农历辛丑年（1901）签订的，故称《辛丑各国和约》，通称《辛丑条约》。该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其内容除了“谢罪”、“惩凶”外，还赔款海关银10亿两以上（中央赔款45000万两，加上利息，本利共98000多万两。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使馆区可常驻军队保卫，削平大沽炮台及北京至海口各炮台，准许各国在京津榆铁路沿线驻军，永远禁止设立或加入与各国敌视的会社，在各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考试五年，两年内不准将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材运入中国境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等等。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奴役性条约，它给中国带来了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危机，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灾难，使中国人民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