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一曲悲歌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那个年代的外省人，或许都有这样的执着和悲恸。而我偏偏想起了老荣民。
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老人们是理想主义者呢，还是现实主义者呢？他们想的是什么，又相信什么呢？我在想我的姥姥，转念又想起了那个湖南爷爷。
那是我在台湾所遇到的令人感动的几个老人之一。想来，有在淡水河畔与之攀谈的福山县老爷爷，现代诗导读课堂上的郑愁予老爷爷，还有便应该是这一位湖南老爷爷了。有所不同的是，郑愁予先生依旧是著名的现代诗人，福山老爷爷已功成身退，而唯有这湖南老爷爷无名无家，他只有一个台湾人授予的荣誉称号——“荣誉国民”，又称“荣民”。
1949年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在台湾实行募兵制，大量新鲜兵源涌入，而当年跟随而来的年轻战士们大多退役了。要员专家这些有身份的人可以携家带口，而他们布衣草鞋，孑然行旅，来到这里没有亲戚家人，也无法回去，空有一腔热血和无处着落的思乡之情。面对崭新的家园，他们担负起了建设者的角色，开山修路，慢慢营造起了便利现代的公共设施。为了安置这些退役军人，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他们花费了大量心血，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农场，为这些荣民自力更生。后来，又在一些地方，如新竹，建立了“荣民之家”供这些慢慢老去的战士们居住，也为了让大家都记住他们这群于民有功的“荣誉国民”。
可是谁都知道，一纸荣誉，到底不如一声呼唤。
我那日去，是随着学校里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台湾本地热心肠的学生，还坚持组织去慰问老人，到现场去与他们聊天，或者唱歌、跳舞，温暖人心。后来见大陆生来了，便灵机一动，鼓励大家去认老乡，乡音无改，儿童亦可相问，为这些生存在历史的角落中寂寞苍老的人带来振奋的消息。
那一秋，下了一季的雨。清早依然阴雨绵绵，车载着我们来到“荣民之家”时，大厅里安静昏暗。等了一会，方见到一位蹒跚的爷爷从一侧的走廊出来，弓着腰慢慢地移到另一边的走廊。他停在一扇门前，门吱呀一响，然后砰地关上了。我们站在原地，听到隐隐约约传来老戏的歌声，茫然无措。
不久有人到了门口，喊道我们走错了，把我们一群人又领上了车，说要带我们到别处。我们暗地里放了心，觉得刚才那毫无生气的走廊，似乎也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地。
果然，走到另一幢楼，还未下车，就看到门口热情迎接的工作人员了。门厅里人头攒动，是有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已经来了，厅堂里璀璨明亮、欢声笑语，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气息。我们走上二楼，大家说，这才到了。
这一处显然比之前的要好，门厅里摆放着几个音响，墙上挂着大彩电，陆陆续续地有老人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过来。再往里是一个休息室，墙角摆放着长长的沙发，坐着几位老人，看着对面的电视一语不发，还有几位老人自己操作轮椅，也在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节目。再往里走，便是一条细长的走廊，是老人们的起居区了。
领头的人示意我们等一会，不久，老人们就出来了。
我们初时，就是去认老乡的。兴奋地幻想着见到老乡那一股子热情，好像见到久违的亲人，初不过惊喜，两三句话就热泪盈眶，简直要扑在地上痛哭相认。爷爷啊，我是大槐树下那大槐庄的二柱子啊，您还记得我吗？大家都怀着这种灼烧的热情，看着每一位老人。等他们围成一圈，便纷纷迎上去，热情地叫着：“爷爷！”
不一会，四川的爷爷旁边就站了四川的姑娘，北京的爷爷身边站了一排的北方人，其他人大多失落，不见乡亲，也落不了泪。我身旁的爷爷是位湖南爷爷，这里没有湖南人，而我北方姑娘，则十分之九是听不懂他的话。我四下张望，没有山东爷爷，旁边山东大男孩也过来与我一起。
一开始的相识，不过大家彼此介绍。爷爷说他家在湖南。我问他早年上过学堂吗？爷爷说没有上过几年学，不识字，很早便当了兵。我说到我自己，爷爷多半没有听懂，不过微微一笑，点头而过，眼睛不断打量着四周，心也不在我身上。旁边一位广东爷爷倒是热情得很，我说了什么，他虽不懂，却不住地冲着我笑，显然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可是依然无法交流，只好作罢，四处寻到一个广东男生，两人饶有兴致地说了起来。我则回头看我面前的湖南爷爷，他依旧对我不理不睬。
我凭着自己的直觉，相信这位爷爷不是沉默安静的人。他身上有一股火爆的劲，是他再怎么沉默也包裹不住的。别的老人多歪在轮椅上一动不动，眯着眼气若游丝地说话，可他却不是，直立地坐着，虽然表面上漫不经心，可是眼睛坚定地四处观望，仿佛一嗅到什么便立马要站起来冲到前方去。1949年到现在，也有六十几年了，就算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当年不过18岁，现在也已80高龄了。仍有这样的气魄，偏偏感动了我。
我无端地觉得亲切，想继续跟他说话。
这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开始搞活动。为爷爷揉肩按摩，爷爷笑着说好。站在爷爷跟前拍手跳舞，爷爷笑着说好。跟爷爷一起玩游戏，爷爷笑着说好。他虽笑着点头，眼神却又移向了别处。主办方放了许多音乐，有些是邓丽君的，还有些战争歌曲，很多爷爷随着拍手哼唱，果不其然旁边那位瘦小的广东爷爷便慷慨激昂，可是我看着湖南爷爷，他依旧心不在焉。
他到底在想什么？
主办方高兴地说：“看你们来了，爷爷们多开心！”我却不信。他们脸上漫开恍惚的神色，而非应和，也许是有人来了，可是总是要走的，他们既不欢欣，也不振奋，漠然相对，因为知道我们想让他们开心，所以似乎是开心的。
游戏做完了，我们继续聊天。这下大家都活跃开了，更加热闹。我想问爷爷战争年代的故事，爷爷浅浅一笑带过。我不甘心，继续要问，无奈力小，旁边男生见状凑了过来，冲着爷爷大声地问：“爷爷，您记得战争时候的事情吗？”
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爷爷突然爆发了。他大声地冲着我们回击：“怎么不记得？”于是，他果真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说起在福建，在金门，在路上，他们如何行军。他对战争一肚子怒气。他不识一字，没有文化，不会像文化人一样做出反思，质疑战争的使命。他唯有用他全部的力气讲述他的情感。即使这样，也不会消极，生命是自己把握的，理应爱憎分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他激昂的语气吸引了几个人，他们也过来听，可是爷爷乡音很重，大家都听不太懂。实在揣测不出，我便停下来问爷爷：“您刚才说什么？我们没听懂。”其实我还不及说，他已经明白我们没有听懂，声音愈发响亮地又重复了一遍，再听不懂，他就有些恼怒地前倾，固执地凑在我跟前大声喊。他凑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干枯的皱纹和星罗棋布的褐色斑点，嘴巴里没有牙齿，又含着一块清新口气的糖，以至于说话愈发不清晰了，连唾沫都要飞溅出来。每次出现这种情况之前，他自己便预先伸手捂着自己的嘴巴，不让唾液飞出，或者口气污染了我们。我见此，心里一酸，就只有更加用力地点头，告诉他我明白他的话了。
他身体前倾的样子固执而不服输，大嗓门的说话充实而有力，我终于明白了为何会这样亲切。我于是想起了我的姥姥，想起她佝偻着身子坐在沙发上慢慢地摇着蒲扇，脸上现出恍惚的神色，嘴里不时地哼两句小曲，八十几岁的人了，一旦要跟她争辩，她就跟孩子一样，身体马上挣着往前倾，大声地冲你喊，直到你听懂，然后她才使劲点头，嗯一声，眼神移向了不知何处。她十几岁的时候在乡里是一枝花，嗓门好，在八路军文工团里登台唱“十八相送”。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可是敢爱敢恨。老了还是崇拜毛主席，90年代末屋子里的日历仍挂着毛主席头像的，还经常冲着我大加夸赞：“毛主席好啊！他解放了老百姓。”继而说：“蒋介石不是好人。”有力气、不服输，我姥爷在外读书工作的时候，她一个人带起了几个孩子，能吃苦，人又泼辣，谁想欺负她，她敢对着面骂回来，连书记也不例外。老了之后，姥爷去世，二十几年她一个人撑了下来，大家都忙，不在她身边，她也不要人伺候，又带着我们几个姐妹长大成人。谁见了她，都疼她、尊重她。
没想到在台湾，碰到了一个跟我姥姥很像的爷爷！看着他破口大骂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我这才想起来这些年我又陪了姥姥多少次呢？那些在她身边长大的儿女们，都渐渐飞走了，连年纪最小的我都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上学，而她在家里，还细心地把别人送的东西留着照料，等我回来吃。
一个下午，很快过去了。跟爷爷还没有说两句，主办方就要大家把爷爷送回房间。我们跟爷爷留了影，他很高兴，然后跟他说：“爷爷，我们推您回房间吧？”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便推着爷爷走进走廊，照着他轮椅上的号码把他推进房间。屋子里很暗，窗帘是闭着的，屋子里氤氲着一层泛黄的暗光。空间挺大，有四张床铺，只有两个人在屋子里，爷爷的床位在靠窗的角落里。我们进去之后，旁边床位的爷爷看到我们，微微一笑，说：“你们来啦？”我们笑着说：“来了。”
推到床前，他便下来了，缓缓地弯下腰去，打开橱子，从里面拿出两盒绿茶一盒红茶，笑着递给我们三个人。我们一开始还在推辞，可是看到他鲜有这么高兴，便接了过来。同行的男生注意到他的床头上贴了一张照片，看上去是一群很开心的大学生，围着爷爷，爷爷笑得很畅快。男生问：“爷爷，这张照片上都是谁啊？”邻床的爷爷替他说：“也是一群大学生，几年以前来的，以后再没来过。这是当时照的。”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这么热心肠。他们的漠然，不是不喜欢我们来看他，而是知道我们不会再来了。
送到这里，他便笑着示意我们离开了。我们也回笑着与他再见，这次，他是真的冲着我们笑了，眼神再也没有游离。
走后不久，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我跟那个男生说我想送爷爷一点东西，可是我们又什么也没带。男生想了想，拿了张纸，折成一朵玫瑰花，跟我一同送去。就送这个吧。
再次走进他的房间时，他还没躺下，背对着门不知道在忙什么。我们走上前，亲切地喊他，他回过头来，看到是我们，又开心地咧开了嘴。我们送上纸玫瑰，只知心意也只好到此了。他看到花后很高兴，像个孩子一样摆弄着，又四处转头摸摸看看，想着要摆在哪。最后我们帮他别在窗帘的扣上，他高兴地嗯了一声，我鼻子又是一酸。
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郁结了很深的难过。我们会不会也像那照片上的学生们，再也不来了呢？恐怕是吧。做了多少年的旅客，留下多少次浮光掠影的痕迹，只有这一次，最让人心疼。
走到楼下，一位爷爷从雨中拄着拐杖走了进来。他精神很好，笑呵呵的，看到我们年轻大学生显得很高兴，忙跟我们说话。这位爷爷操着一口天津口音笑着跟我们说：“欢迎你们这些学生来到台湾。”他说他去过大陆，以后有机会还会再去。我们听了都很欢喜，尤其感到这一趟是真的有价值了。
他叫什么名字？几个月后我居然已经忘了。他当时说的什么话？左右无非是战争的事情，多半听不懂，也已经忘了。我依稀记得当时有一个北京爷爷，是那年代的军统，相比讲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身边围了一圈的人。他的话应该很难忘记吧，可是那歪在轮椅上虚弱的生命，却很容易被人忘却。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两种东西会被人记住，一种是思想，一种是生命力。如果我们活不到康德的思想，至少要勇敢地活。为生命力喝彩。
我总是暗暗地想起湖南爷爷来，因为他的固执和寂寞。谁不寂寞呢？这些老荣民没有家人在身边，他们脸上有一种平静的神奇，年轻人都不了解他们，历史沧桑的歌他们也没有被全然吸引。总是有几分留着，留给自己，留给活着。
我还是常常想念那个爷爷，不是因为他说看到我们很开心，只是单纯因为这一个人，他顽固的生命力，和失落的笑。
他给的那一盒茶，我放了好久，模糊地记得临走前才喝掉——喝了还是没有，我也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