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联认识论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影响下的审美反映论
王元骧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审美反映论进行了深入探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他对作为生活的反映的文艺活动进行了切合其审美本性的理论解说，在新时期以来文艺审美本质观的理论建构中做出了大家公认的重要理论贡献。
就这一时期审美反映论的研究动机和经过，王先生曾有过清楚的回忆、说明。他说，他们这辈学者学习文艺理论开始都受到苏联文论的影响——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形成了“艺术和科学都是对世界的认识，所不同的只是科学以概念，艺术以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文艺观念，即苏联的文艺理论界所认同的是形成于别林斯基，强调艺术与科学的相似性、重视艺术的形象性和认识性特点的文艺观念。受苏联文论的影响，王先生在“文革”前也长期坚持这种文艺观念，但“文革”期间他在练习小提琴时，因为意识到音乐艺术的认识性、形象性特点其实并不突出，因而对强调艺术的形象性和认识性的文艺观念产生了怀疑。由此，王先生进一步产生了对艺术的新认识，他认为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情感为中介反映生活的，比之于形象来，情感应该是艺术更为深层的本质”【6】。更进一步，王先生发现苏联50年代中期的“审美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夫重视艺术的情感本性的观点更具有合理性，从而展开了对文艺的情感本性的探讨，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反映理论。
也就是说，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研究是从自己的艺术体验出发，在苏联“审美学派”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展开的。自然，除了以上两点原因外，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也对王先生当时的审美反映论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深入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总体发展可以发现，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研究与当时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当时的人们反思以往文艺与政治的不正常关系，对文艺相对于政治的审美独立性非常重视，特别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者们非常重视文艺不同于认识活动的情感性特点。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研究同样也是由对文艺的情感性特点的深入把握启航的。而与部分学者因探讨文艺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走向了取消文艺对生活的反映属性不同，王先生始终坚持文艺的反映性质，并着力于深入探讨文艺的审美反映机制，这清楚地彰显了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学理性特点。特别是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了主体性理论以超越文艺反映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其主体性理论忽视文艺的生活来源这一理论缺陷，反而使王先生意识到了坚持文艺的反映属性以及深入探讨文艺的审美反映机制的必要性。因此，王先生紧紧抓住文艺反映的情感、价值属性，广泛吸收各种理论资源进行综合创造，建构起了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审美反映论。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来看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首先应该提到的自然是苏联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对他的影响。
1.苏联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对艺术审美特性的充分认识，被看成是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7】其中，王元骧先生的审美反映论与童庆炳的审美价值说、钱中文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等，共同为此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王先生也由此成为新时期以来文艺审美特性论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而正如上文提到的，王元骧先生开始审美反映理论研究与苏联50年代“审美学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审美学派”的主要代表布罗夫对艺术活动中情绪、情感的重要性，对情绪、情感与认识的关系的揭示，使王先生坚定了自己对文艺的情感本性的认识，直到后来发展出自己比较系统的审美反映论。布罗夫在《艺术的审美本质》中指出，在艺术中，认识的对象如果对它不发生情绪上的关系，它就不可能被认识，也不能对它进行加工，因此，诗意的激情才是艺术的内容。布罗夫的看法与王先生对文艺的情感本性的认识不谋而合，王先生对文艺不同于科学的审美特性的思考也由此发端。王先生对文艺的审美特性认识，重点就在于强调文艺的情感性，认为这是文艺不同于科学认识的关键，所以他的审美反映论事实上是“情感反映论”。由此来看，布罗夫对王先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自然，除了布罗夫之外，卡冈、斯托洛维奇等人对苏联认识论文艺学传统模式的反思超越，直接或者间接地对王先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与王先生在理论研究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探讨使文艺从政治、科学认识中独立出来的审美特性。
王元骧先生的审美反映论从文艺的情感本性出发，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文艺活动中情感反映的活动机制等等问题。他认为，情感从性质上看与认识一样，也是根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情感反映与科学认识的事实反映在反映对象、目的和方式又有比较大的不同：情感反映主要是价值反映，它所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情感反映的目的是指向“应如何”的实践活动的，不同于科学认识对“是什么”的关注；情感反映的方式是态度、体验和意向等感性的形式，不是科学认识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不仅如此，王先生还着重研究了情感与认识的复杂关系，深入论证了文艺活动中情感反映的“反映性质”问题。在这一方面，王先生对苏联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学派的相关思想的接受也是比较突出的。
王元骧先生的“审美反映论”不仅因为对文艺的情感本性的揭示而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因为对文艺反映论的一贯坚守而在学界显得独树一帜。王先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深化文艺反映论的相关观点时，充分论证了情感的反映特性，而苏联的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学派因为在心理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对心理活动的反映特性有深入的认识，所以苏联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学派的相关观点就给王先生的情感反映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成为他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如鲁宾斯坦等人所揭示的，人完整的心理过程既是认识过程，同时又是“激情的”过程，情绪—意志的过程，人的心理活动不只表现关于现象的知识，而且也表现对现象的关系；它们不只反映现象本身，而且也反映它们的主体对于主体的生活和活动的意义【8】。这些对王先生有直接的思想启发意义，成为他论证情感的反映特性的论据。
总之，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在认识文艺的审美特性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宏观上强调把文艺放到社会结构中去认识它的性质、作用和产生发展的规律，在微观上重视对文艺“情感反映”的全面深入认识，追求捍卫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在理论探索中，苏联的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思想，成为王先生审美反映论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外来思想来源。在此过程中，王先生并不限于对某一家、某一派思想的吸取，而是以理论求真为目的，广泛借鉴。比如甚至前俄国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普列汉诺夫对社会结构五个层次划分的理论观点，也被王先生吸取过来以探讨文艺活动与社会心理的密切联系。因此，王先生为了深化、更新前期的文艺反映论，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可以说对苏联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甚至是心理学、哲学研究等的科学成果，都采取了开放性的学习、借鉴态度，苏联的文艺理论、美学思想也因此对王先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西方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影响
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观念对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正、反影响”两种方式发挥作用的。首先看“反影响”的方式，即王先生是通过对西方一些文艺理论和美学观念的批判扬弃而实现了对审美反映理论的捍卫和发展的。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历时，王先生对此有清楚的说明。他说：“1985年后？？文艺理论界掀起的一个又一个的热潮，首先是‘方法热’，然后是‘观念热’，接着又是‘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等，使得我像乡下人逛‘大世界’那样，简直被搞得眼花缭乱，六神无主。就这样，我又静静地观察和思考了两年，经过反复比较，我觉得这些‘新方法’和‘新观念’虽然也有一些给予我们启示，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若要以此来推倒和取代传统，统霸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那离它的成熟程度和完善程度都还相去甚远！”由此，王先生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道路。他说：“我决心在这个‘热’、那个‘热’的夹缝中去探寻自己的路：在对传统的理论进行分析、鉴别的基础上，继承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并尽量以新的科学成果来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力图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9】也就是说，王先生是因为80年代中后期以来引入我国的西方文艺理论、美学还远不够成熟和完善，所以才选择了继承、发展传统理论的学术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美学中的合理因素，来发展、完善文艺反映论，因此西方文艺理论、美学对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研究是有“反影响”作用的。
王元骧先生曾写作长篇论文《西方三大文学观念批判》，表明了自己吸取西方文艺理论的“反影响”来发展审美反映论的理论追求。在分析和评价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三大派别，即“再现论”、“表现论”和“形式论”以后，王先生指出，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思想内核应该是审美反映，而不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三大派观点。他说：“虽然这三种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它们各自合理的成分，但如同列宁所说的，即使是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错误’。何况，它们都把这些合理的成分作了片面的发展，有的（如‘形式论’）甚至已走得很远！这样一来，这些理论也就不再是科学、或十分科学的了。所以，我们既不能以‘再现论’或‘表现论’，也不能以‘形式论’作为建构我们今天文学理论的出发点，只有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审美反映作为理论的起点和内核，把三大观念合理的成分有机地加以融合，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它们的局限而一展新姿。要是能够做到这一步，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肯定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出现一个新的飞跃！”【10】王先生努力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反影响”来发展、完善审美反映论的研究取向是非常清楚的。
西方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影响王元骧先生审美反映论的另一种方式是“正影响”，即它们的合理成分促进了王先生相关思想的发展。其中，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对王先生的影响。审美反映的心理机制是审美反映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皮亚杰的认知“图式”、“同化”和“顺应”等概念启发了王先生对作家创作过程中情感反映机制的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借鉴、运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来探讨文艺反映的心理机制问题，应该说是比较流行的理论研究方式。王先生也努力借鉴皮亚杰的观点，将之与作家创作的心理特点比较贴切地进行结合，从而深入、细致地揭示了作家以情感为主导的全心灵的反映活动机制。王先生指出，作家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内化形成了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这类似于皮亚杰的“认知图式”概念，作家就是在审美心理结构所形成的心理定势作用下，展开了对创作对象的选择和调整的，这种选择和调整类似于皮亚杰所揭示的认知图式在认知过程中的顺应、同化作用。就这样，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启发王先生深化了对审美反映的心理机制的探讨，对王先生审美反映论研究的深化产生了重要的正影响作用。
其次，王先生还吸收借鉴了贡布里希和西方“形式论”理论流派等的观点，深入地研究了审美反映中艺术语言和形式的重要作用。在探讨文艺活动的审美属性时，重视文艺活动中艺术语言、表达技巧和体裁等形式要素的重要性是必然的，王先生对文艺活动审美属性的探讨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他对中西文论和美学思想中重视艺术形式的相关思想也进行了综合借鉴吸收。其中贡布里希对艺术形式在创作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对王先生启发很大。王先生说：“对我最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贡布里希的《艺术与幻觉》一书，书里面谈到，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决没有中立的自然主义。画家在他着手摹写现实之前需要有一个语汇表，这一点上同作家没有两样’，‘没有一些起点，没有一些初始的预感图式，我们永远不能把握变动的经验，没有范型就不能整理我们的印象’，所以，‘摹仿是通过预成图式的修正的节律进行的’。”【11】正是在贡布里希的直接影响下，王先生意识到，文学作用中的语言、媒介在构思阶段就已经渗透在艺术家的想象活动中了，而不是直到传达阶段才发挥作用。另外，王先生强调艺术语言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与西方“形式论”思想的间接影响也是分不开的。王先生认为，是“形式论”启发人们注意到了文艺活动中艺术语言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学研究中“语言这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直到‘形式论’兴起，才被提到了文学本体的高度来加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形式论’的一大贡献”【12】。然而，王先生因为在文艺观念上重视文艺与社会现实的复杂联系，坚持审美反映论，所以他对“形式论”进行了辩证的客观评价。通过细致梳理“形式论”在西方从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中发端直到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王先生科学地总结了“形式论”的利弊得失，进而他吸收其有益的思想因素，探讨了艺术语言和形式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王先生指出，“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构造意象与寻找语言和形式总是同步进行的”【13】，“作家、艺术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总是以一定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为‘中介’的，正是由于这些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参与了审美感知，作家、艺术家才有可能对纷繁杂乱的感性材料作出选择、整理，并把它纳入到一定的艺术形式中去”【14】。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之所以能够比较科学地揭示文艺创作的特点、规律，他对艺术语言和形式的重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其审美反映论能够深入地揭示文艺的审美特性，获得学界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方面，西方“形式论”等观点起到了重要的思想促进作用。
总之，王先生在早期因为立足于对传统文艺反映论的继承创新，所以他积极地向世界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学习、借鉴，以推动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其中苏联的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因为与我国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在思想基因上具有诸多相似性，所以它们的思想探索和相关理论对王先生的审美反映研究论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而西方的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则对王先生的审美反映论研究有“正反影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其偏颇之处，促使王先生坚定了自己发展、完善审美反映论的理论立场；一方面是其合理的因素被王先生吸收接受，推动了审美反映论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