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巴蒂尼家族的故事
倪波路
虽然熊三拔身影已经远去，但他的事迹仍继续在萨巴蒂尼家族历史的一支长河中流淌。他的家族中有一支——兰奇德罗（Rancidoro）——意义重大。这个家族在艾米利亚的罗马涅大区继续发展壮大。法拉诺是弗里涅洛的一个地方，在法拉诺，萨巴蒂尼家族祖祖辈辈都从事着法律顾问的工作。当时，他们是人们所说的“法学界贵族”。萨巴蒂尼家族中有一个后人叫做吉安·菲利浦·萨巴蒂尼，我的第二个名字正是取自于他。就像他的父辈一样，他是位法学界的“双法大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一名律师，他既擅长民法也擅长宗教法。
在这些最受人尊敬爱戴的人当中，我们需要记住蒙斯·朱利亚诺·萨巴蒂尼（1684—1757），他后来成为了摩德纳的主教，同时也是彭佩莎大修道院的名誉院长。他高居主教之位，并且很有布道的演讲才能。他还在天主教学校中推广了新的教育思想。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优秀的教育应体现在严谨的纪律以及学生对老师的敬畏上。而朱利亚诺完全颠覆了这一观点，成为在西方学校历史中改革旧教育观念的第一人。他倡导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关爱和鼓励孩子们，而不是去恐吓他们。这些观念在今天看似普通，但在西方教学史中却是一场革命性的宣言，它为20世纪玛利亚·蒙德梭尼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朱利亚诺·萨巴蒂尼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高级教士和一位儿童教育家，我们用全面的眼光来评价他，在他的时代里，他其实是一位全面而优雅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总共写了六十余本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这也开创了萨巴蒂尼家族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他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被任命为驻巴黎的大使，同时也是罗马教皇的使节，既为梵蒂冈任职也为法国国王效力。他甚至还解决过法国天主教会学校以及教堂的棘手问题。为了嘉赏他的功劳，法国国王授予萨巴蒂尼家族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家族徽章上冠以法国王冠上的三朵百合花的标志。在王朝的历史中，只有波尔波尼家族和与王室有亲戚关系的家族才能获得百合徽章的殊荣。
朱利亚诺·萨巴蒂尼之后（由于是教士所以他没有孩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朱利亚诺的侄子亚历山大。他是当时的一位天资聪颖的朝臣，受到埃斯特公爵的赞赏，使得家族从法学界贵族跻身到封建贵族中，并获得了兰奇德罗世袭封地（摩德纳的一个小村庄）。从这个时候开始，萨巴蒂尼家族就以兰奇德罗伯爵的封号被大家熟知。事实上，他的领地还包括其他一些村庄，这些村庄保存至今：卡萨洛罗、特及埃、卡蒂、本温蒂、蒙特罗西洛、皮安诺索、卡蒂捏诺、梅多拉、博卡苏洛、帕拉加洛、科斯特里涅诺和卡斯特蒙蒂。
除此之外，萨巴蒂尼家族还被任命为摩德纳和费拉拉贵族。
19世纪初，萨巴蒂尼家族名为桑德二世的一支迁移到马尔凯，准确说来是在维东·科巴德山脉的一个叫圣波洛科洛的地方，那是在亚平宁山沟里一个非常小的村庄，只有几户人家和一个教堂。因为桑德家族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有“神父的弟弟”之称，因此获得了一个特权，拥有基督教会的土地。在马尔凯，桑德家族变成了小镇上的大家族。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里，萨巴蒂尼家族都生活在马尔凯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并开始关心起农业的管理。
我的曾祖父格里高里奥，在19世纪末的时候，从事养蜂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式的农业”。他有四个孩子：长子桑德三世（我的爷爷）、劳伦佐、安东尼奥和比娅。在乡下，有一份不错的产业就可以不费力地养育四个孩子。家族传统的观念告诉我们，土地的收益是维持家族声誉的基础，不过卖蜂蜜和蜂产品的收益可以保证让四个孩子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
我的爷爷桑德是费尔莫研究院（费尔莫是马尔凯省的首府，准确说来是指整个维东·科巴德山脉）的最早一批学生之一。紧接着，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吉洛拉莫·蒙塔尼伯爵设立的一个教育机构逐渐变得很有名：费尔莫工业学院。这所学院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创办者，如今还存在。桑德在那里学习并于1918年毕业，他聪慧过人，和家族在当地享有的声誉是相称的。
在意大利，给一些重要的家系一个封号是那时的一种风俗习惯。姓氏的作用在近代渐渐盛行。在过去，特别是在小镇里，每个家族都有一个绰号式的封号。在圣波洛科洛，萨巴蒂尼家族往往被人们称作“Sacciofà”，在马尔凯方言中是“我知道如何做”的意思。在这个家族的血统中，卓越的智慧、多才多艺是他们的基因。正应为如此，萨巴蒂尼家族的人都十分有艺术天赋，并且有能力去解决各种问题。简而言之，他们会关心不同学科的知识。
我的爷爷桑德学习的是电工和电机学。他发明了一个电动散热器，在国际工业展和1923年的米兰杰出作品展中展出。在过去，这些奖项是通过严谨的评判产生的，不会掺杂任何感情的因素。1923年的展览是在“米兰艺术展览会”的授权下举办的。在当时，这个展览的影响力相当大，相当于是我们在2010年上海举办的世博会。
我爷爷的作品在展会上获得了大奖，相较于其他成千上万件各国参展的作品，它当之无愧地被评为一等奖。这幅作品现在被我收藏在我上海的家中，当然还有一份证书和一枚金奖章。在金奖章上，有意大利国王维多利奥·埃玛努埃拉三世的肖像；在证书中，一位年轻人站在水星神旁（他是在西方神话中代表工业、关系和国际化的神），他身后是意大利美丽的自然风光，一只手中捧着一个铁砧，上面有把锤子，另一只手中捧着一本“历史之书”。在右边可以看到另一些人，他们代表的是卓越的世界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七位重要的人物，他们是：亚伯拉罕·林肯、但丁、托马斯·爱迪生、哥伦布、亚历山大·沃尔塔、亚历山大·曼佐尼和朱塞佩·威尔第。“七”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它应该分别代表政治、科学、文化、科技、国际化、科学、文化和音乐。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证书，它凝聚了我爷爷对科技进步的一份真诚和信心。
帕沃尼家族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扎根于费尔莫，她的先人，安东尼奥·帕沃尼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在泰纳河谷地区就拥有了大片的土地。我的爷爷桑德与和这个家族一位美丽的小姐结为连理，她叫赞依拉·帕沃尼，同样来自费尔莫的贵族家庭。她带来了丰厚可观的嫁妆，包括面积不小的土地。这些土地之后渐渐地就被他们的儿孙平分了，我们也从其中得到了属于帕沃尼的最后一小块土地，并精心地保护着这块土地。
桑德三世的形象往往和圣埃比迪奥港口和马尔凯大区其他的城市的一种工业紧密相连，那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化学肥料的工厂，如今还保留着它巨大的工厂结构。工厂的规模巨大，以致难以再回收，由此也产生许多争议。在“两战”期间和战后，我爷爷一直担任这个工厂的副经理，他主要负责人事方面的工作。他不仅工作十分严谨，并且在处理工人的纠纷时也显得游刃有余。总之，他把自己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曾向我说过，在处理工人的问题时，若是他看见那些爱吵架态度恶劣的，以及与他心目中的“摩德纳式企业”行为不符的事情时，他都会保持他一贯的严谨作风。在工厂里有一个硫酸池，有个工人工作的时候为了好玩，捉了几只老鼠把它们扔进了硫酸池中，眼睁睁看着这些老鼠拼命地挣扎，直到完全慢慢融化在了池中。我的爷爷辞掉了这个一时贪玩的工人，因为在我爷爷看来，一个没有基本的同情心的人也是无法做好自己的工作的。
坚持不懈、严谨细致、诚实守信这三项优秀的品质自始至终贯穿在我爷爷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中。同样，我的父亲弗兰科也具备这样的品质，他就像我的爷爷那样热衷机械学。我的爷爷桑德把一个车间作坊建在了他位于圣埃比迪奥港的别墅地窖内。这间作坊设备齐全，并在这里可以自如地改造一些老旧的机器。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发现某种与祖先熊三拔的兴趣爱好十分相似的遗传基因。我的爷爷于1988年去世，我们继承了他的别墅，同时父亲还进一步地扩建了这间作坊，直到他退休后，他还喜欢时不时地翻新那些旧机器，比如改造一辆旧摩托车。大概从1988年到1998年这段时间，他真的是全身心地投入翻新摩托车的事业中。他收集并翻新了大概26辆老式摩托车，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放在我们在乡村的房子中的车棚里，因为没有人看守，几乎都被偷了。但我的爸爸并没有放弃他的爱好，从1998年至今，他开始从废品场收集一些旧摩托车，又慢慢地改造翻新了差不多11辆。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勤奋工作，他是一个鞋厂的行政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圣埃比迪奥这片区域也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腾飞的惠泽。到了20世纪中叶，这还是一个渔民的小村庄。我爷爷的肥料厂正是证明工业迅速腾飞的最好的例子。1960年，在农业改革后，成批的农民离开了乡村，离开了圣埃比迪奥港，这里慢慢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这里居住的所有家庭都被鞋业市场所吸引；成百上千的家庭小企业都在生产拖鞋、布鞋；同时，也有一大批人在生产饰品、皮货、皮革、橡胶和鞋底。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十分有原则的人，他工作勤奋努力，有时会有一些理想主义。当他还是少年时，他就成立了费尔莫共和党支部。他也试图把自己的知识、对政治的态度和对各种复杂事件的看法告诉给我和我的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