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覆灭，共和的黎明
在各地革命党的打击下，清军连战连败，于是清廷打算启用袁世凯，但袁世凯以有“足疾”为名拒绝出山，他向清廷提出了5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四、解除党禁；五、给予其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鉴于形势逼人，清廷被迫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启用袁世凯。
听说袁世凯被启用的消息后，袁氏一家非常高兴。在袁世凯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袁世凯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在他出发以后不久，北洋军第6镇统制吴禄贞（一个一直与日本人勾结的革命党）要派人杀害袁世凯全家。这时候，袁世凯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但袁世凯先下手为强，派人在石家庄车站将吴禄贞刺杀，袁世凯的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虽有革命党要刺杀袁世凯，但他却不着急复仇，不急于与革命党交战。摄政王载沣说新内阁成立，军国大事刻不容缓，该同革命党交战了，袁世凯说摄政王不退位就不跟革命党交战，此时隆裕太后表示支持袁世凯，因为隆裕太后当太后三年，大权一直在摄政王手里，她也心怀不满，便借此机会报复摄政王，没承想引“狼”入室。于是摄政王退位，袁世凯大权独揽。
11月1日袁世凯亲自布置进攻，冯国璋带兵与革命党交战，形势迅速扭转，11月2日夏口失守，革命党退守汉阳。是日黄兴赶到武昌，3日黎元洪筑拜将台封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当时黎元洪说：“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特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率我军队推倒满清恶劣专制政府，光复汉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为人民谋利益。黄兴君功在民国，我将士需心悦诚服，听其指挥，群策群力，驱逐鞑虏，保卫国家。如此中华民国幸甚，同胞幸甚！”
黄兴说：“兄弟有三点意见：一、需努力，清兵拼死与我为敌，我若稍有萎缩，敌军就打我心腹，临战必须努力，后退者斩首示众。二、服从军纪。三、协同。若互相摩擦则不能成功，洪秀全、杨秀清就是前车之鉴。”说罢黄兴即赴汉阳督战。两军隔河炮战，10日清军渡过汉水，进逼汉阳。
在此期间冯国璋的部下有将妇女轮奸致死的，也有强奸不从，被冯国璋的部下用刀砍死的，袁世凯得知后大怒，将犯罪士兵一律斩首，冯国璋不服，找到了袁世凯，说：“曾文正是圣贤，不是在打进南京后还允许他的部下抢劫三天吗？”袁世凯说：“如今与曾文正时代不能相比，那时朝廷权威尚在，正在中兴之际，太平军定都南京后诸王骄奢淫逸，破坏道统，内部崩塌，早呈灭亡之势，而曾国藩仍苦战十余年，备尝艰辛，饱经忧患，所以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允许官兵抢劫三天，此后人们对此还颇有微词。如今主少国疑，全国板荡，新贵专权，民心丧尽，而革命党号召种族革命，四海响应。他们新得势，士气正盛，就说这次武昌起义，他们处处爱民利民，秋毫无犯，所以很受民众爱戴。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纵兵扰民，那我军不就真成反动军队了？”冯国璋点头称是，自此北洋军的纪律也严明了。
就在北洋军与革命党激战时，袁世凯却脚踩两只船，在“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中周旋，以求利益最大化。他秘密派人与黎元洪议和，黎元洪说：“袁宫保（袁世凯当过清宫太子少保）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什么被把罢官？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可见满人大有奸心。这个时候，如果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没法子了。要照满人一登位时待我们汉人光景，现在我们汉人应将他满人的全家杀完，这才可以报前仇。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应他的吃穿，是很对得住他的。”黎元洪拒绝了袁世凯议和的想法，足见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11月14日革命党一度架浮桥反攻汉口，但因清军火力猛，被迫撤回。许多人责备黄兴，黎元洪说：“你们要责备黄兴，先责备我。”17日清军大举进攻汉阳，在汉阳以西两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27日在汉阳两军大决战，一方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清军，另一方是充满革命热情、纪律严明的革命党。革命党是为民族独立而战，不是为抽象的理想，也不是为政客们可以根据情况左右曲解的口号而战，这使得他们充满热诚。两支军队的士兵都感觉到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大战，要想获胜非得拼尽全力不可。但是士兵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天的战场厮杀不仅会决定他们个人的命运，还将决定整个清国的生死，并且将中国带入新的时代。
毕竟北洋军训练有素，而革命党是临时拼凑而成，且袁世凯非常会用兵，革命党力战不支，退至武昌，汉阳失守。汉阳失守后黄兴说：“汉阳失守，我有何面目见人，唯有一死！”在黎元洪的开导下黄兴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武昌军政府紧急开会，商讨对策。败退后的黄兴，怒气满胸，他指责众人：“这仗你们都是怎么打的？都怪你们不听指挥！”大伙一听，啥？你说我们不听指挥？你这都怎么指挥的？正因为你瞎指挥我们才连吃败仗，于是大家把矛头都对准了黄兴，黄兴很被动。
最后，还是黎元洪出面当和事佬，说：“你们要责备黄司令，先责备我，因为他当司令是我推举的。大家要知道，黄兴对于革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汉阳虽然失守，但其他各省独立的不少，如果我们一时丧气，功败垂成，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他还劝大家不要伤和气。众人稍微平静后，会商如何走下一步棋。黄兴提出说：“咱们应该放弃武昌，收拾残兵，顺江东下，会合南方革命军，精锐进攻南京。”屋内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黄兴放弃武昌的提议。
最后，张振武一席话定下调子：“武昌乃全国革命首义地，如果弃之不顾，肯定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武昌若失，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我们能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最终可能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说到最后，张振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拔出腰间手枪，大呼道：“敢有人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奸，杀无赦！”黎元洪、孙武等人，纷纷起立鼓掌，屋内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张振武的话。处于如此被孤立的境地，黄兴面如土灰。黎元洪察言观色，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拉黄兴离开了会场。
12月1日，北洋军已经占据了龟山制高点。他们把大炮搬上山，朝着武昌居高临下，武昌各部门无不挨弹。情势如此危急，黎元洪坐不住了，准备溜号。张振武、邓玉麟等人得知消息，立刻赶来劝阻。
“大敌当前，身为都督，你应该作出表率。弃守地而走，就是临阵脱逃！”张振武叫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但房顶上不住炸的炮弹还是让黎元洪坐不住了，黎元洪最终还是逃了出来。
黎元洪跑到了王家店，革命党群龙无首，武昌城内更加混乱，军心涣散。依照当时的态势，武昌沦陷，只是早晚的事情。可就在此时，占尽优势的北洋军，根本没有乘胜追击，只是不停地开炮，步兵并未发动进攻。而且，就在黎元洪本人逃离都督府的当天，袁世凯派人送信，要与革命军讲和。
冯国璋因为拿下汉阳，受到朝廷封为男爵的鼓舞，要一举攻下武昌。袁世凯却一日内七次急电，制止他的进攻。袁世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根本不想置革命党于死地。他知道，如果他灭掉革命党，清廷很快会收走兵权，而且从许指严《新华秘记》等资料看，袁世凯也并不敌视革命，他曾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清廷却将其罢官，他要报复清廷，革命党就是最好的底牌。
12月1日傍晚，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潘恩拿着由袁世凯拟好的和议条款，过江来见黎元洪。由于黎元洪已经跑到王家店，蒋翊武等人接待了他。议和条款中，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领事建议交战双方休战三天（从12月3日8时起）。这份协议，武昌方面先盖印，然后再由清方盖印。此时，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黎元洪逃跑的时候，把大都督印信带走了，无法盖印。好在革命党人才多，一名叫高楚观的人善篆刻，拿大萝卜刻了个总督大印，盖在停战书上，让英国人带走。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大喜。他赶紧从王家店往回赶。回来后，黎元洪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权力更重。因为，清方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此时革命党内部对于谈判产生了分歧，有人反对议和，黄兴则支持与袁世凯讲和，他说：“袁世凯是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廷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反对和谈的毕竟是少数，和谈开始进行。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祸害他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里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辛亥年的清朝那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爱清国）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崩溃似乎跟任何人没有关系，面对清国的死亡每个人都决定对清国发动致命一击，落井下石——不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被清国任用的封疆大吏。
就这样，在此期间各省纷纷脱离清廷统治，宣布独立。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
此时革命党猛攻南京城，清军镇守南京的是张勋，他在革命党攻城期间在城内大开杀戒，他下令：凡是剪辫子的年轻人看见一个杀一个。最终张勋没有守住。12月2日，南京为革命党攻占。
讲到这儿，大家会有疑问：辛亥革命的“男一号”不是孙中山吗，孙中山呢？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是起义三天后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一家餐馆打工时看报纸得知的。武昌起义事先革命党没向孙中山请示，事后没向孙中山汇报，等到辛亥革命进行到第77天的时候，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了。
大家看到这会问，照你这么说孙中山就没对辛亥革命做贡献了？不是的，孙中山在得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出访欧美列强，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便让他们在革命胜利后承认自己的政府，并找列强要贷款。孙中山说：“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可是，列强无人愿相助中国革命，孙中山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等于说孙中山一直为革命筹钱，并为新政府提前办外交，这显然比他回国起的作用要大。但遗憾的是他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两个月，若他及时回国领导辛亥革命，革命党绝不会乱哄哄群龙无首。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众人揣测他从西方带来军舰和贷款，他说：“我虽叫孙文，却不名一文，所带来的是革命精神，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
可没钱是干不了革命的，据胡汉民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20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可见这可怜的南京政府真是穷到了骨子里。
正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给了孙中山大笔银子，孙中山与三井株式会社签约，得到了日本人的巨款。
日本人干吗支持孙中山呢，他们直接支持袁世凯不就得了？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袁世凯手握几十万兵强马壮的北洋军，以袁世凯的实力和智慧，他是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如果他统一中国，这个国家会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到令日本害怕。这个局面是日本人绝不希望看到的。而孙中山呢，一直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这种松垮的联邦形式在中国就会成邦联，肯定造成各省割据的事实，反而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局面。
12月2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致电袁世凯，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就渴望自由，并准备获得自由，任何一种足以使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的活动我总是寄予最大同情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南北议和的核心是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后，革命党就拥护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一直梦想的大总统宝座被人占先了，自然怒了。
因此，孙中山在宣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袁世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他连发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文日前抵沪，诸同志属组临时政府，文以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惟目前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第二封电报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事，并不反对。倘若以君之力，不通过战争，就能完成国民共和的愿望，保证民族的团结和退位后清朝皇室的安乐，一举多得，那么我孙文一定会让贤。”换句话说，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就辞职。
此时革命党内部对革命走向产生重大分歧，《民立报》说：“武昌师起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而得定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是已我之过矣。”黎元洪随后说：“项城（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以仕清廷，未克与选，识者惜之，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当选？”他代表了革命党一部分人的态度，且此时革命党“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战斗力明显降低，革命党的进取心更低了，反对和谈的越来越少，和谈也越发顺利。
还是黄兴痛快，他直接致电给袁世凯：“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拱手听命者。”
可此时，孙中山依旧反对与袁世凯议和，怕袁世凯当总统后会背信弃义，也对袁世凯能否在中国实行共和表示怀疑，因此不愿交权。汪精卫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总统非袁公担任不可。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否则，北洋军挥军南下，乘武汉新胜之余，凭锐恃强，可一鼓而下南京。如此强弱悬殊，天下大势可判。现在，不如忍痛退让，让出大总统之位，如此可促成借袁世凯之手，推翻清廷。”“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孙中山当然不是舍不得总统之位，他是对袁世凯不放心，可如果不跟袁世凯议和，把袁世凯逼急了，已有的革命成果也会失去，孙中山于是同意让出大总统职务。
汪精卫电告袁克定转袁世凯：“项城（指袁）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孙中山为革命积极奔走多年，满怀激情，心胸宽广，毫无个人私心杂念，但另一方面，孙中山在南北议和时就任大总统，在与袁世凯谈判中的一些做法，可见他的确不精于权谋，在政治权谋上跟袁世凯比起来，不够成熟。孙中山想以自己天下为公、一身正气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来与袁世凯等得到几千年中国专制社会权谋真传的人较量，无异于手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其实，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也的确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这回革命一起，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牺牲与流血，更不知前仆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而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成患，将来贻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患者也。”他已经预见到了后来的军阀之祸。
而此时清廷更加混乱，袁世凯为了掀翻祸害中国300年的清国，他一面派人与革命党谈判，一面对清廷施压，迫使清帝退位。他让段祺瑞按照自己的意思致电清廷，电报中说：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命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命军君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
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我段祺）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在段、袁二人逼迫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名义下诏退位。清国完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从此掀开新的篇章。
辛亥革命胜利了，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辛亥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一、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汉战略地理位置十分突出，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武汉为九省通衢，居南北辐辏之中心，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湖北省本身就在地理上雄视天下之省，《读史方舆纪要》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武汉正是能号令东南的地方。曾经驾驶近代兵舰几乎游遍全球江洋湖泊的英美海军军官面对武汉的山水之势也惊叹不已：“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兹者，推为环球第一。”也正是这种地理位置为武昌起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创造了条件。
张继增说：“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全国响应。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乃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功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富，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人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它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他虽言语中不乏为张之洞歌功颂德之词，但的确说出了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的原因。孙中山就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清，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二、改革幅度过大，导致清国无力承受改革带来的巨变，最终覆亡。八国联军后，晚清也改革不少，全国各地办学堂，编练新军，计划练现代化军队36镇（36万人）。法律上，清廷参照西方各国法律，修改《大清律例》；废除枭首、凌迟、黥面等酷刑；还颁布了禁缠足、禁鸦片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法令；颁布《商律》，提倡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出资兴办企业、交通，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改革就要花钱，钱从哪出？老百姓的身上呀。于是尽管朝廷在改革，但百姓负担却越来越重，都对朝廷不满。每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改革带来的收益却低于为了改革而支出的费用，这样就导致了财政崩溃。清末民初学者缪荃孙说：“国家因兵败而图强，因图强而变政，因变政而召乱，因召乱而亡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废除科举使清国失去士大夫支持，丧失了传统读书人的人心，同时也使得一批年轻人没有出路，从而走向朝廷的对立面。1905年清国废除科举，对国家前途而言是好事，从此不再有这种束缚思想的“高考”，但是对清朝而言，则很不妙。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一种选官制度。隋朝建立科举制以来，唐、宋、明都是靠一大批士大夫（读书人）在支撑，从而在衰落后很长时间才灭亡。而读书人之所以支持朝廷，就是因为科举是他们上升的通道。一旦废除科举，失去了晋身之路，就转化为朝廷的对立面。无赏罚则失名器，无名器则天下离心，朝廷也不再被读书人尊崇，政权基础半被掏空。
此外，废除科举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000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用时不过5年。然而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毕业之后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以新军中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当官的不及100人。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不了官，找不到工作，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于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些年轻人全都走到了清国的对立面，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掀翻清国，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
四、慈禧已经去世。武昌起义爆发时，慈禧已经死了三年，如果她还活着，只要老太太在上面镇着，底下谁敢造反？只要慈禧活着，那么即便用袁世凯来镇压革命党，慈禧也能将袁世凯掌握在股掌之中。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慈禧还活着，那么就不会有1909年载沣将袁世凯罢官，袁世凯就不会对清国怀恨在心，也不一定会有报复出卖之心了。
五、隆裕太后审时度势。隆裕太后面对袁世凯的逼宫，最终选择了交权。假如隆裕太后坚持不交权，并号召全国几百万满人抵抗，那么又是一场内战。而如果隆裕太后交了权，但是带着溥仪退到东北，自己依然据守东北，也不是不可能。但隆裕太后并没这么做，因此隆裕太后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
六、皇族内阁彻底失去人心。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责任内阁，由于内阁13人中有7人姓爱新觉罗，于是被称为“皇族内阁”。清廷不这么做的话，国人还有点盼头，盼着立宪，既然立宪后的国家依然换汤不换药，国人对清政府彻底寒心。
七、袁世凯背叛清廷与革命党和谈。设想一下，如果12月1日袁世凯不阻止冯国璋进攻武昌，那后果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结果一定是袁世凯将革命党消灭在摇篮中。因此虽然袁世凯背叛清朝不符合传统道德中的“忠君”思想，但如果袁世凯始终对清政府忠诚，继续剿杀革命党的话，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假如袁世凯不跟革命党和谈的话，他肯定是接着跟革命党打，很快就能拿下武昌，然后就如张振武所说，由于首义之地武昌的失守，“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革命土崩瓦解后，袁世凯再逼宫，让清帝退位，如果不退，那就再来一次战争，把全国支持清帝的省份都一勺烩了——这也不难，军队在袁世凯手中。结果呢？袁世凯打倒皇帝做皇帝，帝制继续。伟大的辛亥革命最后又成了一次中国历史上再平常不过的改朝换代。
袁世凯在眼看就要灭掉革命党的时候，在满汉全面民族混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在乱世正达到最黑暗最疯狂最变态的时候，他，以跟革命党和谈而结束了这一切可能会毁中国于瞬间的大动乱。他的谈判条件是：让皇帝下台，但让人民活着；要砸烂王冠，但要保护王冠下的人头；要革命，但不要暴力。最后谈判成功了，辛亥革命胜利了！
换句话说，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客观上是有贡献的，不应该被抹杀。
当然，辛亥革命的成功还有一点，也是最根本的，那就是革命党的努力，如果说其他是0的话，革命党就是1，虽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进行时并不在中国，但是在此前他却起了播火人的作用。等于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先点了一把火，然后，清国的废除科举、“皇族内阁”等政策自取灭亡，彻底丧失人心，这等于说是给这把火来了一场大风，最后，袁世凯出卖清廷，逼宫，火上浇油，将清廷这栋大楼彻底烧毁。故而，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论功劳，革命党占三分之一，清廷的自取灭亡占三分之一，袁世凯最后掀翻清廷占三分之一。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呢？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不只是在中国历史上，即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场非常伟大的革命，古今中外有哪一场革命像辛亥革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以这么小的牺牲最终取得那么大的成果呢？没有，绝对没有，辛亥革命是独一无二的。
辛亥革命，既使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也使汉人终于“光复”了祖国，结束了被奴役的统治，更使共和制取代了封建帝制。换句话说，一场辛亥革命，完成了三个革命：朝代革命、民族革命、制度革命。
周恩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刘少奇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然而，也正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快，最终暴露了许多问题。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佩弗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辛亥革命仓促成功，各方面都没准备好，导致一片混乱，李宗仁说：“我在清末上陆军学校时感觉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上下只觉得一片混乱、败坏。”
冯友兰的观点无疑比较另类，他说：“辛亥革命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是绅，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对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毛泽东的话无疑非常全面，他说：“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辛亥革命是在一片胜利声中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了呢？我认为原因在两个地方，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