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课 毛泽东一生青睐的历史巨著
徐卫东：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酷爱读书。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喜欢阅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在照片和影视剧中，你或许惊讶地看到过，毛泽东他老人家睡的硬木板双人床十分宽大、简朴，而且大床的一半放满了整整一尺高的书籍。毛泽东对史籍尤其爱好，你知道他读得最多的、批注最多的历史书籍是什么吗？
众学员：《史记》？
徐卫东：是包含《史记》的“二十四史”。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尤其青睐“二十四史”。1952年，工作人员为毛主席添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此，每次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和调查研究时，他老人家都嘱咐工作人员带上这部巨著，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火车上、飞机上，会客厅、书房、办公室、卧室，都留下了他老人家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整整读了24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76年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之多，共计2小时50分钟。毛泽东读过多遍的这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南史》等分册就一直放在他的身边。
“二十四史”，这是怎样的一部巨著，值得毛泽东如此下功夫去苦读？
学员1：听到过“二十四史”，但是说不清。它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总称吗？
徐卫东：它不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总称，而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长达4000多年，包括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时期的我国历史。共计3213卷，约4000万字。具体是哪些史书？我们来背一个顺口溜就会记住了：
四史晋宋南齐梁，
陈魏北齐周隋上，
南北二史旧新唐，
旧新五代史家唱，
宋辽金元明登场。
“四史晋宋南齐梁”包括八部史书：“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因为它们属于二十四正史中的前四部，所以称为“前四史”或“四史”；“晋宋南齐梁”，即指《晋书》《宋书》《南齐书》和《梁书》。
“陈魏北齐周隋上”包括五部史书，分别是：《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南北二史旧新唐”包括四部史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
“旧新五代史家唱”包括两部史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宋辽金元明登场”包括剩余的五部史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学员2：“二十四史”为什么不包括清朝的史书呢？
徐卫东：这“二十四史”是在清朝由乾隆皇帝钦定的，那时自然还没有《清史稿》。后来有将《清史稿》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的，或者，将《新元史》和《清史稿》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古代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二十四史”则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最重要、最具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文献。这并不是因为它是“正史”，而是因为它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历史的进程，详细记录了我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延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一切涉及中华文明的研究都应该对“二十四史”给予关注和重视。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也是认真学习历史、善于运用历史知识的模范。他的著作，不论是理论著作、军事著作、书信以至于诗作中，都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对于历史知识的灵活运用，具有深刻的说服力和巨大的感召力，成为他的伟大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些年很多人一讲“国学”，讲的就是儒家的经典。“国学”如果只被理解为儒家的经典，把儒家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等同起来，这是一种极大的片面性。中国传统史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如果没有史学能行吗？而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就是“二十四史”，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至今仍然存在的唯一的文明古国，其他古国的文化或者民族已经或被同化吸收，或被占领灭亡消失，只有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之后依然表现出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活力。这除了因为中华文明自身的创新性的特点，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文明被很好而且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从而可以为后人不断学习、继承、发扬、创新。同时，“二十四史”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养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促进社会公众提高对“二十四史”重要地位的认识。
“二十四史”记载的我国长达五千年的社会历史，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宝库。其实，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成语和故事、历史典故大多数是出于“二十四史”的。你们不妨说些来听听，看看是不是这样。
学员3：这样说来，像网开一面、指鹿为马、先发制人、破釜沉舟、约法三章、运筹帷幄、高屋建瓴、招摇过市等等成语就是出于“二十四史”的了。
学员4：焚书坑儒、鸿门宴、霸王别姬、毛遂自荐、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纸上谈兵、背水一战等故事、成语也是。
徐卫东：“二十四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我们关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和研究都源于、基于“二十四史”的记载，你们提到的这些典故、成语都已经在社会中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到我们的民族主流文化中，影响着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这种深远的、根植于社会成员思想中的影响，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决定了其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其文明基础的属性。
现在青年人盛行出国留学，最近5年海归人员的数量是前25年的总和。但是真正学有所成的有几成？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而东方文明又以中华文明为主要代表。“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可是现在我们都不读、不研究自己国家的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就到西洋去留学，肚里空空，没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又怎么可能取得良好的留学成效呢？“二十四史”就是了解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最好的、最完整的知识宝典。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可不读“二十四史”。
怎么读？毛泽东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真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历史长卷，有些史册和篇章还两遍、三遍、四遍地研读过。他在研读“二十四史”时，用不同颜色的笔写下了大量批语。这些是毛泽东的情感和思想同中国最辉煌的历史记录“二十四史”的结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十分关注历史上治国安邦的重大政治谋略。例如，他对西汉的贾谊关于历史形势的认识与政治形势的分析，给予很高评价。
贾谊是西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史论家和文学家。他的《过秦论》，是总结秦朝兴衰成败的宏文；他的《治安策》，是分析汉初政治形势的名篇。《治安策》针对匈奴的掠扰、封国的膨胀、风俗的侈靡、制度的疏阔等严峻形势，深刻地揭示出种种社会矛盾，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治国安邦大计，以达到“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目的。他的许多建议被汉文帝所采纳，对“文景之治”政治局面的形成，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对贾谊敢于直言、文帝能够真诚纳谏予以充分肯定。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十分关注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成败。
例如，他读到时人评论项羽残暴、刘邦“宽大”处，明确指出：“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评论可谓画龙点睛。项羽的力量曾一度发展到足以号令四方，但是他不能采纳别人正确的建议，尤其不能顺应民意，“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临死之前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对自己为何失败仍然不能觉悟。可见，这是一个悲壮的英雄，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与项羽不同的是，刘邦则是一个善于用人，善于采纳别人合理建议和批评的人，所以聚集了大批人才，力量日渐壮大，终于成为楚汉战争中的胜利者，建立了盛大的西汉皇朝。此后，又能接受陆贾的尖锐批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于是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因此陆贾写出了《新语》一书，一时间，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刘邦朝廷上的大事、盛事。这些都足以表明刘邦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在毛泽东看来，唐太宗这样的一代英主，在重要问题决策上也有重大的失误，即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改立“有文武才”“中外所向”而又“英果类我”的第三子李恪为太子，而是采纳长孙无忌的建议，仍以李治为太子。对此，毛泽东评论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唐太宗，也尖锐地批评了唐高宗李治，说他是个“朽物”，这当然是从高宗朝的政治得失中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对古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甚为关注并有所评论，使人多有联想，以至于自警、自励。
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批语甚多，对这位梁朝名将评价颇高，如称赞韦睿巡行战地是“躬自调查研究”，对韦睿“案行山川”观察地形的做法也批曰“躬自调查研究”，又说韦睿指挥作战时“将在前线”，还说他“不贪财”，做到了“干部需和”“劳谦君子”，又说韦睿是“仁者必有勇”，等等。最后毛泽东郑重地写下这样的评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在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韦睿当是受到最高评价的历史人物。
从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在阅读中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例如，他以项羽和刘邦相比，以刘表和曹操相比，以韦睿和刘秀、周瑜相比等，都能纵横驰骋，指点评说，真知灼见，屡屡而发。这又同他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
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只有毛主席一人。周恩来说，毛泽东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从毛泽东酷爱历史、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二十四史”中，我们应该领悟到，了解历史更是为了借鉴，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启示、经验和教训。学习研究“二十四史”，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学习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有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精华，汲取对今天、明天，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建设和发展有益的东西，让其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学员培训感言选录
吴逸钦：这次国学培训让我深深地陶醉，既兴奋又惭愧。兴奋的是终于有一个良好的平台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使我这个小学教师能以中国睿智的思想和深邃的人生哲理去思考和解决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矛盾和困惑。惭愧的是在自己老祖宗留下的瑰宝中，我知之甚少，对于很多璀璨的国学精华一知半解，不能很好地理解和经世致用，实乃汗颜。
何敏芬：四天学习尽管短暂但受益匪浅，重新唤起了我学习经典的热情，并且对日常教学也有很大启发。徐老师课堂上风趣幽默、声情并茂，是我学习的榜样。期待明年再修这门课。
朱色峰：徐老师你丰富的阅历、睿智的语言、儒雅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你的课是一种享受，感谢着，期待着。
第十八课 从司马迁的画像说起
徐卫东：现在我们知道了“二十四史”所记朝代和编撰人员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采用了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来编写。这个体制的设计者，就是司马迁。我们以前讲过两种历史体裁，《春秋》《左传》是编年体，《国语》《战国策》叫国别体，那些全是以记事记言为主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是司马迁的首创，它是以记人为主的。整部《史记》就是由上百个人物传记所组成——司马迁充分重视人的价值，把人当作历史主体来写，这是进步的历史观。《史记》以后，“正史”就全部采用纪传体的形式编写了，因此，也可以说，司马迁就是“二十四史”的总策划，他的伟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不知在你们的心目中，这位伟大史学家的形象又是如何的呢？百度一下，能搜到的主要是下面这几幅画像：
第一幅画像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一年级语文教材选为插图，因而流传也是最广的；第二幅则是《辞海》中的插图；第三幅被选入哪里我不太清楚。如果要你们选，你会选哪一幅，为什么？
学员1：我选第一幅。感觉这幅画像会更接近真实的司马迁。司马迁受过宫刑，应该不会像第二幅画像那样，是一位具有阳刚之气的俊男帅哥吧？
徐卫东：我会选第二幅，和你的看法不同。第一、第三幅画的作者，之所以把司马迁画成这样，或许正是根据司马迁受过宫刑而推理出来的。我们通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受了宫刑的男子就是太监，太监都是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的确，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而在汉武帝时出任中书令的人全是宦官。那么是否就可以因此认定司马迁长得类似常人印象中的太监了呢？这恐怕也不能太想当然。因为司马迁受宫刑时不是一个尚未青春发育的男孩，而是一个46岁的成熟的壮年男人。一个成熟的壮年男人是否在接受了宫刑之后，外貌就会变成一个中性人或者女人呢？在那个没有雌性激素可以用来注射或服用的时代，对这个问题怕是要打个很大问号的。当然，受了宫刑的司马迁，估计也不会像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那样，长须飘飘。
历史上，司马迁究竟长得阳刚还是阴柔，目前已是无法考证。但你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学生的是，即使司马迁长得中性或像一个女人，然而，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这毋庸置疑。
36岁那年，司马迁的父亲病重，叮嘱司马迁要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写一部以人为中心的史书，以尽史家的历史责任。带着历史使命和父亲的重托，司马迁38岁担任太史令，不久就开始写《史记》。不料，在他46岁那年，卷入“李陵之祸”，他的巨大悲剧由此发生了。
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的夏天，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关，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降了匈奴，便愤怒万分。几天前还跟着汉武帝称赞李陵如何英勇的满朝文武官员，现在又都附和汉武帝，落井下石，夸大李陵的罪名。对这种趋炎附势的言行，正直有良知的太史令司马迁自然是很看不惯，因而当汉武帝询问他的看法时，与李陵并无私交的司马迁，一方面为了安慰汉武帝，一方面也是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所以尽力为李陵辩护。司马迁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守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但是，司马迁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一片公心和忠心的辩护却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指责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救援的责任。贰师将军李广利是谁？明明是没有尽责，为什么就说不得了？原来他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你司马迁败坏了皇上大舅子的名声那还了得，于是给司马迁扣上一个“辱上”的罪名，将他打入了大牢。在牢中，司马迁忍受住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没有屈服，也不认罪。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而亲朋好友也因害怕受牵连而不敢营救。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按他的性格，他宁愿死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刑罚。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考虑到自己的《史记》才刚着手，父亲的遗愿尚未完成，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于是，他以受苦难的人为榜样，选择了宫刑。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是积极而壮烈的。出狱后的司马迁忍受身心的痛楚和巨大的屈辱，竭尽毕生精力，终于完成了这部气势恢弘的史家绝唱《史记》。
在那个只能在竹简上艰难书写的时代，要完成这部长达52万字的皇皇巨著，非大丈夫岂能做到？忍辱负重真男儿！其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令人钦佩。
学员2：确实了不起。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司马迁竟写了上三千年，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但是，这部巨著，内容博大丰富而不紊乱，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精心创作的一个人工系统工程——五体结构：一是《本纪》十二篇，二是《表》十篇，三是《书》八篇，四是《世家》三十篇，五是《列传》七十篇。有学者认为《史记》的五体结构包含了哲学义理。对此，应该怎么理解？
徐卫东：说到“五”，这还真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如五体、五官、五脏，都和“五”挂钩，推而广之，有五味、五色、五音等。连带生成的许多数字都有特定意义，如每手有五指，双手为十指，十就是满数。司马迁时代盛行五行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的，人间社会历史也表现为五德终始循环。古代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就用这种相生相克的道理来解释改朝换代。所以，有学者认为《史记》创为五体，与“五”的数字相配，一定是受到了那个时代历史哲学的影响：
《本纪》十二篇，“十二”的数目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表》十篇，“十”的数目象征十日为一旬，为数之极，即满数；《书》八篇，“八”的数目是一年四季的倍数；《世家》三十篇，“三十”的数目象征一个月为三十天；《列传》七十篇，“七十”的数目象征五行中一行的数目，是环周天三百六十度的五分之一，省去尾数“二”，取一个“七十”的整数。
学员3：我感觉，学者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
徐卫东：《史记》的五体以及各体的篇数，是否真的反映了五行哲学思想，你们可以去研究。但是，即使这些数目具有如上所说的哲学意义，我以为，你们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也是大可不必去理会的。我们要理会的是司马迁自己评述《史记》，说它要达到的三个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话该怎么理解？我们依次来议议。
学员4：“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说天是有意志的，冥冥之中为君王的保护人，所以君王称天子，是代表天统治人民的。第二是说天是自然界，讲人文社会历史，要放在天地大环境中，所以天文地理都被纳入了历史。
徐卫东：尽管这个研究中有诸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之类的荒诞之处，但是，换个角度我们能看到其进步性：君主施政，不能逆天而行，政荒暴虐就是逆天，逆天即要丧失天命，改朝换代。这其实也在告诫君主要兢兢业业，爱护人民。在认识自然界的天的时候，并不重在宣扬“畏”天，而是主讲“人为”，这又是它的进步性。
学员5：“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历史要贯通古今，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所以《史记》从黄帝写起，是一部通史。他想告诉我们，世间一切都在变，应该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去掌握历史兴衰治乱的规律。
徐卫东：虽然司马迁重视历史的发展演变，但不守旧，不循古。他对古今的关系是略古详今，目的是以古为鉴，着眼的是现世和未来。
学员6：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在叙述历史中，阐明他自己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这种一家之言，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
徐卫东：确实，像《游侠列传》中的“布衣之使”是当时官方认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司马迁却为他们立传，颂扬了他们见义勇为而又廉洁退让的高贵品质，反映了广大人民反抗暴政的愿望。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因此，他的这种创新思想，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司马迁传》中予以批评。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赞颂道家、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
除此之外，我们在《史记》里还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一家之言”：
其一，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获得统治政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的坚韧不拔等长处，但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流氓品质和残忍本性。《高祖本纪》里写刘邦少年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做了亭长后，更是“好酒及色”，是个地道的无赖汉。《项羽本纪》里写刘邦鼓城战败后，仓皇逃命，为了减轻车子的载重量，竟然三次把他的儿子、女儿从车上推下去。项羽准备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却说自己与项羽是结拜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充分暴露出刘邦为了自己可以弃子女、父亲于不顾的残忍本性。司马迁对“今上”武帝也作了大胆的暴露和批判。如在《大宛列传》中，暴露汉武帝为了获得大宛的汗血马，特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万里伐宛，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为了一己私欲，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
其二，《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留下了反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珍贵资料。另一位反抗暴秦的英雄项羽，最后败死在刘邦手下，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人，在《项羽本纪》中，饱含同情地描写了项羽的一生，肯定了他摧毁暴秦主力的历史功绩，并根据当时“政由羽出”的实际情况，把项羽写入“本纪”，与帝王同列，给了项羽很高的历史地位。
其三，《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颂扬他们的可贵品质和智慧才能。除了前面说到的游侠外，《刺客列传》颂扬了刺客们反抗强暴的仗义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反抗强秦的愿望。《史记》还记录了其他一些下层人物，如大家熟悉的毛遂等，颂扬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出众的智慧、才能，肯定了他们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以上这些是司马迁思想中最为光彩夺目之处。作为历史著作，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的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
学员7：司马迁还写了《酷吏列传》，对酷吏的恶劣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内太守王温舒，他捕人，相连坐犯罪的有一千余家，以致杀人杀到流血十余里。开春后，不能行刑了，他竟跺脚叹道：“唉！如果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的事情就办完了。”
徐卫东：接着，司马迁还愤慨地写道：“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酷吏列传》既是对酷吏草菅人命、残害百姓的罪行的揭露，也是对汉武帝重用一批“以恶为治”的官吏进行暴虐统治的罪行的暴露。这些都是《史记》巨大的思想意义。
《史记》继承《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是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史记》的“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人民的观点。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站在了思想的顶峰。
说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真男儿、真英雄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悲情英雄也是英雄！
学员培训感言选录
包雪琴：学国学，学文化；学国学，学修养；学国学，学做人。学点国学，好好工作；学点国学，好好生活。国学培训，收获颇多，最深的感受是：学点国学，真的挺好！
俞存良：这次培训受益匪浅，不管是对经典名著还是对现实生活，都有了新的认识与觉悟。徐老师的人格魅力时刻感染着我们，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报徐老师的课。
何国平：通过徐老师的课，自己对国学知识的认识和视野打开了很多，也引起了自己的诸多思考。以后类似国学培训，时间允许的话，希望对先秦诸子的一些思想多多介绍和深入探讨。
第十九课 《史记》锻造民族精神
徐卫东：司马迁这位悲情英雄，不仅自己独具人格魅力，他还把这种积极而壮烈的观点贯穿在《史记》的各个篇章、人物、事件上，大力地弘扬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这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或事件有没有？
学员1：那还是很多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在强秦意图兼并六国、斗争逐渐尖锐的时候，不仅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让秦国的图谋屡屡受挫，更难得的是，他有容人之量，以大局为重，“先国家而后私仇”，是一位胸怀广阔的政治家。廉颇识大体，勇于改过，负荆请罪的形象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员2：我敬仰屈原。他为了心中的理想，即使处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纷繁的风口浪尖上，在昏君谗臣的重重包围之中，仍刚正不阿，决不趋炎附势，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嫉”佞臣，“刺”昏君，针锋相对，锋芒毕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屈原的爱国之心不因楚国的治乱兴衰而改变，更不随个人的荣辱而升沉动摇，他为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奉献出了满腔的赤诚。
徐卫东：《史记》的人物画廊中这类忠君爱国、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占有一定的比例，司马迁高度评价他们的志向品行，赞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司马迁自身人格的立场和操守也正表现在这些方面。
学员3：这些天电视上正在放《赵氏孤儿案》，“程婴救孤”的故事最让我感动。春秋时期晋景公时，忠臣赵氏一族三百余口被奸贼屠岸贾所害，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朋友程婴为了保全赵氏遗孤，挺身而出，舍身救孤。后程婴又冒着不忠不义的罪名，经历了十五年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将赵氏遗孤抚养成人。程婴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坚忍、顽强的民族精神。
徐卫东：在这个凄绝悲怆的故事中，公孙杵臼、程婴等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他们拼死保卫的不仅仅是赵氏血脉传承，更重要的在于赵氏三代高风亮节、人心所向，是晋国光明正义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故事被司马迁弘扬之后，在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氏孤儿”被广泛地改编成为戏剧、影视和其他文学作品，并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介绍到海外。但是，考察现存的史籍，这一历史事件却与《春秋》《左传》《国语》的记录有很大出入。司马迁在《赵世家》中将《左传》中记载的一段家族内部矛盾冲突引起的血案改造成为一幕惊心动魄的忠奸、善恶之间的尖锐冲突，热情歌颂了程婴、公孙杵臼为维护正义、坚持真理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舍生取义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而伟大的人格精神。
坚守气节、为道义而献身不仅是一个道德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道德实践问题。尤其是当面临生死、荣辱、祸福、穷达之抉择的关键时刻，更能凸显出一个人品德之优劣、气节之高下、人格之正邪。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度概括了气节与人格表现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一个人如果能够经受得住“富贵”“贫贱”“威武”的三重考验，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仁人志士。在这三重考验中，威武不屈，刚正不阿，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是坚守气节最鲜明的标志。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强调的都是这种气节。这一悲壮而伟大的牺牲精神与西方的宗教式殉道而死大不相同，它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社会人生却又超越一般生命意义的道义献身。这一悲剧精神产生的人格力量和道义精神足以震撼人心，从而使人感到崇高、庄严、悲壮，是生命意义的最高完成形式。
学员4：老师这话，让我想到了荆轲。“荆轲刺秦王”是《史记》最成功、流传最广、最形象感人的故事之一，荆轲也因为《史记》的流传而成为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侠义英雄人物。荆轲出身微贱，但志行高洁。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危机面前，为了反抗贪得无厌的暴秦对六国的残酷镇压与侵略，为伸张正义，主持天下公道，他毅然答应燕太子丹，只身深入虎狼之秦，勇敢无比地去刺杀秦始皇这个暴君，最后尽管已“断左股”、身披八创，仍勇敢地徒手搏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了高度的社会正义感与大无畏的精神。
徐卫东：在“荆轲刺秦王”故事中，司马迁还着力刻画了几位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形象。太子丹为了反抗暴秦，保卫祖国，散其家财，破费养士，屈膝求贤，深谋策划，不遗余力，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与坚强的气节；老壮士田光为了国家利益推荐勇士，为了激励荆轲，坚其意志，也为了保守机密，信守承诺，不惜自杀以明志，是一个崇义尚德、舍生取义的爱国长者；樊於期为反抗暴秦，深明大义，不惜献出自己的头颅，一腔忠诚，志行高洁。
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最催人泪下的正是这些为坚持正义和公道而悲壮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感人事迹，司马迁以深挚的情感，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批舍生取义、扶正祛邪的人物形象，热情讴歌与弘扬了舍生取义、超越功利目的、为道义而献身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与品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因此认为司马迁在生死抉择时只主张牺牲，那就大错特错了。司马迁认为，人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所以在生死关头要慎于选择，选择生与死的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有没有价值。如果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那么虽万死而不辞。如果是死得犹如蝼蚁，没有价值，那么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司马迁在大力弘扬与赞颂屈原式的为追求理想政治与道德信仰而死、游侠刺客们为扶危济困的正义而死、仁人志士为坚持人格尊严而死的同时，也热烈赞颂那些发愤图强的历史人物，讴歌他们坚韧不拔的生存毅力，表现出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如伍子胥父兄无辜被杀，他忍辱负重，历经千辛万苦，逃往吴国，借兵为父兄报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与理想。所以司马迁评论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假如当初伍子胥跟着伍奢一道死了的话，那与蝼蚁之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刚有正气性的男子，谁能达到这种地步呢！
学员5：大家熟知的“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在肯定隐忍发愤的抗争精神吧。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立志灭吴。他带着夫人和大臣范蠡到吴国去求和。吴王让他住在石屋中养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两年以后，勾践回到越国，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与百姓同甘苦，最终灭掉了吴国，成就了霸业。
徐卫东：这是何等的慷慨激烈啊，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终吞吴”。
学员6：说到“卧薪尝胆”就想起韩信忍辱负重的故事。早年的韩信受尽了困辱，甚至淮阴市上卖肉的年轻人也欺负韩信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是个胆小鬼罢了。”又当众侮辱他：“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韩信为了建立功名事业的理想，竟能容忍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不肯因小失大。最终被萧何推荐给刘邦，拜为大将，施展了抱负才华，在楚汉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徐卫东：“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逆境对于人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锻炼，在逆境中忍辱发奋，这需要比一般人具有更加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
《史记》不仅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群人物，司马迁也用自己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这样的信念。他因李陵事件遭受了宫刑，从肉体还有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在”。这种煎熬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但是司马迁做到了，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绝唱，成为了一个强者。
司马迁肯定的是隐忍发愤的抗争精神，反对的是将殉道推向极端，主张不为一时之辱而舍弃生命。因此《史记》中虽然写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悲愤屈辱遭遇，但并不令人感到消沉颓废，相反，却都具有一种激越高亢的精神人格力量。在人格主体遭遇到的生死冲突中，他不但是向人们展示了历史人物及自己所面临的苦难、屈辱，更令人感到他们为实现理想与抱负、为正义和真理锐意进取的巨大勇气和不屈从于命运摆布的强者精神。这种精神融入到千百年来的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积极影响。
因而，整部《史记》都激荡着一种崇高悲壮的生命旋律。走近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沐浴在他们人格的光辉中，读者自会感觉到一种崇高的美感激荡满怀，转而化作一股慷慨激昂的感情洪流催人奋进。这就是为什么《史记》中的很多人物、故事会成为后人做人的标杆。《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氏孤儿》等后来被改编成多种剧目在历代上演不衰，除了故事本身好看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些人物、故事彰显的都是我们民族都认同的价值观，是我们血液中流淌着的民族精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史记》这样的史书在锻造、模铸和延续着我们的民族精神。
但是，当前的大、中、小学生在继承祖国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遗产方面，却明显存在一种偏离的迹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疏远着崇高、责任和奉献，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警觉。所以，《史记》的教学，除了文言知识的积累，我们语文老师更应该下功夫通过语言的品赏去把握鲜活的人物形象，进而触摸人物形象背后那流淌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价值与意义，使学生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关注生命的存在与价值，尊重个体对生命的体验，理解多元的生命价值取向。这有利于学生确立正确的人文价值观，提升学生的修养，健全学生的人格。
从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民族精神的养料，以历史人物为榜样激励今天的学生，应该是我们语文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学员培训感言选录
程信妹：本次参加国学素养提升培训真的是受益匪浅，徐老师精彩生动的授课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好崇拜哦，期待再次聆听。
俞薇薇：大学毕业快三年了，再次接触国学时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徐老师说，短短的32堂课只能带着我们唤起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可是实际上带给我们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碰撞，令人难忘。
包成刚：细心聆听着徐老师生动、感人的国学课，获益良多。“国学经典”，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手捧一卷古籍，凝神静气，神交古人，心飘万里，那是何等的怡然自得，何等的心神俱醉！每读一本，自己的知识库里又补充了新的血液。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又多了一份了解、少了一份无知，如若在和学生交流时被学生问到相关知识，更少了一份面红耳赤的尴尬。
第二十课 《汉书》的爱国主义情怀
徐卫东：《汉书》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关于其体制的创立，历来史家多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对于班固史学思想及历史观的评价，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班固27岁时私撰《汉书》，33岁时因有人告其“私改国史”而锒铛入狱。后获释，33岁遵君命在兰台续撰《汉书》。从此，《汉书》变为官修。这让班固明白了一个道理，作史必须符合皇帝的口味，否则便有杀身之祸。于是，班固撰《汉书》以正统思想为指导，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哲学，这是事实。那么，班固是不是完全被封建的正统思想所蒙蔽？《汉书》的思想内容是不是没有进步性了呢？
学员1：不是的。《汉书》中有一些传记也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质，《苏武传》就是其中的典范。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凭着民族的自尊和一颗忠于汉室的心，含辛茹苦，受尽折磨，任凭引诱、威逼、濒临死亡而不屈服，须发尽白而无所改移，表现出伟大的民族气节和铁石一般的民族精神，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
学员2：而且从艺术上看，苏武这个人物也写得栩栩如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苏武这个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的人物形象周围，环绕着一批屈节仕敌的投降者，如卫律、张胜、李陵等等。卫律劝降张胜与苏武时，采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举剑欲击。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张胜请降，而“武不动”；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卫律自以为得计了，而“武不应”。同样是家庭惨遭不幸，皇上不明，臣下深受冤屈，李陵绝望了，苏武却仍然一片赤诚。正是在这层层衬托下，苏武的形象才格外显得高大。许多戏剧纷纷把“苏武牧羊”的故事搬上舞台，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学员3：苏武究竟是爱国还是忠君？李陵告诉苏武：他哥哥因被弹劾大不敬，伏剑自杀；他弟弟因为逐捕犯罪的宦骑不得，服毒药自杀；他母亲已经逝世，妻子已经改嫁；他两女一男，也是存亡不可得知。而且汉武帝“法令无常”，十分残暴，已完全不值得效忠。在这种情况下，苏武竟然还是说：“我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儿子为父亲死，没有什么好痛恨的。”这不是忠君吗？而且还是愚忠！
（有学员点头附和）
徐卫东：研究苏武的爱国主义，一定要立足当时的历史条件，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李陵告诉苏武家中一系列的变故时，苏武所受的打击该是怎样的巨大。如果苏武是留恋着汉朝的家庭而拒不肯降，那么现在的苏武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已没有什么可顾虑了；如果苏武是为了效忠君主而拒降，则李陵认为汉主已完全不值得效忠了，而且苏武兄弟之死，全与汉主的残暴有关。这里，李陵处处为苏武着想，把家庭安全、效忠君王等一般人视为信念的东西一一推翻。辅之以李陵自己的遭遇，更使他的劝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再加上李陵与苏武的关系，苏武又受到友情的逼迫。这时候，只要苏武的思想稍有一点杂念，精神就会全面崩溃。但是，苏武依旧是断然拒绝，这使他的形象更加光耀夺目。李陵的劝降衬出苏武的精神境界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层次——国格！
苏武是中国西汉时期国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知道，先秦儒学只有人格观念，所以先秦儒学可以称为人学。经秦统一六国，直到西汉时期，才提出并践行了“国格”观念。“国格”的提出，是中国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后的产物。董仲舒所讲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强调了对西汉王朝的忠心，首先提出了“国格”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讲了一句名言：“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把国家放在首位。苏武持节出使匈奴，当他得知副使张胜参与匈奴内部谋反事发的消息之后，认为此必牵连到自己：“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当苏武得知单于决定拘降汉使时，又对部属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再次引佩刀自刺。两次自戮，表现出他处处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
苏武十九年中不为威逼，不为利诱，不为情动，始终忠贞如一。这种忠诚表面看起来是对君主，但实际上是对国家，因为，这是一个国与君难以分开的时代，忠诚汉武帝，就是忠诚于他治理下的国家。不然，难道要苏武像李陵一样投降了匈奴才不叫愚忠吗？李陵曾因汉武帝杀了他的母亲、妻子等亲人，认为与汉主已恩义断绝，因此投降匈奴也心安无愧。但是，面对苏武高大、英勇、威武不屈的形象，他不得不自惭形秽、自愧自恨。苏武越是坚贞不渝，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贰，李陵就越是感到自己罪孽的深重、良心的愧疚。所以当苏武义正辞严表明决不有负汉主、决不投降时，李陵深深地为之感动，悲叹道：“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可见，一个背叛祖国的人，他永远失去了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永无希望的追悔之中，与苏武得到的精神上的充实和光荣归汉后功名上的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彰显出苏武精神追求的高尚和不凡之处。
苏武这种英雄气概，直观地看，似乎是来自于他“勇敢”“坚毅”“视死如归”等这些个人气质的力量，如果深入地想想，是基于我们民族、国家和文化力量的强盛。苏武虽然孤处匈奴，远在异域，势单力薄，但精神上却是优势的、强大的。当卫律劝苏武投降时，苏武义正词严予以怒斥，并列举：“南越王杀汉使者，结果九郡被平定；宛王杀汉使者，自己头颅被悬挂在宫殿的北门；朝鲜王杀汉使者，随即被讨伐诛灭。”最后指出：“匈奴的灾祸，将从我开始了！”正是这背后矗立的强大的祖国，一个发展到极高的优越的文化和巨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使苏武能勇气百倍，不感孤立，并能居高临下，蔑视敌人以及匈奴加诸他的威逼和迫害。
苏武作为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一方面对祖国无限热爱，具有可喜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又有浓厚的忠君思想，这是相当真实的。传记正是把忠君爱国思想与保持民族气节融合在一起，才使人物显得如此血肉丰满、真实可信，成为古代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绝唱，苏武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丰碑。研究苏武的爱国主义要立足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样的，发掘苏武精神的现实意义，也必须进行一种时代转换，将其置于现时代的土壤之中，这样才能使传统美德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有效地发挥和提升苏武精神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的现实功能。
学员4：我依稀记得，大学教材认为《史记》和《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但是，在广度和力度上《汉书》远不如《史记》。
徐卫东：我看到的一些教材也都有这类的表述，但实情貌似不完全如此。我们知道，《汉书》的很多地方是因袭《史记》的，但在不少方面有不同，有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比较重视爱国就是《汉书》的特点之一。
司马迁无疑是宣扬了爱国的，这在前一课我们已经有过专门的讨论。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司马迁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如果他笔下的人物具有他特别欣赏的其他某种道德因素，但此人的所作所为却与国家利益有抵触时，就不免暴露出司马迁的一些不足之处。而班固的爱国主义，不是从抽象的个人品质和道德观念出发，而是明确地着眼于政治，着眼于国家利益，并把爱国作为一项品评人物的原则来对待。班固与司马迁对李陵评价的不同，就能让我们看出二人在认识爱国问题上的这些差异。
从《史记》来看，由于司马迁过于看重李陵平素“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等品质，因此他对李陵是很有感情的，以致到李陵已经投降匈奴时仍在武帝面前为之辩护。一再指出，李陵作战极为英勇，提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为匈奴骑兵八万所困，杀伤一万余人，且退且战，连斗八日，直至弹尽粮绝而投降，李陵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亦非作战失误导致失败。尽管司马迁的辩护显示出人性和理性的光辉，但司马迁是犯了错误的，至少说他是犯了糊涂的。班固虽然也比较欣赏李陵平素为人，赞美其战功，《李陵传》在这些方面写得也极富感精，但在大是大非上他却不含糊：“李陵战败后不能自裁，辱没了李氏宗族；苏武伸张气节，不负王命。”《李陵传》叙李陵投降匈奴后，封为右校王，受到重用，有机会仍不愿返汉，以致李陵家乡的士大夫们以姓李而感到羞愧。《匈奴传》记李陵与匈奴大将“将三万余骑追汉军”。所有这些，贬义至为明显。班固对李陵更进一步的揭露是在《苏武传》中，我们前面有所提及，这里再让我们看看李陵送苏武返汉一节：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在苏武即将光荣归汉之际，李陵与苏武诀别，评价苏武会在匈奴中扬名，在汉皇族中功绩显赫。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图画所绘的人物，都不能超过他。后又起舞、作歌，剖白心迹：“走过万里行程啊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箭毁坏，兵士们全部死亡啊我的名声已败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唱罢，泪下纵横，情不自已。
这是对李陵内心世界极其具体的解剖和极其充分的揭示。在这里表现了李陵对苏武荣归的羡慕和他在苏武面前的自惭形秽。表现了他面对堂堂的民族正气自己所感到的可怜与孤独。但是他那段话仍然是从个人恩怨上讲出来的，与苏武那种重国家民族而不计个人得失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比。恩格斯在谈到人物描写时曾要求“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而一般来讲，使用对比也很能反映出作家对他自己所写的东西有无深刻认识，《苏武传》的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充分表现了班固自觉的爱国思想。
学员5：班固为什么能自觉地提倡爱国主义，并在某些方面超越司马迁呢？
徐卫东：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好回答。大致来讲，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班固的时代给了班固认识这一问题的历史条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观念，与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相适应的。分裂的春秋战国之后，秦朝时间很短可以不论，西汉时建立起了统一强盛的泱泱大国，按说爱国主义的新面貌无须有待于东汉的班固。从苏武等人的活动和思想看，爱国主义在汉武帝时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它要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被自觉提倡，还要靠思想家的认识和总结，这是需要时间的。西汉集大成的思想家司马迁适逢汉武帝全面开拓之时，所缺少的主要就是认识和总结的时间。再者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在国与君难以分开的时代，自然也不免影响到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班固就不同了，一方面，他可以从容地认识和总结西汉的历史材料；另一方面，他所处的东汉前期的国势国威，实不亚于西汉中期，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若论对世界的影响，那更是空前的。爱国思想就是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所激发起来的一种崇高意识，反过来又是推动国家发展前进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班固之时也存在着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性最大的是社会离心因素的膨胀对东汉政权统一外壳的冲击。东汉末年乃至随后出现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长期分裂状况，其端倪已见于班固之时。在当时的情况下，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是社会的迫切需要。
其次，班固的家庭对班固爱国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班氏一家，其成员留名于我国历史者之多，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是名列前茅的。宋代“三苏”已成千古美谈，然而班固的家庭中不仅包括“三班”，即班彪、班固、班昭，还有班超，而且班彪的上一辈尚有班伯、班婕妤。班固之父班彪是个地地道道的正统派，曾坚决反对割据一方的野心家魄嚣。班固曾随父诵读多年，其思想必然要受到班彪的影响，《汉书》甚至直接采用了班彪的一些观点。另外，据《后汉书·列女传》载，班固之妹班昭也是一个“博学高才”之人，以致汉和帝让皇后和诸贵人拜她为师。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英雄班超乃是班固的弟弟。班超抱有积极的人生理想，投笔从戎。他一生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思想不能不使班固有所感发，他的事迹更不能不使班固格外崇敬与自豪。大家知道，班固是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问题的，也是非常注意写民族斗争中的爱国人物的，这中间恐怕就有班超的影响。
当然，班固从其家庭氛围所受到的熏陶主要是忠君，但这只能说是班固爱国思想的一个基点，或者说是起点，是不能用来概括一切的。在我们所分析到的班固的爱国思想中，有的主要表现为忠君，有的主要表现为忠于朝廷，有的则超出了这个范围而主要表现为爱国家。不过，它们仍然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封建社会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非班固所能避免。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具有时代局限的爱国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再次，班固的个人经历也是他爱国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班固幼时主要随父诵读儒家经典，深受其家学熏陶，但他又个性极强，博览古籍，研究诸子百家的言论。所学无固定的老师，不拘泥于章节字句，明白要义即可。可见班固并不那么保守，他能对正统思想的束缚有所突破是符合他的这种性格的。实际上，不仅儒家的书本没有束缚住他，就连洛阳的书斋也没有束缚住他，他曾亲身参加了旨在解除北匈奴威胁的民族战争。
班固能提倡爱国主义并提出一些新的内容，乃是其时代、其家庭、其个人经历等方面原因的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班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由于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所以班固的爱国思想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爱国主义在具体内容上已有不同。不过，作为古代精神文明遗产，它的价值是永存的。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在“中国的灵魂”中，班固的爱国思想一定是包括其中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指出《汉书》中有很强的正统思想是必要的，也是很正确的，但由此而诋毁班固，贬抑《汉书》就属过当之举了。
作家张贤亮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虽在严格意义上并无宗教，但从某种程度上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汉民族是如此重视历史，为国者以史为鉴，百姓借史修身，数千年的历史便像长江、黄河样奔腾、融汇在代代华夏儿女的血液中，汩汩不息。
学员培训感言选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