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派文化是一种现代市民文化，但市民主要是来自于乡土的都市移民，所以，近现代上海是一个大杂烩，它既有“东方巴黎”的美誉，也是一座乡土的都市。海派文化因开放而先锋、时尚，这种特质来自于近代吴越文化，它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潜质，当西方现代文化登陆上海，上海人趋之若鹜。不过，若单单惊艳于上海的时髦与摩登，那势必会忽视上海的内核，也就是市民做人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换言之，海派的包容又意味着，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就会看到儒、佛、道文化在上海十分兴盛，在现代，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般迷恋传统文化。因此，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海派文化，那就是海纳百川，它包容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化，虽然这难免夹带泥沙，但考虑到包容精神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所以，海派的包容仍有积极意义。这里必须把包容与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负重区别开来，后者指的是主体欲摆脱传统的束缚，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人仍不能卸脱传统，在情感上难以割舍传统；前者指的是主体主动地继承传统，在情感与理性上他们都认同传统。如果说新文学家如鲁迅、茅盾等人属于前一种类型，那么，海派作家，哪怕前卫如邵洵美也力倡学习传统，建设一个文学过渡时代，其他人如施蛰存、张爱玲、徐讠于等就更不用说了。海派作家是海派文化的精英，是海派文化的突出代表，他们对传统的态度也可以归结为包容。这就意味着，确立在海派文化基础上的、为读者消费服务的、由海派作家创作出来的海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最有包容精神的新文学，它有时甚至接纳激进的政治，可见，开放与多元是海派文学的特色。更明确地说，海派文学不仅向西方的时尚、先锋开放，而且也向中国的古老传统开放，这种无所不包的气度在现代文学中绝无仅有，正因为如此，海派文学精神复杂多元，而传统精神只是它的一面。
海派文学的传统精神体现在多方面。在文学主题上，它并没有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阻力——专制的家文化做猛烈的抨击，它的态度是暧昧的，它甚至不隐藏对家文化的喜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海派文学张扬了儒学家庭主义。单纯地从现代角度批判海派文学的做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家庭主义也有它的合理性一面，更何况海派文学也没有遮蔽家庭主义的缺陷。对佛教宿命论以及中国鬼文化，海派文学大体上持民间立场，在信与疑之间，这与五四所高扬的“科学”大旗有很大差距。另外，海派作家也不只代表民间发出声音，他们对佛教、道家等文化人格的建构表明，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对都市文化的批判深入到宗教层面、生存哲学的高度。这是精英知识分子对现代都市展开的批判，而批判主体竟然是得海派文化之利的海派作家，批判的工具则是传统文化，由此能说明，海派文学也有一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可见，以先锋面孔示人的海派文学，它的深层次的东西是中国的，在做人处世的理念上，它坚持儒学家庭主义价值观念；在人生的精神归宿上，它既挑战佛教又皈依佛教，这也是中国人一如既往的宗教态度；在人的自由上，它以道家哲学解构现代文明这个“铁的牢笼”。为了传达传统文化内涵，海派小说在叙事上做足文章，譬如，在叙事空间的择取上，儒家内室、佛教寺庵、道家田园等富有东方神韵与传统审美趣味的空间为作家所偏爱，因此，文化制约下的叙事，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作为底蕴的叙事。
所以，从传统文化角度看海派文学，海派文学不仅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很密切的新文学，这就意味着海派文学是一种贯穿有乡土精神的现代都市文学，而且，它也是最有气度、海纳百川的新文学。总体来说，海派文学将文化故旧一股脑熔铸进新文学，一是海派文学没有因此而成为旧文学，因为它是面向未来的；二是它毕竟是新文学，海派文学包容传统的目的在于创立一个新旧连贯的文学时代，或许它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但想法不错。而这恰恰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所忽略。新文化观照下的传统文化仿佛是一条丑陋的尾巴，五四以来的众多新文学家企图跟传统做一个完全了断的切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新文学的贫血，而真正的新文学大家，正如施蛰存所言：“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1】海上文坛承接传统，也确实出了大作家，如张爱玲，其他像施蛰存、徐讠于等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他们与众多的海派文学作者一起打造出一种新鲜的现代都市文学，而传统精神、乡土神韵常常是这种现代文学的内核。因此，如果说吴福辉先生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是为海派正名，而《海派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种正名，海派并不是一味的时尚、先锋、现代，虽然说现有的研究已经对海派文学的传统精神有所关注，但尚未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书则试图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派文学是一种极富有民族精神的现代都市文学，追求文学的现代性固然是它的方向，但民族性也是它的内在品格。这显然可以理解为，海派文学的现代性是民族的现代性，它不以一味否定民族传统为己任，而是宽容地对待民族精神；海派文学又常常担当了承传民族文化、建构民族特色文学的重任，这是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认同。所以，现代与传统是海派文学的双重品格，正是在对传统的坚守中，海派文学因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二
包容哪怕看起来是守旧的传统是海派文化、海派文学对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启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可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为多元化的时期，只要看看当时的报刊，如《良友画报》、《申报》等，就会发现，海派文化无所不包，它能将相互矛盾、互相抵触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海派文学也如此，最先锋的文学最传统，最都市的文学最乡土，最西方化的文学最中国化。
海派文学没有因为包容传统就失却了它的先锋性、现代性，相反，激进地否定传统、急切地与传统切割的文学则往往是贫乏的。这意味着，海派文学的现代性有着与新文学的启蒙现代性不同的独特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传统中寻找批判启蒙现代性的智慧，二是在日常叙事中把传统引入现代语境，二者分别表现为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现代性。海派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有两种倾向，一是追逐时尚，展示了现代人的颓废；二是海派的审美有明显的民族化追求，无疑，传统文化在审美现代性中扮演了批判的角色。日常现代性宽容了传统，这是它与五四启蒙现代性、左翼革命现代性不同的地方，后者的态度斩钉截铁。以张爱玲为例，在作品里她往往代市民立言，平民色彩浓厚。身逢乱世，市民盼望在动荡社会里苟全性命、盼世俗人生享受，张爱玲的作品体现的正是这种市民价值。不过，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市民的世俗人生必然是新旧兼容的，譬如白流苏为了生活，她可以自己做主，但她的所求无非是依附一个男人过日子。这样，我们就看到世俗现代性的另一面，当作家以个人或许是海派的现代意识宽容这类人物时，她就容忍了他们的传统、守旧，小说因而不免有反现代倾向。又如《五四遗事》以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始，但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生活并不是一如恋爱那么有趣，人物传统的传统、新式的也半新不旧，所以，小说的结局是罗文涛三美团圆，一个反封建的故事最终落入封建圈套。这是张爱玲式的写法，她没有以理想来取代实际的生活，大时代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可能是另一回事，一种不同于五四的现代精神驱使着小说，使她的小说有了传统内涵、有着反现代的一面。因此，接纳与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海派文学，它所建构的现代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其积极意义在现今看来仍有借鉴的价值。总之，在上述两种现代性中，传统与现代盘根错节地交融在一起，现代正是包容了传统的现代、以传统反拨现代性的现代。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参与了海派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这使得海派文学现代性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现代性的张力建立在文学的民族性基础上。
海派文化、海派文学的繁荣显然得益于近代上海有一个高度开放的空间，租界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让部分国人有被殖民的感受，但也让上海人体验到现代社会的自由。那里没有一统的意识形态，只有众声喧哗，那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地带，任何一种声音都是主体，都不是“他者”。因此，对于文化与文学来说，开放是最好的温床，纵观历史，文化与文学从不因为开放、包容就堕落，而是相反。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上海，那就不会出现文学兴盛的30年代，也只有上海才容纳得下多元的文学，虽然京派、左翼文学超越了海派文学的范围，与许多市民有些隔阻，但它们在上海同样有生存的土壤。因此，从租界里生产出来的海派文学自然也是复调文学，在它的身上，看到左翼的影子、听到京派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海派文学本来就是开放的。
三
对海派文化、海派文学的溢美并不是肯定海派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文学，事实上，海派文学只是现代文学中较为突出的有个性的一支。一个流派在文学史上有无地位，这取决于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是先进的还是陈腐的。对中国新文学来说，所谓的“先进”无非就是“现代性”，与“现代性”唱反调的文学即是陈腐的文学。但是，“现代性”本来就有复杂的内涵，它自身充满张力；移植到中国以后，“现代性”又有独特而多样的含义。所以，研究新文学不必拘泥于现成的现代性理论，看其文学实绩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认为，一个流派取得的文学成就，这主要取决于作家的才情，张爱玲天生就是一个作家，但能比肩张爱玲的海派作家似乎没有，施蛰存、徐讠于等人只能堪称二流。从海派文学的外在环境看，上海是一个自由大世界，海派文化能包容一切，这是海派文学的优良温床，可从中受益的也有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等现代名家，各路“豪杰”都汇聚在上海展示才华。不过，左翼、京派都不能宽容海派，沈从文批判海派作家过于商业化，左翼作家则嫌弃海派文学不够革命，这都是话语霸权行为，因此，海派文学看似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实则遭到压制，一些作家中途辍笔与此不无关系。说到底，海派文学只是上海文学中的一个支流，未必就是最好的。
海派文学的传统倾向往往与文学消费有一定关联，这势必造成海派文学品格向下走。虽然说文学的第一要义是审美，就海派文学而言是消费，但它终究要作用于人的灵魂。海派作家因此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往往仅限于满足读者消费胃口，另一类人则在满足的同时还寄希望于提升读者，虽然这绝不是泾渭分明的，可确实有这两种类型的作家。海派作家里的优秀者，如徐讠于着眼于人的自由，他以道家的自然批判都市文明的机械；张爱玲为过渡期的女性争取生存权，她以务实态度取传统与现代之长；其他如施蛰存、邵洵美，他们不仅是作家，而且还做切实的文化工作，努力将传统现代化、现代中国化，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创建一个过渡时代。但是，媚俗的作家也不少，他们过度地迎合读者势必致使海派文学的品格降低，尤其在一个还很传统而文化人对现代特别渴望的时代，海派作家的做法当然为一些新文学家所不屑。究其实质，这在于作家责任感的缺失，它有两个含义，作家没有介入社会生活与志在艺术创新的勇气。为媚俗而传统或做派上的先锋，恐怕都有失于艺术上的自主性，也有失于文学“向前看”的宏大社会价值，海派文学的前车之鉴是一个启示。应该说，当今的文学所面临的消费语境与海派文学有相似之处，如何走出媚俗的泥沼，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取上策，也就是说，找一个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契合点，对当前的文学创作而言也有一定的意义。
毋庸置疑，海派不完美。总体而言，由于过于媚俗，海派文学没有坚定的立场，不能说海派文学没有骨，但海派文学很难说是一种“风骨兼备”的文学，它缺少五四文学的激情，也欠缺左翼文学催人奋进的力量。说到底，海派文学在改造国民性、服务于民族大义上消极，它可以包容政治、也可以追逐作为时尚的左翼文学，但它没有一以贯之的现代品格。或许它有，那就是确立在现代消费主义之上的包容，需要指出的是，赶时髦的目的未必就是满足消费，但最终它还是成为一种消费时尚。时尚是一股风，左翼思潮也好，新感觉派文学也好，吹过去了就过去了，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学自始至终都在坚守，这是近现代上海的骨、海派文化的骨、海派文学的骨，所以，海派再怎么变，传统文化神韵不变。
注释：
【1】施蛰存：《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