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认知偏差与主动表达：“农民—国家”的传播关系
在农民的视域内，除了其他农民以及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外，国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国家是建立在一定规模领土和一定数量人口基础上基于政治统治关系而确立的社会共同体”（14），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在一既定领土内成功地要求对物质力量的合法使用实行垄断的人类社会。”而拉斯基则把国家定义为：“借占有在法律上超越任何个人或作为社会一部分的团体的强制威权而统治的社会。”因此，国家是“社会共同体”，具有契约规制和强制威权，而相比之下，农民是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最小单位，是这个社会体系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然而，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国家就是“新闻里看到的国家大事”、是“上面的领导”，在农村，当问起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看法时，经常听到“国家政策都是好的，到了下面就变了”，“中央政策好是好，到下面不执行也是一句空话”，农民认为“国家是好的”，“中央领导是关心农民的”，他们的认知形成主要基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央领导慰问老百姓”，农民理解的国家的概念是具象的、落实在基本行动的媒介事件中，他们在误解和神化传媒的身份，而我国新闻媒体也经常产生身份错位，在采访活动中代替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以政府“代表”的形象出现在普通农民面前，让农民误以为“电视新闻里看到的就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民的视角中，“媒介即政府”。
农民与国家的传播关系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如何从国家获知信息，另一方面就是农民如何对国家这个主体进行传播的反馈。首先，农民从国家获知信息有两条途径——基层行政人员的“上情下达”和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由于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干群关系不冷不热，再加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在农村的时间并不长，跟村干部的接触也更少，因此，“上情下达”机制作用甚微；相反，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农民媒介接触频率的提高，大众媒介为农民设置的议程被农民普遍接受并依赖，成为其了解“国家”，接触“国家”的主要途径，农民通过每天的《新闻联播》等媒介内容完成从“国家”获知各方面信息和资讯的受传行为，达成国家——农民的传播关系。其次，农民主动向国家反馈信息也有两条途径——“越级上访”和“媒体曝光”，农民对国家的信任路径是，“国家是好的，国家政策是为民着想的，只是在实施到下面时歪掉了”，“由于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农民对中央政策的信任度较高，中央政策的制度整合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农民对现实状况不满意时他们不想“浪费精力”与基层政府周旋，而是期望通过直接反映情况至上级政府以形成民意上达，或者直接寻求第四权力——媒介介入，以高效地达到“对上”的传播效果。无论是“越级上访”和“媒体曝光”，农民都试图找“国家”申诉，在他们的视线里，“上级政府”和“媒介”就意味着国家，把情况传播给上级政府和媒体就相当于完成了农民——国家的传播关系。
一、“媒介即政府”——农民的路径依赖和认知偏差
在农民获知国家信息的路径中，大众传媒的覆盖率是最高的，有一半以上的农民通过广播电视了解国家政策，有将近一半的农民认为“新闻媒体能替老百姓说话”，媒介是农民与外部世界包括“国家”沟通的桥梁，也是农民与国家进行传播互动的路径依赖。“现在的农民对国家有什么惠农政策出台都懂。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他们都晓得。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反而事先就知道了。”在走访J市村时，村干部谈到媒介对农民获知信息的重要性。农民的认知来源本应多元化构成，但出于对基层行政的低信任度以及农民公共话语场域的萎缩，农民与农民、农民与村干部都处于冷漠的弱联系状态。因此，农民信息获知路径的天平严重倾斜于媒介这一方，农民接触的媒介形式以电视为主，媒介内容以新闻和专题类节目为多，农民的路径依赖严重不平衡。
[案例28] D镇Q村村民
2008年，D镇一些农民反映，他们那里凡购买“常农粳3号”稻种的水稻几乎颗粒无收。村民们怀疑稻种可能有问题，但苦于无证据。于是，他们打电话到市电视台的一档对农节目《农民电视课堂》（15），节目工作人员随之联系了J市农林局有关技术人员，通过调查分析，最终得出了“常农粳3号”不适宜在J市种植的结论，从而使几十户农户找到了向稻种经营户索赔的证据。W镇一位观众李×也给该节目来信，讲述其家庭的困境，生活的艰辛，以及自己想通过努力，寻求一个合适的致富项目的愿望。《农民电视课堂》节目组联系了几个养殖项目并带李到现场参观学习，最终推荐李养殖长毛兔，开始她的新事业。
这个《农民电视课堂》真挺好，能真正帮我们老百姓的忙，我平时看看也学到不少知识，政府多办一些这样的节目挺好的。
[案例29] X镇J村村民
中央台不是有《法治在线》嘛，还有《今日说法》，我常看的还有中央2台的一个法制节目，经常有法律知识。我觉得看看这些节目挺好的，上一次我看的节目有人在打牌的时候借的钱，一个是在赌桌上借的，另一个是借别人的钱结果在赌桌上输掉了，同时被追债，打官司，当时我还以为这两笔债务都需要偿还，结果那个在赌桌上借的债务就不需要偿还，人家专业律师讲了，因为赌博本来就属非法的，在赌桌上借的5万元赌债就不需要还，追债的人反而（因为聚众赌博）被拘留了；在赌桌上就算写了收据、借条都不成立的，也没用，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我看他这么一说，我就想那肯定另一个的债务也不需要还了，因为也是在赌桌上赌掉了钱，但是那个律师讲了：这两个性质不一样，这是从人家家里借的2万元说去做生意，其实是想把输掉了的5万挣回来，结果又赔进去了，这2万就必须偿还。我就觉得这些节目很有用，长见识！
然而，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仍不高以及其保有的强烈的小农意识，让农民对媒体报道中国家政策的理解偏颇较多，D镇村干部谈道，“媒体经常报道上面的政策，还有一些在个别地区搞试点的，但农民看到了，觉得政策好，而我们这又没实施，他们就会质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这没有，就认为我们隐瞒国家政策，不予执行，这个政策是因地而异的，媒体这样的报道经常会误导老百姓的。”农民对媒介存在着路径依赖和认知偏差，他们认为“在电视上看的就是国家的真实情况”，“在别的地方都有好的政策，但自己所在村就没有，肯定是村干部搞了鬼”。农民对媒介内容的分辨率不高，他们往往不正确地“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进行选择性接受和选择性记忆，并根据这些片面的、经过主观过滤后的信息形成他们的观点。
[案例30] D镇Q村村民
平常看看电视就是关心一下国家大事，我们这边在搞沿江开发拆迁啊之类的，我们就常看看这些跟农村有关的法治节目，跟拆迁、开发有关系的节目会找找看，节目上一般都是举例子。这个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看看人家怎么办的，再看看我们这边办得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看电视，我们都不知道国家在这个拆迁方面是怎么规定的，他们（村干部）瞎搞我们也都不知道。现在我们通过电视看到了，他到时要抵赖我们就可以去告他，我们对这个政策懂一点的话就不怕他们（村干部）了。
在我国，媒介话语实际是政治话语在媒介的延伸和衍生，因此，农民会有“电视上的就是国家”这样的错觉。我国的媒介起初的定位就是“党的喉舌”，媒介协助党和政府对下级工作进行监督，我国媒介有着典型的政府色彩。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媒介的不断变革，媒介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介的功能、角色也被赋予了新功能，尤其是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以“上情下达”为主要方式的传播机制，网络舆情的发展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源和新闻评论员。但是，我国媒介的性质和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转型期的中国媒介具有政治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娱乐功能等多重身份。在我国农村，电视仍然是最主流的媒介形式，多数农民仍喜欢看电视里的新闻节目，尤其是《新闻联播》，对于他们而言，“电视上的是最可信的”，此外，他们“不喜欢看地方新闻，喜欢看中央台的节目，通过看中央台才能知道国家真正的政策”，中央媒体的记者、主持人成为具有官方身份的代言人，他们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
身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广大农民一直在误解和神化传媒的身份，同时媒体自身有时也会产生身份错位，在采访活动中代替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以政府“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普通百姓面前。农民们将媒介的力量不断放大，以至于出现将媒介视同“政府”的现象，这种传统文化中对父母官至高无上的赞誉折射出民众对媒介的敬畏，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一个新神话。
[案例31] D镇S村村民
“这个中央台《焦点访谈》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节目，惩治这个贪官啦，揭露这个黑幕啦，大快人心，国家这个节目办得真不错。”
“我天天都看《新闻联播》，想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到这个温总理关心我们老百姓，不像我们这什么村干部，管都不管我们，还是这个中央政府好啊，越到下面越不行，国家好多决策都是好的，这个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可一落实下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然而，由于现代媒介是市场化的产物，同时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传媒往往成为政府/商业利益的代言人而非农民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被排除在媒介话语霸权之外的，他们接触到的信息是被大众媒介议程设置过的，而设置这些内容的主体正是政府和商业机构，国家—农民的传播过程中，国家仍旧处于话语霸权，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民的话语被限制、被扭曲、被推向边缘，他们的话语空间在无形中被侵占了，农民获知国家信息依赖的媒介路径并非农民想象的图景，农民对媒介的认知存在较大偏差，他们混淆了媒介与政府的概念，把媒介当政府，形成了不平衡的路径依赖和认知偏差双重失误。
从积极意义上讲，媒体作为公共舆论机构，对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能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媒体的观点代表着党和政府的观点，媒介中展示的党政形象关系到农民对党和国家印象的形成，这些使得媒介具有了一定的话语霸权和舆论监督权，也让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具有一种半官方化身的色彩。有着“媒介政府”之称的大众传媒的角色扮演与话语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些超越于普通百姓和其他社会机构的“权力”，成为农民实施舆论监督的代表和“喉舌”，让农民有了行使各种民主权利的机会和可能，对于培养农民的现代素质与民主意识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促成当前乡村政治中民主制度变迁与乡村民主社会的进步。但前提是，农民要修正对媒介的过分依赖和认知偏差，媒介抵制过分市场化，形成类似西方理论中的“第四权力”，运用议程设置和舆论监督等功能与农村基层政权互相制衡，促进国家—农民传播系统的优化高效，促进农村法制民主，为农村治理寻找新路径。
二、“越级上访”与“媒体曝光”——农民对国家的主动表达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改革的深化和大众媒介的启蒙，乡村内部的利益结构日益多元分化，农民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有所觉醒，广大农民面向国家的利益表达需求也随之增长，农民的话语表达路径多元，但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非体制化的表达渠道，他们不愿意参加村民会议，认为“选举就是形式”，他们对村务政治关注度低，但却千方百计寻求非体制的表达渠道进行权力的维护和观点的声张，以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拆迁中的自焚”、“网络各大社区的冤帖”、“农村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都是农民向国家的话语表达方式。但是，尽管农民利益表达的行为盛行，我们却不得不理智思考，这给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传播提供了链接途径，但农民表达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用生命换取权利的行为并不是话语表达的最好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利益表达与传播参与对于我国乡村治理秩序和乡村传播体系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国家转型期和农民主动表达盛行的背景下，如果农民能够选择合理有效的传播机制和话语表达路径，这对于推动乡村社会的进步、保障乡村传播式治理有序进行起到重要的积极意义。其中，“越级上访”和“媒体曝光”是农民对国家进行主动表达的主要传播形式。
[案例32] D镇S村村民
“我家房子没拆迁，但还是要关心关心，早晚是要拆迁的。现在我们村拆迁费一部分给老百姓了，还有一部分上面没拨给村里，村里也没法兑现给拆迁户。按照规定拆迁费要在3个月之内兑现给老百姓，我们村拆迁了不少，现在兑现不了。因为拆迁的事经常有人上访，到镇政府、到县政府的都有，上访总会给个说法吧，有的小事能解决了，有的也解决不了。”
[案例33] X镇W村村民
在农村，没有什么法律不法律，只有讲不讲理。他有理没理都往政府部门跑，就是越级上访，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上访已经成为农民威胁村干部的一种手段。只要有越级上访，上面就要给村里扣分，干部就要被扣工资。但是，像不讲理的人越级上访，我觉得政府不应该扣我们的钱。对于这个扣工资的政策，我们觉得不是很合理。对于那些不讲理的上访的人，上级政府就应该一棒子打回去。”
[案例34] D镇B村村民
按照规定，必须要先到镇上上访，然后到市里、省里？？但我们都知道，到镇上上访根本就没用，镇上的领导和村里的都是一伙的，他们镇上的知道了就会通知村里干部，说不定还会反过来报复我们，我们还是觉得直接到市级以上的相关部门去举报，还是上面的纪检部门有权力。人家好多上访的都直接去南京，还有去北京的，在我们当地告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越级上访活动主要是指农民越过基层组织，而直接向高层政府部门直接反映问题”，这是一种非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方式，由于当前农村改革进程加速，各方利益错综复杂，农民进行越级上访来与基层政府进行对抗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农民的上访思维逻辑可以总结为：行动上自下而上，意识上自上而下。即农民会首先选择与基层和地方政府接触，一旦接触无效，就转向更高级别的政府上访，本质上，农民寄希望的是通过上级政府的干预，来“为民伸冤”，责成基层政府匡正做法。
“越级上访”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农民与基层党政组织的紧张关系，农民之所以选择“越级”上访，主要基于他们对基层政府组织的不满和不信任，他们一味地认为到高一级党委政府机关上访能更有效地实现上访目的，因此常常抛开制度规定，避开直接管辖部门越级上访，把乡镇干部能够解决的问题直接拿到市、省党政机关，甚至进京上访。案例29中农民谈道，“人家好多上访的都直接去南京，还有去北京的，在我们当地告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结果”。长期以来，农民遭遇的政治现实和主观印象就是“必须越级”，必须往上告，乡镇政府与村干部是官官相护。实际上，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深入基层社会，而是政府能为他们做多少事情。（16）倒金字塔的政治信任与行动逻辑：越过基层政权，接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通过访谈调查，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农民对农村政策的信任路径：中央最好，省府次之，市县较为模糊，乡镇及以下最差。农民对市县政府的政策作为表示不清楚，但对乡镇政府和基层村组织的政策作为表达很大的不满。在农民看来，村干部或者对国家政策变相执行，或者从执行政策中牟取私利。而在村干部看来，农民并不好相处，只看重个人的利益。这就形成了有意思的“刁民”与“贪官”的互不信任局面，这种互不信任的局面，可以说不仅影响了农村政策传播的效率，也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张力和潜在的风险。
此外，虽然“越级上访”是农民向国家进行话语表达的重要渠道，是“现阶段国家与乡村链接的契机”（17），但农民自身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与国家的传播互动，他们更直接的出发点是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传播式反抗，因此，“达到利益”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不是与国家达成有效的传播沟通。因此，虽然越级上访大多是因为当地官员渎职、不作为，以及受当权者或强势者的不公正、不正义、不善良的行为而引发的，但农民有时不按照制度和程序要求行事，对党政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形成了严重冲击，甚至造成社会混乱和农民—国家传播关系的断裂。可见，频繁的“越级上访”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表达，并不是有效沟通下的传播互动。
总体而言，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基层政治体系仍然相对封闭和僵化，缺乏充分的制度化表达结构的建构，因此无法有序吸纳日益增长的农民利益表达活动，以至于农民不得不转而进行“越级上访”这样的非体制化表达方式。但由于农民对这种话语表达缺乏正确的认知理解以及上访行为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农民越级上访这种体制外的向上传播会对基层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并有可能加剧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紧张气氛，反而不利于农民——国家有效传播渠道的建立。
除“越级上访”外，“媒体曝光”也逐渐成为颇受农民青睐的话语表达路径，“通过媒体一曝光就管用，媒体不曝光就没用”，“给媒体打电话还挺管用的”，农民依靠“媒体曝光”达到“下情上达”、“引起关注”的传播效果是他们既通过媒体获知信息外对大众媒介的又一“传播依赖”。随着我国民生类电视节目、法制类电视节目的发展，农民通过电视节目里其他参与者的“媒介仪式呈现”，看到了“媒介介入”的可行性，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为的启蒙促进媒介内容中民生类新闻的一夜爆红，而民生类节目与农民的持续互动又让农民更积极地参与到“展现媒介介入农村矛盾并解决”的媒介仪式中，如此循环，让农民养成“有困难找媒体”、“找政府不如找媒体”的思维惯性。
[案例35] X镇J村村民
我最喜欢法律节目，平常还喜欢看《南京教育频道》，南京教育频道有一个法治节目。中央台讲法律的比较多，我看得比较多。我们老百姓不懂法，一般经常看电视还好一点，如果不看电视我们压根不懂。在有的地方找媒体还是管用的，通过媒体一曝光就管用，媒体不曝光就没用。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人（抗议）把煤气罐子架到房顶上也没用，他从下面就给灭掉了，封掉了不让人知道，媒体不曝光没用。像我们这边土地这么紧张，电视上天天说什么300多少亩田要省里批国家批，但他还不是几百亩几百亩的开发，都是优质良田，今天开一个厂明天开一个厂，厂是开了，到现在都没生产！真应该找媒体给他们曝光！
[案例36] W镇H村村民
有人好像有什么事，说你们不给我办好，我就打热线电话，扬州电视台《今日生活》的热线电话。他就说：你们要是给我处理不好，我就打《今日生活》了。那也说明他有这个意识了。我们村有一个小孩挺可怜的，上不起学，后来有人给她打了一个栏目组的电话，结果有几个人看了节目主动来帮助她。给媒体打电话还挺管用的。
我们村民这种法律意识的提高应该说还是通过自己看得多，现在电视啊什么的，外面的世界多大我们都知道，看新闻也大都能懂，还知道有事找电视台反映反映。
除了传统媒体“电视”与农民进行频繁的传播互动外，近年来互联网接入在农村的日益普及让农民找到了新型传播互动方式——网络发帖，在基层、地方政府网站上，在论坛、BBS上，可以经常看到反映“三农”问题的帖子，网络已经成为农民对国家传播的一种新型渠道。张静认为，不少乡村冲突的确发生在群众和基层政权之间，但受其针对的基层人事的具体目标限制，都把上访对象看成是个人性的，并未把他们作为外部垄断权力的基层代表来追问。相反，上访者还要特别找出对手违反国家规定的证据，他们所依据的法律文献仍然是党章、上级政府文件、领导讲话等这些正式文件。他们尽力将对手与其所属的整体或组织作区分处理，从而证明自己要求推行的乃是国家规定，他们怕国家不知或不管，要求上面派人来介入调查，他们接受同一组织中的不同人物出面领导，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都不是避免，而是强烈要求国家组织的介入。（18）换言之，农民在尽可能的使用执政党和国家法定、规定的文本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从而降低行动的风险和提高成功的机率。农民为反映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不再单纯从组织传播渠道内向基层干部反映问题，而是逐渐通过网络媒体这种新兴路径向国家表达他们的遭遇。
[案例37] D镇S村村民网上发帖举报村干部贪污行为
帖子题目：《JS省J市D镇S村书记YG骗取、隐匿征地款截留南水北调治污工程款15万元》
发布时间：2009年3月14日
帖子内容：
事实：YG欺瞒村民，蓄意截留、隐匿我组及花园等组的巨额鱼塘征地款，涉及的款额92万余元。
①从镇与村2008年6月12日签订征用地协议到2009年元月19日，养鱼村民ZYC等一直要求YG公示鱼塘方面的征地款具体数额和分配明细情况，YG一直拒绝，更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还有征地款留在村里。
②本组大多数村民签名确认的事实是：YG在全组分配方案表决会上，当众讲到三点：SF村不是穷村，村里不提留ZXZ组征地款中一分钱；本组村民代表几次开会的吃喝费用全是镇上下拨的；没动用ZX组一分钱。
③村民们两次上访后，迫于压力，在ZYC等紧紧追要下，YG才在2009年元月19日晚前拿出一份《S村养殖户附属（物）明细表》。经过累计，我们发现，11个养殖户共领取补偿款70万余，而镇、村签订的《征地协议》等材料所反映的鱼池各项补偿款共163万余，原来，ZX等三个组尚有92万余元鱼塘补偿款被YG截留隐匿。当ZYC等向YG追问这笔钱的去向时，YG说钱都借给厂里砌房子了。
④我们发现YG私自截留巨额征地款后，几乎每天向YG及村会计要求公开相关账目，查清这笔钱款的去向，YG等人总是以各种借口无理拒绝，我们也曾上访市和镇两级政府有关部门，但镇农经站等部门领导与YG等春节前先是承诺说同意节后清查我们关心的包括征地方面在内的所有与本组有关的账目，但节后至今，虽然我们一再与镇村有关领导交涉，但我们一直没有被允许从村里看到任何账目。后来，群众发现YG在节前晚上有一系列“加班加点”的行动，更令人怀疑姚在这笔钱上大有文章。
⑤春节后，我们在多次到镇农经站（YG被调至镇农经站工作）要求清查上述账目后，农经站主任才于2月9日交给我们一份《SF村地面附属物补偿结算收支情况表》，对照镇财政所提供的《结账说明》，这份表中，YG等挖空心思拼凑起来的这些收支项目中，除了涉及到《S村养殖户附属（物）明细表》中已经支出的70万余补偿款是真实可信的外，其他所列的所谓属于集体的附属物补偿款支出项目不是超出了《结账说明》所明确的地域范围，就是纯属子虚乌有的东西，均不被本组村民认可。
网络的匿名性、互动性、可操作性等特点让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选择，并通过农民在城市的媒介经历对农村媒介互动进行“文化反哺”，将“网络表达”带入农村传播现实，农民获知网络途径可以进行“上访”的替代手段，而且成本更低廉，也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他们开始求助于“会上网”的媒介素质较高者，让他们帮忙“发帖”，达成网络传播的农村话语实践。换句话说，事实上，大部分农民本身未能掌握利用新型媒介形式进行话语表达的具体方式，多数靠“找人”、“托人”进行传播实施，因此发帖后他们往往没有持续的帖子维护行为，帖子可能被覆盖、被删除，农民看不到网友的回复，也不能适时进行与其他网民的互动，也就没能充分利用网络媒介所特有的传播优势，从而大大降低了新兴路径的传播效果。
[案例38] D镇L村村民网上发帖请求解决安置房房产证问题
发帖时间：2010年3月17日
发帖主题：D镇CY花园房产证
留言内容：我是沿江开发的拆迁户，现在被安置在DQ的CY花园，请市委领导在百忙之中问我们的房子房产证什么时间能够拿到。不知道下面领导干部每天都在忙什么？去找村委，来个好，是国家安排我的房子还来要房产证吗？是否这样的，在此我想呼吁一下整个拆迁的村民们，不要再被骗哪，我希望政府拿出个实际的方案给老百姓。不要再搪塞老百姓哪。请问政府你们在拆房时，被拆的房子有房产证吗？请问政府安置房是不是百姓自己花钱买的房子吗？最低本房产证都这么难拿，政府还有什么公信度呢。也许哪位下面的村官不懂，我想上面的官员应该了解吧，不要整天追求经济，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苦那一辈子的房子还没有产权。办个事情还要到政府报到。因为没有房产证呀。要到你们政府部门去打申请哟。老百姓支持开发，不是到头来还被你们这群人当猴耍。望领导以实际的工作效力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谢谢二字。因为你们是人民的公仆，拿着人民纳税钱。国家、政府是属于人民的。百姓实实在在的安居才是最好的。也希望各位有同感的村民共同把我们的房产证早日拿到手。
D镇回复：您好，关于安置房的房产证问题，镇领导非常重视，已经多次召集相关部门协调处理，方案近期出台。
此外，农民发帖质量参差不一，有些农民在网上公布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大量证据和资料，这样的帖子会有更大的机会得到网络舆论的关注，例如，媒体记者有时就会在“天涯社区”、“猫扑论坛”等网络社区寻找新闻线索，一旦农民的发帖与记者线索的发掘相链接，农民通过网络媒体又收到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并以此继续扩大舆论的反馈。然而，农民有些帖子的真实性和观点全面性无法得到保障，有些农民仅仅是在抱怨基层政府的某项行为，用口语化的、带有情绪宣泄的字句表达一时愤慨，这样的帖子更大意义上是给民意一个宣泄的途径，充当“泄气阀”的角色。总之，不管是“切实推进农村冲突的解决”还是“充当民意的泄气阀”，“媒体曝光”是农民对国家进行意见表达的重要途径，对推动农民—国家的传播互动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总之，农民主要依赖大众媒介的“议程”了解国家各方面信息，并逐渐形成了“媒介即政府”的认知错位；农民通过“越级上访”和“媒体曝光”对国家进行传播反馈和话语表达，并以此推进农村矛盾与冲突的解决。由此可见，农民—国家的传播互动中，媒介介入其中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介在农民视角里意味着“国家”的代言人，媒介在国家视角里又反映着民意的趋向，国家权力与基层个体通过媒介达成传播关联，国家与农民二者形成双向的传播机制，并同时与第三方媒介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与即时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