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隆庆改革开放
明朝初年厉行海禁，朱元璋三令五申，不许片板下海，既不许外商来华，也禁止华商出洋，把中外物产交流限制在“朝贡贸易”之内。郑和下西洋即此实例。但是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由于明末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沿海人民特别海商迫切要求开放海禁。于是有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之举。这一年嘉靖帝死，隆庆帝即位，著名改革家张居正（1525—1582）入阁当家，隆庆帝立即准奏。正如后任福建巡抚许孚远所说：“隆庆初年，前任巡抚涂泽民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西二洋，不得（通）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许。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转引自晁中辰《隆庆开放与华南经济》，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从小以神童著称，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后在翰林院20年。1567年嘉靖帝死，隆庆帝即位，张居正入阁。1572年隆庆帝死，万历帝只是10岁小孩，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辅佐小皇帝。当时万历帝一登基，太监冯保、内阁大臣高拱和张居正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三驾马车。后张居正联合冯保，排挤高拱，皇帝老师、首辅大臣张居正独揽大权，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颁布新法——“清丈法”、“一条鞭法”、“考成法”。此外还用名将戚继光练兵，剿平浙闽粤的倭寇，后调至北方，加强对鞑靼的防御。还任用潘季驯主持治理淮河、黄河，都有显著成效。
①“清丈法”。万历六年（1578）下令全国清丈土地，确定应交赋税，查处许多隐瞒的土地，纳税土地从400多万顷增至700万顷以上。此法不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还遏止豪农地主的土地兼并，减轻农民负担。
②“一条鞭法”。此法又称“条编法”、“总赋法”，就是对明代中期以来的国家赋税制度进行改革。明朝赋税繁苛，人民不堪负担，起义不断，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先将赋和役分别归并征收，后将扰民最重的役逐步并入赋内；原来10年一轮的里甲改为1年编派1次；赋役普遍用银折纳；本来征收起解由人民自理，现改为官府办理。此外赋役以外的“土贡”、杂税也合并征收。万历年间（1573—1619）普遍推行，收到良好效果。此法最大的特点为：由实物税转入货币税，稳定国库收入，是中国田赋制度的一大改革。但因豪强地主阻挠，统治者又不断加派赋役，并未彻底施行，各地实行结果也不一致。
③“考成法”。该法规定，天下百官对内阁负责，督促官吏勤政廉政，成绩与乌纱帽挂钩，政绩考核成为法律。加强秉公执法、政治廉洁，可以说国民两利。
隆庆改革开放收到了很大效果：第一，推动了华南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隆庆开放的同一年，正式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在此设置海澄县，并建立督饷馆，专门管理私人海外贸易，月港顿时繁荣起来。不仅新的月港发展，也带动了老港（广州和澳门）的兴盛。还有如安平（泉州以南约60里）、梅岭和台湾的鸡笼（基隆），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安平后来是郑芝龙海商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成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第二，国库收入大增。万历四年（1576）月港税收万金，万历十一年（1583）增至2万余，万历二十二年（1594）再增至2.9万余。第三，促使华南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反过来又促使国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白银内流一方面解决国内银荒，一方面助长国内手工业的发达。据统计，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从吕宋、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约1亿两，相当于明嘉靖四十四年和万历二十五年的白银赋税收入。关于隆庆开放的历史意义，山东大学历史系晁中辰指出：“16世纪后期的隆庆开放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华南最先利用了这个机遇，最先和海外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华南经济在此后表现得最富有生机。而隆庆开放后的华南诸港口则主要进行海外贸易，从而使中国逐步进入新形成的世界市场。史实表明，海外贸易有力地刺激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大胆指出，隆庆开放是中国经济重心由长江流域向华南转移的开始。”（晁中辰的《隆庆开放与华南经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五辑，第35页）。
7瓷器制造业的发达
中国手工业历史悠久，十分发达，其中以丝织业和制瓷业最负盛名，丝绸、瓷器和茶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传统产品。中国瓷器制造始于汉代，至宋代已经非常发达了。当时欧洲还没有瓷器，使用笨重粗糙的陶器，中国瓷器大量出口流入欧洲，受到人们的欢迎。它非但实用，还可作为摆饰品和艺术品欣赏。欧洲人对半透明、扣之有声、色彩晶莹、结构坚硬、造型优美的中国瓷器，赞叹不已，认为几乎达到神奇的地步。他们不知道瓷器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曾误以为是用贝壳粉和骨粉制造的。阿拉伯人从唐代起就把大量细白瓷器贩卖到欧洲，所以最早流入欧洲的瓷器肯定是从阿拉伯中间商手中买到的。最早到欧洲的中国瓷器，据说是一个青白瓷花瓶，叫做“丰特希尔瓶”，时间大约在1300年，和马可·波罗回国同一个时候。这个花瓶辗转流传，19世纪中叶为爱尔兰国立博物馆收藏。《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于瓷器的描述：瓷器呈“青色”，“像玻璃”，产地是在汀久（Tingiu）城。这便使该书的译注者——法国地理学专家伯希和感到困惑。伯希和把青色译成绿色，使“汀久城”这个产地更难找到。其实青白瓷的产地就是著名的瓷都景德镇。
景德镇瓷器制造始于汉代，至南北朝陈（557—589）时从事此业的人增多。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宋景德（1004—1007）年间始为此名，凡所制御瓷，底部都落款“景德年制”。景德镇原属浮梁县，1949年改为市，1960年浮梁县并入。市境东、西、北三面低山环抱，有丰富的优质瓷土、瓷石和高岭土，制瓷原料丰富，加之技术高超的工匠辈出，成为中国的瓷器生产中心。汉代开始烧制陶器，南朝陈时已有制瓷业。宋代进入鼎盛期，派官监督烧制进呈宫廷的贡品，以青白瓷最负盛名，釉色介乎青白之间。瓷胎薄质坚，釉色青翠，晶莹如玉，声音清脆嘹亮。元代景德镇瓷器品种增多，以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驰名中外。世界闻名的“青花釉里红镂雕花卉大盖罐”和“蓝釉描金花纹小碗”是其中珍品。至明代工艺技术不断提高，出了不少制瓷名手，景德镇瓷业空前发达，各种彩釉名品迭出，其中名贵品种有：（1）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的青花、红釉、青釉；（2）成化时期（1465—1487）的斗彩；（3）弘治时期（1488—1505）的黄釉；（4）正德时期（1506—1521）的孔雀绿釉；（5）嘉靖、万历时期（1522—1619）的五彩。清代名品也众多，有康熙时期（1662—1722）的青花、五彩、红釉、天青釉、素三彩；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的粉彩、珐琅彩、厂官彩、窑变彩、广彩等。
南方瓷器产地除景德镇外，著名的还有浙江龙泉。其产品釉色葱翠，被誉为青瓷的典型。龙泉窑始于宋代，元代生产规模扩大，沿瓯江两岸及松溪上游一带已发现窑址150多处。产品大盘的口径达60厘米，大瓶高达1米。釉面平滑如镜，毫不变形，标志着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明代龙泉窑发展到了顶峰，釉光透明，多以刻花纹取胜。清代以后日渐衰落。
中国瓷器大量外销，输往中亚、东南亚、西亚及欧洲。元代以前多通过阿拉伯人之手，宋代、明代由国人直销，整船瓷器漂洋过海，但也有不少船只遇难沉于海底，如瑞典的哥德堡号在瑞典港口遇难沉没，2006年仿造的哥德堡号来访中国，再现昔日满载中国瓷器乘风破浪的雄姿。2007年满载瓷器的南海一号，在泉州外海被打捞出来，向世人证明中国瓷器如何受到世界各地人民欢迎的光辉历史。中国瓷器的风光，在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的古典中早有记载，等待人们去发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季羡林在《中国瓷器术传入印度》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史料说明东南亚及西域各国喜爱中国的瓷器，最后他列举明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书约成于1520年）卷上《榜葛剌（孟加拉，即印度）国》第16：
其朝贡无常。永乐六年（1408），其国王靄牙思丁遣使来朝贡。九年（1411），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十二年（1414），又遣臣把一济等来朝，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1438），贡同，表用金叶。其贡物：马、马鞍、金银器件、戗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
季先生认为贡品中的青花白瓷是孟加拉自己生产的，如果向中国或别的国家购买了“青花白瓷”，再用之向中国进贡，这是十分荒唐的。孟加拉的统治者或大商人绝不会胡涂到这个程度，竟把“青花白瓷”充当贡品，运回中国。因此他作出结论：中国制造瓷器术传入了印度，传入的地点是孟加拉，传入的时间是明初。笔者觉得这很有可能，它说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8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与纸、指南针、火药并称）之一。它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雕版印刷发明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其方法是在木板上反刻阳文文字，涂墨后放上纸张，用刷子刷印。雕版印刷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5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雕版印刷在唐代已很盛行，并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详见本书第七章第八节《科学文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活字印刷术就是其中之一。
活字印刷术由北宋毕昇（？—约1051）发明。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于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搀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使蜡稍熔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固定在铁板上，可以像雕版一样印刷。印刷时使用两个铁框：一个铁框存放泥活字，另一个铁框排版。因为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13世纪末，元代农学家王祯改泥活字为木活字，并发明转轮排字法，即把木活字按音韵排列在两个可转动的大木轮上，排字工坐在两轮中间，转动木轮拾字排版。
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西方人普遍认为德国美茵茨的金匠谷登堡（Gutenberg，Johnnes，约14世纪90年代—1468）是“印刷之父”，印刷术由他发明。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述和德国人大力宣传的结果。尽管印刷术起源问题上东西方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差异，但从时间上来说，毕昇的泥活字比谷登堡的金属活字早400年；从技术上来说，中国与西方的活字印刷只有材料上的不同，原理是一样的。因此，中国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显而易见的。可惜中国的泥活字很少，没有大规模使用，更没有实物传世，而且中国在对外文化展示方面做得不够，没有引起西方人的普遍关注。
9文学与美术
（1）文学
宋元明清四代文学上的成就，小说最为突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驰名中外。现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部长篇小说概述如下：
《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作。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以及有关传说，经过综合整理和提炼，再创作而成。现在的通行本是120回本。故事始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终于王濬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为取得政权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实况，暴露了某些军阀的罪恶，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其中有许多智慧和计谋值得参考。书中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如尊重刘备、抑压曹操），对黄巾农民起义有所诋毁。故事结构宏大，人物众多，性格各异，情节曲折，文字较为通俗，一般人都能看得懂，为我国历史小说中的精品。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施耐庵作，罗贯中编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施耐庵作，王圻《续文献通考》则认为是罗贯中作，施、罗都是元末明初人。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版本，主要有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等。100回本于宋江受招安后，有“征辽”和镇压方腊起义等情节。120回本又增添了镇压田虎、王庆的情节。金圣叹将此书删改，砍去招安及招安后事，而以卢俊义一梦作结束，世称71回本。此书在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水浒英雄故事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题材，通过一个个“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故事，揭示当时现实社会的矛盾和不平。作者塑造出许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其中以林冲、鲁智深、李逵和武松最为突出。故事结构谨严，情节曲折，语言生动，读者爱不释手，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西游记》，明吴承恩作，100回。在民间流传的唐僧玄奘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经过再创作而成，它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想象力丰富的巨作。书前7回，记述孙悟空出世，通过大闹天宫的故事，曲折地表现出对封建秩序的一定的反抗精神。其后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印度）取经。沿途历尽艰难险阻，降妖伏魔，用幻想的形式反映社会矛盾，歌颂了孙悟空不畏强暴、战胜困难的顽强精神。此外还塑造神魔的形象，将生物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和超自然的神性巧妙地熔铸在一起。情节曲折，想象奇特，风格明快，语言流畅，妙趣横生。书中主要角色已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儿童尤为喜爱。现有英文和日文译本。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120回。前80回曹雪芹（约1715—1763）所作，后40回一般认为高鹗所续。曹的80回，在他撰写、修改过程中就以抄本形式流传。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将前80回和后40回续稿以活字排版印，从此以后，便有120回本流行。本书主题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大官僚贾家的青年公子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揭露地主贵族的荒淫腐败和互相倾轧，对封建礼教的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中国上层家族成员及其众多奴仆、丫环们的日常生活——豪华、淫逸、礼节、明争暗斗的细节。其中人物多至400余，许多具有鲜明的个性。文字生动优美，在耐人寻味的散文、对话中，夹以高雅的诗调歌赋、对联、谜语，使整个小说思想性得到充分表现。该小说过去百年来有英、日、俄、法、德、匈、朝、越等译本，但都不很理想。1980年有杨宪益夫妇翻译的新的英译本，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
（2）美术
宋代绘画艺术继隋唐之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北宋京城汴梁和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相继成为绘画人才集中之地。宋代城市繁荣，市民和官僚贵族对绘画需求增多，艺术作为一种职业，与社会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世俗美术摆脱了宗教题材和贵族美术的束缚，取得发展。加之宫廷贵族的提倡，培养了一批人材。宋建国初期成立了翰林图画院，后来又不断从民间征召优秀画家。宋徽宗（赵佶）爱好艺术，在位（1101—1125）时扩充翰林图画院，提高画工的社会地位，建立比较严格的考核制度，还亲自进行指导。他下令编辑的《宣和睿览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都是美术史上的盛举。宋代绘画的特点是对所绘对象进行仔细观察，精密不苟，刻意求真（包括形象的典型性和真实性）。所绘题材极为广泛，形式风格也丰富多样，涉及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等。肖像画已较普及，城市有专门画像的行业。历史故事画也很流行，并且出现了借古喻今的作品。反映城市生活的风俗画有很大成就，手工业者、农民成为画家表现的对象，盘车、水磨、闹市、野店等生活场景大量出现在画中。巨幅山水屏障壁画，全景式的大山大水仍很流行。同时以惠崇、赵令穰为代表的小景山水也很出色；米芾（1051—1107）、米友仁（1074—1153）父子以水墨点染表现江南山水烟雨迷濛的景色，丰富了山水画的形式和技巧；王希孟（1096—？）、赵伯驹的青绿山水具有高超的水平；李唐（约1050—？）开创、马远和夏圭发展的南宋山水画派，用简括有力的大斧劈皴表现山势的奇峭，以及巧妙的构思，给人鲜明深刻的印象。赵佶及宫廷画师所画的华贵富丽的珍禽异卉，其影响一直贯穿着南宋花鸟画创作。文人画家则以水墨为主，挥毫梅、竹、枯木等借以抒发感情，开辟了花鸟画的新领域。
总之，宋代杰出画家众多，远远超过前代。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鲜明的特色，对元代绘画风格的形式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元代由于政权更替和战争引起的社会不安定诸因素，艺术不发达，绘画显著衰退，没有宋代那样昌盛，民间对图画的需要锐减，政府也不重视。元代宫廷没有设立画院，只在将作院、诸色人匠总管府、祇应司等部门设画局，管理为帝后画肖像和寺院壁画，画师地位也不高。社会上的职业画家不太活跃，宋代院体绘画那种精密谨严的画风趋向衰微。宋代已形成潮流的士大夫绘画，在画坛上占据重要地位，出现了一批官僚士大夫画家。如李衎（1245—1320）官至集贤殿大学士，擅画墨竹，曾深入东南一带竹乡，观察各种竹的形色神态。赵孟頫（1254—1322）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擅画山水，亦工墨竹花鸟，提出“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的论点，开创元代画风。还有黄公望（1269—1354）曾任台察院掾吏，擅画山水，有“峰峦浑厚、草木华滋”之好评，与吴镇（1280—1354）、倪瓒（1306—1374）、王蒙（1308—1385）合称“元四家”。他们活跃于江浙一带，以水墨或浅绛写江南山水，各自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元代文人画重视主观意趣的表达，标榜“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作品不仅利用绘画形象，还用诗文题跋加以补充，使书法和诗文成为绘画创作的一部分，借以言志抒情。元代文人画与工匠画有明确的区别，艺术上追求朴素简单，但未脱离真实形象的观察和描绘。此时花鸟画也向水墨方面发展，梅、兰、竹、石大为流行，名家辈出。人物画方面，除刘贯道、王振鹏等继承前代传统技法外，张渥的白描人物，王绎（约1333—？）的肖像，多线描，少晕染，往往在对方谈笑之间默记情态，然后落笔写貌，而得其神气。又如王渊、张宁画人物，均以水墨皴染，深浅有致，得写生之妙。间作设色，清隽可喜，风格幽淡。而人物画的主要成就，都体现在寺观壁画方面。元代宗教画，特别出于民间画工之手的寺观壁画仍保持着相当水平。现存的有山西永济永乐宫（今属芮城县）、赵城广胜寺、稷山兴化寺和青龙寺等地的壁画。其中永乐宫三清壁画，规模宏大，形象丰富，色彩富丽，线描遒劲。
明代宫廷绘画和文人士大夫绘画都有相当大的发展。明代虽未设立画院，但宫廷将全国征召来的画家安置在仁智、武英、文华诸殿供奉，或者授以锦衣卫指挥、镇抚、千户、百户等头衔，名家一时汇集。宣德（1426—1435）至弘治（1488—1505）因皇帝爱好绘画，宫廷画家增至数百，迎来了明代宫廷绘画全盛期，遗存至今的大部分是这个时期的画。当时谢环的人物和水墨山水、戴进的道释人物和山水花卉、石锐的金碧山水，盛极一时。尤其是戴进（1388—1462）因遭谢环的嫉妒，被排挤出宫廷，所作人物佛像运笔顿挫有力；画走兽、花果、禽鸟也精；所作葡萄配钩勒竹、蟹爪草，别具一格，影响较大，为“浙派”之祖。后来文人士大夫绘画兴起，宫廷绘画日趋衰微。
由于江南经济的恢复，苏州地区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活跃起来。初有刘珏（1410—1472）、杜琼（1396—1474）、姚绶（1422—1495），后有沈周（1422—1495）。沈周40岁前多画小幅，之后画大幅，笔墨坚实豪放，形成沉着浑厚的风格。他也善作细笔画，谨密中仍具浑沦之势，人称“细沈”，取景多江南山水和园林景物。沈周为吴门画派的创造人，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文徵明（1470—1559）多写江南湖山庭园和文人生活，构图平稳，笔墨苍润秀雅。唐寅（1470—1523）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擅画山水，一变斧劈皴为细长清劲线条的皴法。并工画人物花卉，笔墨秀润峭利，景物清隽生动，工笔写意俱佳。仇英（？—1552前）擅长仕女画（以美女为题材的国画），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不同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所画圆转流利、精工妍丽。于是吴派便取代了宫廷绘画及浙派，成为明代绘画主流。明末，董其昌（1555—1636）擅长山水画，讲究笔致墨韵，清润明秀为其特色。在绘画理论上标榜“士气”，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后来画论有积极影响。人物画家陈洪绶（1598—1652）和崔子忠（？—1644），在明末画坛独树一帜，有“南陈北崔”之誉。肖像画家曾鲸（1568—1650）则以其“重墨骨”影响后世。明代雕塑、壁画遗存不少佳作，如明孝陵和十三陵石刻、山西平遥双林寺罗汉堂的十八罗汉、北京西郊法海寺的帝释梵天壁画等，都继承了古代雕塑、壁画的优秀传统。此外，手工艺品也具有很高水平，如瓷器、漆器、景泰蓝、丝织金银器皿等。
清代绘画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各种影响下，继承并发展了宋、元、明的绘画传统，在文人画（山水花鸟）、木版年画和宫廷画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文人画方面各派画家辈出，有“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和“四僧”及“金陵八家”。他们大多与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隐居山林或出家为僧。他们企图在作品中表观不受拘束的个性，感情与思想，取法宋元却不一味模仿，讲求笔墨而师法自然，富于创造精神。如石涛（1642—1718）号苦瓜和尚，主张经常体察自然景物，“笔墨当随时代”，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进而“法自我立”，自成一家。他讲求独创，构图善于变化，笔墨恣肆，意境苍莽新奇，一反当时仿古之风。王原祁叹服他：“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
清代中后期不少文人画家以词臣身份供奉内廷，形成宫廷绘画文化。此时供奉内廷的中国画家与外籍画家创作了一批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画。随着清中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市民阶层扩大，在石涛等人的艺术思想影响下，“扬州八怪”在东南的商业交通重镇——扬州兴起。“扬州八怪”就是汪士慎（1686—1762）、李□（1686—1762）、金农（1687—1764）、黄慎（1687—1768）、高翔（1688—1753）、郑燮（即板桥，1693—1765）、李方膺（1695—1754）和罗聘（1733—1799）。他们不满于因袭模仿，继承发展了重视生活经验，人品寄托和书诗画结合为一体的写意传统，把写意画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此外民间绘画也有长足发展，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的木板年画进入了兴盛期。其他太平天国的壁画和年画也很有名，表现了太平军的英勇战斗，歌颂了英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