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周文的文字大约十多年前，那是他一九四二年六月在延安批判王实味的两篇文章，一篇叫《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一篇叫《鲁迅先生的党性》。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批评王实味“假借鲁迅先生的旗号，拿出貌似鲁迅先生的杂文”，“那简直是在我们的头上屙屎，在我们的后园挖祖坟”，所以用不着对王实味采取“同志”的态度。[1]
放在当时大量弥漫着火药味和恶毒诅咒的大批判文章中间，他的文章算不得什么。他的名字夹在范文澜、陈伯达、周扬、丁玲、艾青、罗迈等人中间，并不显眼。因为对于周文其人其文其事完全陌生，我也就没怎么留意，猜想他大概是和王实味一样投奔延安的红色文人。
直到二〇〇六年春天，在武汉东湖，经小说家胡发云兄的介绍，我才知道周文早年是个小说家，与鲁迅先生有过较深的渊源，曾经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和周扬等人共事过，在左翼文学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一九四九年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前身马列主义学院的秘书长，也是个重要职位，一九五〇年代初蒙冤离世。我隐约想起批王实味的人中就有周文，回家一查果然是。因为有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说实在的，我对周文的作品并无什么期待。
然而，当我终于读到周文的小说和少有的几篇散文时，我感到很吃惊，这样一个有才华的、早熟的青年作家，长期以来却被我们的文学史遮蔽了，有些文学史著作连他的名字和主要作品都没有提及，有的文学史偶有提及也极为简略，只有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周文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鲁迅虽然把周文的作品归入左翼文学，认为他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之一，但我在读了他的《雪地》《烟苗季》等主要作品后，有个强烈的感受，给他的作品贴上“左翼文学”的标签并不恰当。他的作品直面黑暗的社会现实，更多的是从人性的层面切入，对人性的体察很深，而且文字也独特而富有魅力。他为数不多的小说，完全有资格进入中国新文学史，与其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毫不损色。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周文确实是一个几乎被淹没、被遗忘的作家。
周文生于一九〇七年，他的小说都是一九三七年也就是他三十岁以前完成的，他笔下的人物、故事、语言特别是心理刻画，已颇为成熟，无论对话还是整体叙述都很从容。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现在拿起来往往是不堪卒读，满嘴口号，观念先行，内容单薄，人物脸谱化，但周文的作品有血有肉，没有意识形态的痕迹，他只是真实地写出他少年时代熟悉的军阀部队生活，对人性的贪婪、自私和残酷都有很深入的洞察。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是“左翼作家”，我们是很难将他和“左翼”联系在一起的，难怪他会受到鲁迅的赏识。事实上，周文是个具有生活底蕴、阅历丰富的小说家，他早年在川康军阀部队谋生，目睹、体验了乱世军旅的曲折生活，所以二十几岁就能写出很有现实批判性、又有审美内涵的小说。读他的作品，我总是想起另一个有少年军旅经历的作家沈从文，他们两人最后的文学成就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令人遗憾和惋惜的。
鲁迅生前对周文有很高的期许。一九三二年，其成名作《雪地》就是经鲁迅的推荐，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一九三五年，周文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也是鲁迅推荐给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赵家壁。一九三四年，美国伊罗生想要编一本中国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并译成英文，请鲁迅帮助选编，他就选了周文的《雪地》。在向伊罗生介绍左翼文学的新进作家时，鲁迅举的第一个人就是周文，此外还有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和张天翼。一九三六年，美国红色记者史沫特莱采访鲁迅，问他中国有哪些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他列举的十人中也有周文，其他人是茅盾、叶紫、郭沫若、柔石、艾芜、沙汀等。[2]
周文和鲁迅交往三年，通信频繁，鲁迅日记中至少有二十多次提及他。当周文在文学路上遇到波折和痛苦时，鲁迅给予了安慰和鼓励。周文本名何开荣，还用过“何谷天”等笔名，因为仰慕鲁迅，他特意取了个笔名“周文”，以后就以这个笔名行世。在延安，毛泽东给他写信，也是称他为“周文同志”。
可惜周文的创作生涯因为革命而中断，他的才华没有尽情地展开，他三十岁以后写了许多因为革命和工作需要的杂文之类，实际上与文学隔绝了。一九三二年，他在踏上文学之路的同时也踏上了革命之路，这两条道路对于他基本上是同步的，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第二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介绍人是丁玲和叶以群。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实际上只有短短五年，而且是业余的，也就是在从事革命活动的空暇时间，将他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抗战期间，他受命去了延安，致力于文艺大众化事业，渐渐远离真正的文学之路，成为红色革命的马前卒。他的名字和作品也就渐被湮没。一九四九年以来，他的作品集只出过有限的几种：一是一九八〇年他故乡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上下册《周文选集》，二是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一册《周文选集》，三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常玉莹编、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周文代表作》，四是周文家属自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周文论文艺大众化》。
在我看来，周文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作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要的收获之一，长篇小说《烟苗季》和一系列短篇，都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他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动荡时代里军阀生活的描述是独特的、有价值的。他之走向革命，在当时也是正常的选择，与他同时代的王实味、比他稍晚的李慎之等人，那个时代许多有才华的优秀青年都走上了一条和他相似的道路。周文的命运和他早年的作品因此能引发许多的感想。
王实味生于一九〇六年，只比周文大一岁，他们选择的道路、他们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一样富有文学才华；他们年纪轻轻就已发表许多作品，在文学圈小有名气；他们本来可以沿着文学道路走下去，像沈从文一样在文学创作上安身立命，有益于民族社会，但他们都选择了革命这条路。包括比他们更年轻的范长江（一九〇九年）、顾准（一九一五年生）、李锐（一九一七年生）、许良英（一九二〇年生）、李慎之（一九二三年生）、何家栋（一九二三年生）等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义无反顾地选定了自己的信仰之路，冒着生命风险投身革命阵营。他们的遭遇我们都很熟悉，从“延安整风”以来到一九四九年以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反胡风”“反右”“文革”……顾准没有能熬出“文革”，作为幸存者，李慎之、李锐、许良英、何家栋等人才有机会重新反思自己走过的革命之路，作出“剜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抉择。周文早在一九五二年就不幸离世，终年只有四十五岁，他没有机会反思，写一本自己的“思痛录”，更没有机会成为“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就连他在延安批判过的同龄人王实味，他也没有机会重新认识了。一九九一年，当王实味获得平反昭雪时，周文离开这个世界已将近四十年。
面对他们当年的选择，我们今天不能用“马后炮”“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加以责备，而应该将他们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来考察。对于这一点，晚年写出了《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先生有过这样的解释，他在回顾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动力时说过，那主要来自少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强烈而朦胧的平等思想。与民族主义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实在是他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只是搞学生运动时才跟着叫的，甚至叫得比别人起劲，“我也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参加党的”。周文出身贫苦，六岁丧父，十六岁就开始谋生自立，在军阀部队目睹种种人间的丑恶和人性的幽暗，离开军阀部队之后曾经挣扎在失业、疾病和饥饿之间。军旅、流浪的生活给予他的强烈刺激，他能不向往平等、公正吗？加上那正好是“九一八”之后民族情绪高涨的时代，他走向革命是情不自禁的，完全是正常的选择。他和王实味、顾准、李慎之一样怀抱着平等的理想。王实味在《野百合花》等文章中说得清楚，他之所以满腔热情地投奔“革命圣地”，所求的不过是平等，是人性中的“美丽与温暖”。因为公开袒露了内心的真实，一九四二年的延安，王实味成了众矢之的，包括周文在内那么多文化人纷纷写文章公开批判，口诛笔伐。五年后（一九四七年），四十一岁的王实味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被杀害。一直等到他被杀三十五年开始，三顶“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3]
一九五二年，新政权成立的第四年，离延安批王实味十年，离王实味之死不过五年，周文在北京仍然没有逃脱含冤而死的命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身居马列主义学院秘书长职务。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负责在本单位“打虎”，揪出了一个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副秘书长，没有想到此人有后台，结果得罪上司，惹祸上身，被抓住受贿数字不够准确的把柄，一次次没日没夜地批斗，终于各种病症一齐发作，以四十五岁的壮年不幸病故，还被诬为“自杀”，并宣布“党内除名”的处分，含冤二十几年，直到一九七六年才获党内平反，中央党校才为他举行追悼会。
周文曾在延安批判过王实味，可是他只是多活了五年，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他的命运一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今天，重读周文早年的小说和散文，我想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他的作品都高于同时代一般意义的左翼文学。其实，文学就是文学，左翼、右翼之分本来就有点荒谬，那不过是一个特殊年代里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之争留下的痕迹。文学史只承认有内涵、有震撼、有分量的真作品，而不问左右。周文的小说特别是他一生唯一的长篇《季苗烟》不仅应该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给予应有的评价，而且是最好的电视连续剧脚本，是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历史的活的见证。世人应该了解这样的好作品，了解一个才华未能尽展的作家一生的命运。
注：
[1]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1页。
[2]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论周文》，《理论导刊》编辑部1998年版，第10、176页。
[3]《王实味：追求人性》，傅国涌著《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73—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