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吴丙继 整理 叶全新
也许再过些年，人们会把“非典”这个词忘记，但是我不会忘，我会永远记得2003年的“非典”时期。这几年我无数次想过，我得的病要是“非典”就好了。
2003年5月15日，我因为胸部难受，呼吸困难，有工友叫我去上海职工医院看看。那时我一直在船上干活，根本不看新闻，所以也不知道什么“非典”。只知道我一进医院，有许多医生都戴着口罩在那里跑来跑去，一听说我是呼吸道上的病，还伴有咳嗽，“哗”一下子围上来许多医生。
立刻有人来给我量体温，有人带我去拍片子，安排我进病房，我问还要住院啊？我没有钱住，医生说没钱不要紧，就是你这个人不能回去！我问为什么不能走？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医生说现在还不知道，要检查后再给你用药！当时只觉得这些医生对我真好，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如临大敌。
一会儿我的片子就出来了，许多医生凑到一起看片子，像开会似的，我听见他们说这个人像是“感染性肺炎”、“两肺纹理增多增粗”什么的。这时护士已经在给我挂盐水，每隔半小时就有医生进来问我情况。就这样给我挂了半个多月，证明了我不是“非典”，医院便立即要我出院，说我已经“明显恢复”了。
我怀念那一次看病的经历，感到自己像个人一样被关心了。
镇上第一批外出劳务的农民，报名300多，体检后只要64人。到厂里体检，又刷掉6个。以前我别的没有，就是身体好
其实我的病情是在“非典”前一年开始出现的。
那一天，我比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记得还清楚——2002年12月25日上午10点零5分，我像平常一样在密封的船舱里干活，突然觉得胸口难受，透不过来气。我拉下口罩，看见口罩已经像擦了锅烟似的又黄又黑，便从工具包里拿出一个新的换上。接着再干，不到半小时，那种难受的感觉又来了，胸口被什么使劲堵住，发闷，手下也没力气了。这可是没有过的事，以前我可是个从不知道病痛的棒小伙子啊。我只好放下工具枪，上到甲板上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胸口顿时好受多了。这以后的事……
好吧，我从头说起。
我是1970年出生的，1991年出来正式打工，原来零星的不算，到今年已经在外面做了16年。这16年，前13年在同一个工厂做同一个工种，后3年主要是看病。我这个病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病，医院里查不出，医生看不出。但我36岁正当壮年，看起来红脸花腮的，怎么就不能干活，几乎成了一个废人呢？
我家在安徽黄山歙县霞坑镇霞坑村，家里两个哥两个姐，我是老小。一家七口不到一亩田、一亩山地。我背着竹篓上学，竹篓就是书包，可惜背到初中快毕业，成绩不好干脆不读了，没学啥手艺，除了干农活，就是四处帮人打零工。别的没有，就是身体好。
1989年那会儿，霞坑村的人都跑到山上挖一种造纸用的甘草，有人进山来收。甘草属于杂木，长长的枝条，上面长着刺，我一天能削两百斤。卖到五块钱。
我还帮人挑沙，80公斤一担，从水里挖的湿沙。冬天河水很浅。
不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在家里打水泥砖，预备造房子的。山里人做屋没钱买窑里的砖，都是用石块或者水泥砖。买一些散水泥，加沙和水拌好，装进铁模子里，用铁锹敲紧敲平，再端起来用力翻倒在地上，晾干。一块砖有20多公斤，一天做100多块，我曾经一个人一个月做了2000多块。乡下两层楼的房子要6000多块水泥砖呢。
1991年，我21岁。镇上有了一家劳务公司，招人去上海做工。那年我们安徽，走到哪里都在说“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我们订的合同上也有这句话，好像振兴上海就是我们自家的事。黄山本来离上海很近，很多青年都想去。
合同上签劳务期满是六年，第一年培训，拿85块钱一个月。试工半年，5块钱一天。然后正式上工，每小时8角钱，算下来一个月能挣200块呢。
我们是镇上第一批外出务工的农民，报名300多人，体检后只要64人。到了厂里又体检，又刷掉6个，说他们血不合格，剩下了58个。那6个人走的时候，有人都哭了。
这是他们唯一给我做过的两次体检。
1991年3月8日早上5点钟，我们60多个人包了一辆车出发到上海。都是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年轻人，除了本村的，都是头一次见面。我们霞坑村有4个人。车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出过门，更没有人去过上海，一路上大家很兴奋，说说笑笑9点半就到了浦东。
我在船上做批镞工、打磨工、切割工，这些工种需要体力好的农民工来做，做了十几年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危害
这批人都进了同一个船厂，分到两个车间，一个船体车间，一个漆木车间。我在船体车间“批镞”组，就是这个“镞”字吧，“批镞”是工具，也叫批枪，可以切割铁体，磨平马脚。马脚是什么？马脚就是船体造好了，那些脚手架、没用的框架都要拆除，拆掉之后剩下来的那一块像马脚掌一样的东西，就叫马脚，要把它们磨得光光的。简单地说，这个工作就是人家在前面造船，我们跟在后面打扫战场，整理清洁全部船体，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船板上不留一点痕迹。
这可不像扫地那么轻松，船上的东西不是钢就是铁，焊在那儿，要把它们弄得光滑平坦，要有力气还要有技巧。批枪本身有4.5公斤重，带一节皮管，可以压缩4到6公斤的空气。我马步蹲好，右手捏批枪，左手捏一块特制的圆钢，通过压缩空气冲向圆钢磨平马脚。就是这么个原理吧。
还有一项工作是削铁板。工具叫碳弧气泡，用的是电焊机直流电，是电焊的两倍，光也强好几倍，也要通过压缩空气，用碳棒削。为什么要削铁板？为了让船体更加牢固。船板都是20厘米厚的两块铁板拼起来的，假如从表面焊，一次焊不透，也焊不牢。先要把两块铁板拼好，把它们之间的接缝削开三分之二的厚度，再让电焊工从下面开始焊接。
你们看到海洋上的船那么威风，其实万吨轮都是这样一块块钢板拼起来的。
我在船上做批镞工、打磨工、切割工，这些工种一般都需要体力好的农民工来做，正式工他们不愿意做这些活。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做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做了十几年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危害。没有人跟你说，也没有人敢跟你说。
到底有什么危害？挖煤的人在坑道里吸煤灰，时间长了要得矽肺病，我比那还厉害。老师傅说煤矿工吸的是灰，电焊工吸的是烟，我们吸的是粉。我们用的批枪，工作的时候，那个风力大得能把地面上所有的垃圾、钢板粉尘吹起几十厘米高，吹得脸上生疼，还要紧紧地脸对着铁板吹。口罩？当然戴口罩，没法洗，都是一次性的。口罩一年戴到头，每个月到工具间领一次，20到40个。我后来半月领一次，太脏了，有时半小时就换一个，漆黑的。我的脸现在老是红红的，也是打批枪风吹出来的。
听老工人说别的厂子里发生过一件事，有人用批枪对着工友的屁眼开玩笑，那大概是夏天，开关一打，风吹进去，结果把人吹死了。你想想那风的力道大不大？
如果是在露天干活还要好一点，但是我们必须经常在密封舱里干。密封舱又比污油舱好一点，污油舱就是储存废油的地方，只有几平方米，十米高，工作时粉尘吹起来就像烟雾缭绕，看不清人。
就是这样的污油舱，又比压载水舱好一点。什么叫压载水舱？你知道轮船都是双底吗？外面一层底，中间隔一到两米的高度，再加一层底。两个底之间就叫压载水舱。一条船200多米长，7个压载水舱，舱与舱之间不通，每条舱20米长，1米多高，我们要趴在地上爬着干，嘴几乎就对着粉尘。
1995年之前，我还经常在露天干活，后来船舱里的活没人干，就调我去做，天天在船舱下面，而且闷舱多。我一直是个非常听话的工人，叫我到哪就到哪，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不仅听话，更重要的是技术好。
到1997年第一个合同期满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很好的熟练工人。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厂里干，这一次没有与劳务公司订合同，但劳务公司与厂方续订了合同。我们还是照样干活拿钱。拿多少钱？哦，当初1小时8毛钱已加到1块7毛，后来又涨到3块6毛。一天干10小时就是36块钱，一个月能拿1200多。很不错了。
第一个合同期满那年，我27岁。头一年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儿子。
那种胸闷的感觉，从此就没有离开我。但当时并不知道“职业病”这三个字，我们乡下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
结婚成了家，更觉得身上担子重了。我一天都舍不得休息，天天闷在舱里干。每个月工资除了吃饭花400多块钱，其他什么钱都不用。说是在上海十几年，什么街都没去过，就是不要钱的外滩去玩过，还是陪父亲去的。晚上加班两小时可以把一个月的饭钱挣出来，周末还是干活。从没看过电影，下了班太累了躺倒就睡着。现在的我真羡慕那些年躺倒就睡的我，因为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
1997年厂里搞改革，正式工开始轮岗，但我们农民工没有下岗也没有轮岗。
那时候我在厂里做“特涂”工的技术已经很有名，什么是“特涂”工？就是需要上特别涂料的船，比如装原油、石油的万吨油轮。油轮船舱的精密度和一般船要求不一样，在上涂料之前的检验非常严格，光度、平整度，没有一丝细纹、没有一丝焊接的黑点。要磨得全光，看不见一点瑕疵，我们做过之后，涂料工才能上特别涂料。我几乎是“特涂”专家，我做过的船，再高级的检验都能合格。厂里曾让我一个人做过七八条这一类的特涂船。
2000年春节过后，我接到厂里打来的电话，要我赶快回厂做海关缉私艇，厂里接了六条船的任务。这批任务厂里包给了一个外包老板，姓赵，我是车间派出的技术人员，让我配合他们干活。这批船工艺要求很高。我几乎是扑在这些船上干，从3月到12月，就是“五一”休息了两天，每天干10多个小时，到12月干完，6条船全部完成。我一年都没回家，就在这时，家里带信来：我父亲生病了。
父亲胸肋膜生了恶性肿瘤，家里没钱，放弃治疗，我辛苦挣的钱只够一家老小日常消费，我们没法花钱买命，3个月后父亲死了。父亲走后两年，妈妈也去世了，是糖尿病。
2001年6月，厂里又要做特涂船。这一次是装液化气的汽轮，油轮是装液体，现在要做装气体的了。不用说特涂的要求更高，天天在船舱里打磨。这一次的活，一直干到第二年年底——2002年12月25日上午10点5分——就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一天。
从1991年进厂，十几年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有请过一天病假。那天上午发生胸闷情况后，以后接连几天都感觉不好，我就在一天下午骑自行车，到工厂隔壁的上海第二人民医院去看病。透视检查说无异常，我就放心了，回去继续干活。
但那种异样的感觉，从此就没有离开我。只要到舱里工作一两个小时，马上就不舒服，上到甲板休息一会儿又好一点。这样做到2003年3月，情况很严重了，干半小时活就不行，非得上去透气，再后来发展到十几分钟一次。车间主任已经嫌我干活进度慢了。
5月15日，我去上海职工医院看病，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非典”大流行时期。“明显恢复”出院后，我要求在室外干活，少在密封环境下接触粉尘。我直觉我的病情与工作有关，但当时并不知道“职业病”这三个字。我们乡下人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词。
到了6月份，我背个工具包上船，路都走不动了，半路要休息好几次，人透不过来气。到7月底我只有办离厂手续了，因为我已病得无法上班。没有任何人来问我怎么了，但我不能上班就不能留在工厂，要离厂走人，如果不办离厂手续还要倒扣工钱。我只好回乡。
回乡后我去了安徽许多医院，合肥的、蚌埠的，做过CT，拍过胸片。连上海瑞金医院拍的片子也说是气管炎，给了消炎药吃，没用。一觉睡到天亮像是上辈子的事，现在半夜睡不着，胸闷难受。睡梦中会突然呼吸困难，醒过来人像睡在水里，全身虚汗。
又开了中药来调理，在老家休养了一年半，有时帮人做点水电活。为了今后的生计，我还跟老婆学裁缝，谁知连裁缝的活也干不下来，简直成了一个废人。
2005年7月，我离厂两年了，这时上海那边有个人在找我。这个人就是那个外包工赵老板，从7月到9月，他整整找了我3个月，要我回厂上班
他在电话中说，你来干活，我不要你打磨粉尘，你做批枪就行了，80块钱一天，加班1小时10块钱。
我一听真高兴，做工十几年，从来没拿过这么高的工钱。心想我已歇了两年，应该能干活了吧。
9月27日我再次来到上海，回到老厂，心里有说不出的复杂感觉。又高兴又难过又怀念，我在这里干了十几年啊，20岁到30多岁，这里就是我心里的家。28日我就上艇了。这一次，赵老板接到的任务是造我们国家最先进的艇。当然我们只管造艇体，代加工性质，艇上面的其他装置是不管的。但这也是性能要求最高的一种艇，所以他们才到处找我回来。
为了挣工钱，我天天扛着干，扛了一个多月，就实在扛不下去了。在这期间我一再要求他们给我做体检，查清到底我是怎么回事，但厂里一直拖，说什么暂住证啦、照片啦什么的没搞好。11月3日，我只好自己找到上海职业病医院去了。
我要求自费体检，验血、拍片、做心电图、上人工呼吸机……结论让人哭笑不得：一切正常。我又去挂职业病医院所属的肺科医院专家门诊，专家看了片子说“我只看普通的肺病”。他的意思是说职业病尘肺病他不看，你有病痛到职业病医院去看。
我体检后去找厂领导，厂里正在开会，我听到分厂老总在和赵老板说我的名字，“要想办法让这个人走。”这以后赵老板便不管我上不上班了，船上那么忙，他也不来找我。
我到车间里坐了两天，不吃也不睡。车间主任说：“我也帮不上你，你回家去开个小店吧。”
我又到厂工会主席办公室，工会主席说：“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我们跟劳务公司有关系。你又不是我们会员，又不是我们职工。”我在厂里做了十几年，他却轻飘飘地问——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回头找劳务公司，公司说：“只要你证明你有职业病，我们一定陪你去找工厂。”想想也对，问题是，我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有职业病呢？
12月我再次离厂回家，真的是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2006年，我跟一个老乡到了杭州。老乡帮我在杭州找了一份保安工作，就是看大门，每个月850块钱。就这个活今年也干不下去了，因为这家单位晚班多，一上晚班我就特别累，还不能跟人明说。
我在杭州也看过病，有个医生对我说：假如是职业病的话，那么只有你工作的单位和你的老家有关机构可以为你出具职业病证明，证明你到底有没有到达职业病标准。他还告诉我，职业病有潜伏期，只会发展加重不会减轻，也没有药治得好。如果治得好，那就不是职业病了，当然更好。他叫我要定期检查，还要加强锻炼和加强营养。现在我准备听他的话，回去找我们那里的职业病防治中心，看看有什么说法，能不能证明？
我来向你们倾诉，也不是想要怎么样，只是因为我很担心，很着急，不知道还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农民工在那里不要命地干呢！他们可能像我一样根本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像我那些年的工种，干的那些活，是不能长期干的，要经常换岗，还要定期体检。过去挣的那点钱有什么用呢？不是买了自己的命吗？可惜这些事我现在才知道。得了病真是痛苦啊，我不知多少回想死，又不敢死。一个大男人，半夜里坐起来流泪……
我现在只想有哪位好心人让我到空气好的景区干点活，不能养活家人了，至少我要养活自己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