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心理专业工作者，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使在预后不理想的来访者或患者身上，依然还存在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自己的现状也不满意，也有想要改变的愿望，尤其是对于青少年。以朱向东为例，据他母亲说，虽然他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不换衣服、不洗澡，但是到了应该来咨询时间的头天晚上，他会主动洗澡换衣服。每天晚上因为看电视、上网，睡觉都需要家长催，然而咨询头一天也主动早睡觉。即使在他情绪最不稳定的时候，还记得到我这里做心理咨询的日期。从住家到咨询中心，单程路途需要近三个小时，但几乎没有迟到过。他能够做到这些，其中一条因素是对咨询师的认同。他曾在网络上与自己的表姐聊天时说，“北京这个心理老师真‘牛B’”。我认为应该抓住这些积极的表现，在适当条件下借助其自身愿望，因势利导，以达到最终目的。
客观上，当我把上述这些分析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对朱向东说完后，也引起了他意识上的一些震动。尤其是我对他自卑心理的分析，让他感受了从未有过的刺痛，他流着眼泪对我说自己内心里其实也很痛苦。虽然他有些怨恨父母，怪他们没有尽全力治好自己的腿，但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为了能够让他不自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学开车，他也学会了。来到北京，母亲经常带他到工作单位玩，介绍他与同事们聊天，不让他感觉寂寞。他的要求只要不过分，基本上都能满足。这一切都让他感动过，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现实中的许多事情不满意，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地发火。尤其是当想到自己的腿不好、将来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的时候，就更加感觉没有希望，死的念头就会冒出来。
我问他：“既然想到以后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他叹口气说：“我想就这样吧，反正现在我爸妈能够养着我，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不在了的时候，我就去死。”
我对他说：“你认为自己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了吗？”
他愁眉苦脸地说：“您看我这样严重的情况，将来有谁能接受我工作啊！而且就算接受了，我也干不了什么啊！”
我说：“你不是能够开车了吗？”
他说：“那算什么，只不过是一种活着的条件。您难道真的想让我以后靠给别人开车生活吗？”
我笑了，对他说：“不要说你现在不愿意，我想到了你长大的时候，就算是你愿意给别人开车也不行啊！”
“为什么？”他有些意外地问我。
“有两个理由不行。”我严肃了起来，对他说，“第一，那时假如有人要请一个专职司机，一定需要是个健康的人，而不会请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对不对？所以，你爸爸叫你学开车，不是为了让你掌握一门将来生存的技能；我刚才问你‘不是能够开车了吗’也不是要你以后靠给别人开车生活，我们根本的用意在于让你通过可以学会开车这件事，理解你也可以与许多正常人一样，做正常人能做的事情。
第二，到你需要工作的时候，我想即使开车的司机恐怕也是大专以上学历了，至少是高中毕业或是技工。你现在不过是小学毕业，如果不继续上学，即使你是一个健全的人，那时也没有人会请你来开车啊。”
当谈到这些的时候，他又沉默不语了。因为这个话题又让他感觉很难受，引发了躯体变形障碍综合征的学校恐怖情绪。
导致“躯体变形障碍”的心理机制，心理动力学理论认为主要是早期创伤和“超我”缺陷。认知—行为理论认为是由于当事人信息处理偏差、社交技能缺乏所致。因而使他们受到“外表缺陷”这一先占观念的控制，成天想着自己的外表缺陷，以至于夸大现有的身体缺陷，或者竭力掩饰自己的缺陷，从而影响了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在朱向东身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存在。本来不是严重的躯体残疾，他已经想象为影响到以后是否能够继续生存的严重程度。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自卑心理只会越来越重。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较强的“超我”以及他可以接受下来的生活信心，就有可能打破或者削弱他的自卑，进而降低他自我想象的严重程度。
根据发展心理学理论和我的咨询经验，对青少年比较有效的咨询方式是“榜样教育”。中学阶段是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学生带着自己的理想随时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模仿的榜样，所以这个时期又可称为寻求榜样的年华，俗称“追星年华”。他们可以借助榜样自我激励。朱向东也是处于这一年龄阶段，帮他建立在一个榜样，也许有可能减弱他的自卑心理，促进自我发展。这样做即便不能马上见效，但我想今后一定会起到作用的。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想你父母以前一定对你讲过不少身有残疾、但依然可以做出贡献的人的事情，对吗？”
他点头说：“对，什么张海迪、苏联一个没有腿的飞行员也能参加战斗……。可那都是老掉牙的事情，离我又远，对我没用。”
我也点头说：“确实离你很远，但那些都是真的。我不讲那些英雄，我只想讲一个自己的亲身感受的事情。你觉得可以吗？”
他说：“可以。是真的事情吗？”
我回答说：“绝对是真的！作为心理老师我不会编故事骗你……”
“三十多年前，我有一个中学同学，从初一开始到高中毕业，我们一直在一个班，而且还是比较好的朋友。那时候不像现在，中学生有自己独立房间的家庭不多，我这个同学家里房间多，他自己就有一间，比较方便。而且他的父亲已经因病去世了，两个姐姐也在部队当兵，只有他和母亲一起生活。我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经常放学后到他家里去玩，或者看电视，是那种黑白的。他和我们不同的是，就像你一样，他也是从小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而且要比你严重得多……”
说到这儿，我观察了一下朱向东的反应。
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但可以看得出也没有反感的情绪。于是我继续讲下去：
“……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物理，我们几个都比不上他。这都不重要，让我最有感触的事情发生在1971年的初一下学期。秋天了，班里同学们商量好了到香山去秋游。那时候既不可能租车、也不像现在有这样发达的公交车，我们只有两种办法到那里去：或者骑自行车，或者换好几次公交车。最主要的是到香山以后要爬山，我们大家觉得那个腿有残疾的同学不会参加活动，也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所以也就没有问他是否去。
“秋游的头天晚上放学后，我们不约而同又到他家玩，实际上是担心他因为不能参加活动而伤心，想安慰他。聊天中我们都没有涉及第二天的秋游。第二天早晨，在约定的时间我们都到了香山公园的门口，就在清点好人数准备进去的时候，那个有残疾的同学自己坐公交车来了。看着他脸上略微带有一些歉意表情走来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首先为他鼓起了掌，紧接着全班同学都在为他鼓掌欢迎。就在这一天，他不仅跟随我们大家在香山公园、而且还在卧佛寺参加了所有的活动。在香山，他一直爬到了半山腰的多景亭。这件事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75年，我们高中毕业了，绝大多数人到郊区插队。我这个同学因为腿有残疾留在城里。也因为他物理学得很好，被分配到王府井北口的一家电器修理门市部做技术员。后来改革开放，他自己开了一家电器维修店；再后来，他成了中关村一家电子元器件公司的老板。
“我今天给你讲这件事情的用意并不是要教育你，而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自己首先不把自己打倒，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他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会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也可能会被别人同情，但如果他站直了，就一定不会被别人看不起……”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朱向东眼睛看着我，一直静静地听着。直到我停了下来，他依然没有说话。是在思考？还是在比较？还是在寻找理由反驳？我不得而知，但这不重要。我相信，即便是今天对他没有很大触动，这个故事一定会在将来的一天发生作用。
我继续对他说：“你刚才说，父母给你讲的都是老掉牙的事情，而且离你太远；我说的是自己亲身感受，是我认识三十多年的同学。还有，你知道华罗庚吗？”
他点头说：“知道，是著名的数学家。”
“对！”我说，“但你知道吗，他的腿也是有残疾的。正是在他腿残疾了之后，才决心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数学领域里！结果你是知道的。我不是要你也去做什么家，只是想告诉你，每个人活着都有他的用处！”
结束这次咨询时，我给他留了一个家庭作业：回家后尽可能把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写出来，下次带来给我看。
他答应了。
在此期间，他也听从了我的建议，每两周一次到医院的心理门诊进行药物治疗。神经内科医生作出了排除精神病的诊断，但也让他交替服用过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氯丙米嗪（安那芬尼）、阿米替林（依拉维）。之所以交替服用，是因为他对氯丙米嗪的副作用反应明显。
我认为朱向东的自卑是造成他“躯体变形障碍”、以至形成学校恐惧症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用了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处理。但是进度很慢，有的时候出现反弹倒退情况。这也完全符合诊断学上的结论：预后不好。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才有可能改变。所以在以后的咨询中，我们反复讨论关于如何减弱自卑心理的话题。在此期间的咨询频率基本上是每两周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