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
启蒙主义运动直接引发出浪漫主义运动。正当晚年的莱辛过着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兴起了狂飙突进运动。参加者都是一些年轻人，一个名叫克令格尔（1752—1831）的青年诗人写的剧本《狂飙突进》成了这个运动的名称。当时还在世的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提出的“返回自然”的口号以及他的小说《新爱洛绮丝》在这些青年中间反响巨大，一七七二年首演的莱辛的剧作《爱米丽雅·迦洛蒂》也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些事实可以说明，狂飙突进运动是对启蒙主义运动的一种继承。
在这批年少气盛、慷慨激昂的青年之中，有两位未来的大文豪：歌德和席勒。
但是，狂飙突进运动又与启蒙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启蒙主义者秉承严峻的理性，而狂飙突进的闯将们却喷泻出如火的激情。他们更强调人的自然本性，讴歌人的童真和本色，扩而大之，还呼唤“民族个性”的觉醒。在他们看来，个人也好，民族也好，都不能受制于他人，而应该自由自在、发展充分。
狂飙突进运动中出现的著名作品有歌德的历史剧《葛兹·封·伯利欣根》（一七七三年）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七七四年），席勒的剧作《强盗》（一七八〇年）和《阴谋与爱情》（一七八三年）。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群猛烈反抗德国社会现状的叛逆者形象，无论是借历史事件还是借爱情故事，都包含着向社会公开宣战的内容。其中特别是忧郁厌世的青年维特和豪侠正义的“强盗”卡尔，更是惊动了一代青年的心灵。维特和卡尔刚刚觉醒，在自己的生活际遇中采取着反抗的态度。但是，他们既不愿苟且偷生，又无力挣脱束缚，最后只得一个自杀、一个自首，苦闷、壮烈而又无奈。
这样的作品，与当时社会深层的思想激流一脉相通，因此如雷裂空、如潮卷地，影响巨大。“维特病”传染一时，甚至连仿效维特把枪揣在怀里随时准备自杀的青年也不在少数。而当《强盗》于一七八二年年初首演时，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剧场的正座就活像一所精神病院”，“爆着火的眼睛，握得紧紧的拳头，蹬着脚的喧响，嘶哑的欢呼。不相识的人也彼此拥抱”，“仿佛在这乱纷纷中一个新的宇宙在诞生”。
他们的声音使许多人惊醒了，但德国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没有可能像法国一样酿发出一场政治革命，狂飙突进运动也就逐渐趋向委顿。作为它的一个积极的成果，浪漫主义运动却兴盛起来了。
一七九八年，史雷格尔兄弟在新创办的《雅典女神殿》杂志上首次用德文标明这种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名称：浪漫主义。也就在这一年，在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承认“浪漫的”这一法文词汇。法国浪漫主义的积极分子史达尔夫人与史雷格尔兄弟的结交，又使德国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含义的理解流播到法国。
但是，历史条件和民族个性，使法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一直同中有异。
法国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一方面社会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凛然不可侵犯的贵族威权已经黯然失色，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可以在苍茫原野上自由奔驰了。但仔细一看，这种自由非常有限。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换来的一片纷扰使精神世界疲劳、烦躁、绝望，溃亡贵族的怀疑主义、感伤主义也夹杂其间。这一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以夏多布里安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法国的积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才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杰出代表是雨果，著名事件是雨果《欧那尼》的演出。
德国的浪漫主义连失望于革命的深沉叹息也没有，大多把中世纪的封建等级行会制度加上幻想色彩，奉为理想的制度，借以诋毁现实，因此消极的因素极为突出。上面说到的史雷格尔兄弟和他们的同事们所组成的“耶拿派”（他们住在耶拿）以及十九世纪初形成的“海德堡派”便是这样的浪漫主义流派。
一开始“耶拿派”是很想拉拢歌德和席勒的，当时歌德住在魏玛，史雷格尔兄弟勤于见谒、大事张扬。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曾描述过这一情景：“从耶拿到魏玛有一条林阴道，路旁长满佳木美树，结着李子，在苦于暑热干渴难耐之际，吃起来其味颇佳。史雷格尔兄弟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上，他们在魏玛和枢密顾问封·歌德先生交谈过好几次。歌德一直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外交家，总是静静地倾听史雷格尔兄弟说话，赞许地含笑不语，有时候请他们一同进餐，偶尔给他们一些面子，如是而已。他们也想接近席勒，但是席勒为人刚直不阿，不愿和他们有任何瓜葛。”
随着时间的推移，歌德与史雷格尔兄弟等人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他与席勒在脱离了狂飙突进运动之后渐渐对古希腊艺术的“高贵的单纯”、“宁静的伟大”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要求以完整和洁净的形式来着重表现人道主义思想，刻画完美和谐的人。根据这些主张，他们写下了不少成功的杰作。人们把这种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称之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与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不同的是，这时的“古典”形式下已蕴藏着资产阶级的灵魂。
这种古典主义文学，比之于当时德国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品，显得明确、坚实、积极。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也有很大发展，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拜伦和雪莱，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
总之，浪漫主义流派林立。但在这个共同概念下，也有一些共性。例如，强调个性，自由奔放，崇拜自然，返璞归真，处处显示与社会的不协调，等等。浪漫主义在艺术上着迷于异国情调，乡土色彩，混沌自然，宗教，灵异，夜，死，废墟，坟墓，恐怖，梦，潜意识，虽不无消极，却美到极致。浪漫主义艺术家常常可敬而又可爱，浪漫主义的领域里毕竟还有这样一些艺术家在活动：他们厌恶庸俗和无聊，否定中庸和持重，蔑视规整和陈腐；他们无力擂鼓燃火，便以忿色怒容表示抗议；他们难以改造社会，便营造出一个与现实人世相反的理想天地以供对照。
歌德论戏剧
歌德（1749—1832），真真世界级的文化巨匠。出身于法兰克福一个小康的市民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六岁到莱比锡大学学法律，后又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他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抒情诗，并结识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等人，自己也以一系列成功的创作而成为这个运动的代表者之一。一七七一年八月结束学习并获博士学位。
一七七三年发表历史剧《葛兹·封·伯利欣根》，次年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一时。一七七五年应魏玛公国（当德国处于分裂状态时几百个小国中的一个）公爵的邀请，任枢密顾问和首相等职，采取了一系列刷新政治的措施。后因厌烦于宫廷政务，于一七八六年至一七八八年改名换姓出走意大利，并在那里专心研究艺术史和自然科学，创作了《哀格蒙特》、《陶里斯的伊菲格尔》等剧本，还写了《塔索》和《浮士德》的一部分。
自意大利返回魏玛后，任艺术和科学院校总监、魏玛宫廷剧院监督，而主要精力则花在创作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上。不久，他与欧洲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不无热情地迎接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但总的看来，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保留，甚至包含着否定的成分。法国革命之后，歌德不满意于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流行开来的病态的浪漫主义，从一七九四年起与席勒合作，从事以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德国古典文学的创作。直到一八〇五年席勒去世，这两位文豪合作了整整十年，把德国文学推到了世界水平之上。
歌德到晚年仍在伏案疾书，写作科学研究著作、小说、自传、游记等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陆续写了二十余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和陆续写了六十年之久的悲剧《浮士德》。这两部巨著的完成离歌德去世不远，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十三岁的大文豪溘然长逝。
长寿的歌德经历了动荡的历史时代，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很深的印记。在他逝世前八年，他曾对他的秘书爱克曼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凡是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上述那些世界大事，而那些书又是他们无法懂得的。”
在这么丰富的人生历程中，歌德一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矛盾体。他自称既不是法国革命的朋友，又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他渊博得像冷漠的大海，但当他返回到现实生活的陆地上，有时竟也会来一点奉承和巴结。他总的说来非常伟大，有时却又未免渺小，他有时是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又有一点庸人气息，因为他老在天才诗人的本色和自己的职位之间矛盾着。
他的博学和敏锐使他不能也不屑逃避实际生活，但他那狭小的生活环境却能使他染上鄙俗之气。罗曼·罗兰说，他是一个看透世界的聪明人，因此自己不会受苦，他就像十二月的太阳一样既给你光，又让你冻僵。
歌德与席勒的友谊是一段动人的文坛佳话。他们俩自从一七九四年夏天在耶拿自然研究会上订交开始，一直合作得很好。他们不仅是文学上的密友，而且还一起掌管过魏玛剧院。据歌德自己说，“席勒本着和我一样的认识进行工作”，“他和我一样出席所有的排练”，“席勒使我已抛弃的戏剧兴趣复活了”。魏玛的观众对这两个剧院领导者非常信任，即使剧院上演的戏看起来兴趣不大，也总相信这两位作家一定在这个剧目中包藏着某种较高的宗旨。直到衰老的晚年，歌德一提起这段往事还心驰神往。
当然，就像一切伟大人物的合作一样，他们两人也是各有特色的，这后来也成了许多理论家研究的课题。黑格尔说席勒更有情致，而歌德更含蓄；赫尔岑说席勒更同情浪漫主义，歌德更同情古典主义，但席勒不陌生于古典世界，正如歌德能理解浪漫主义的真谛。歌德自己在晚年曾深刻地述说过他与席勒在美学思想上的不同侧重，认为席勒偏重于“为一般而找特殊”，而自己则偏重于“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
但是，殊途同归，他们一起从狂飙突进时代的浪漫主义转向了德国古典主义。正如赫尔岑所说：“一种天才的火焰，把这两个巨人身上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倾向，融解为惊人的完美的观点。”（《科学中的一知半解》）
歌德是一个“世界文学”的倡导者，从一八一三年开始还曾研究过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他曾就一部并非第一流的中国作品发表评论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当秘书问他这是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时，他回答：“绝对不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
歌德注视中国文学的目光，也落到了当时译本不多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上。一八一七年十月他在一封通信里说：“我们一谈到远东，就不能不联想到最近新介绍来的中国戏剧。”他认为自己不久前读到的《赵氏孤儿》是“最深刻动人”的。启蒙主义者伏尔泰等人已曾为介绍中国戏剧作出过努力，而歌德对中国戏剧的兴趣，则象征着东、西方在戏剧领域里的勾连又迈进了一步。作为当时欧洲文化的最高代表，歌德的兴趣和评价是一种重要的标志。
歌德与戏剧的关系，首先在于他是一个优秀的剧作家，其次，他又是一个担任过剧院领导者多时的戏剧活动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发表过一些戏剧见解。
早在一七七一年十月，刚刚结束学校生活不久的歌德参加了在故乡法兰克福隆重举行的“莎士比亚命名纪念日”的活动，还作了一篇题为《莎士比亚命名日》的著名演讲，表示了一个“狂飙突进”运动的青年学者的戏剧观，尤其是表示了他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崇敬态度。半个世纪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篇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表明了他有关观点的发展。
从一八二三年开始，他与秘书爱克曼作了许多次内容广泛的谈话，其中也有不少地方涉及戏剧，这是可以从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中看到的。此外，他还写过一些诸如《论史诗与戏剧诗》（一七九七年）之类的短篇戏剧论文。在戏剧学方面的言论，气格豪迈，又切实具体，确实是大家风范。
歌德在戏剧学方面的言论，气格高迈，又切实具体，确实是大家风范。
一、塑造自己的弟兄
歌德说，最好的戏剧应该像莎士比亚，“塑造我们自己的弟兄”。
一七七一年十月，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博士在故乡的讲坛上回忆说，当他刚读了一页莎士比亚的著作，就已终身折服。而当他读完莎士比亚第一个剧本时，就像一个瞎子突然获见天光。他感到自己的生存得到了无限的扩展，与这种扩展相违背的种种规则，包括戏剧规则在内，都成了他下决心要予以摧毁的对象。他说：“我没有片刻犹疑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