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广播读书节目《孤岛访谈》，采访的第三位嘉宾便是王小波，时间大概是在1995年的秋天。此前，我对王小波所知不多。我的采访预案，除去那个广播读书节目的一些技术性规定外，主要来自我阅读《黄金时代》后留下的印象：一个少见的、高智商的作家。
按照朋友给我的电话，我和王小波联系上。我提出采访、录音诸多事宜，他一口答应。如约前往，我和他都有些拘谨。我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聪明人，所以言谈不很放松。王小波话更少。我问一句，他几句话便已说清。这迫使我不停地在现场加入新的提问。在读书节目的一些规定性问题完成后，我迫不得已请他谈小说。这时，王小波的话开始阳光灿烂。更放松的交谈是在这灿烂之后。如果不是电台做广播读书节目，我相信，真正的采访应该从那时开始一一而那些交流已没有录音，没有笔记。
我相信王小波知道，所谓孤岛设置，仅仅是一个包装。这个包装试图让被访的人没有武装，实话实说。
我开始提问——
黄集伟：欢迎光临孤岛夂和一位学者兼小说家在孤岛上交谈，想来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先请你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自我吹嘘一下，好么？
王小波：很简单，一点不是吹嘘。我过去是一名教师，现在在写小说。
黄集伟：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写小说，我想，概括地说，你是一个立言者。在今天，我想大凡立言者都会有一些苦闷或说寂寘。请你到孤岛做客，希望你能过得轻松愉快。直奔主题，你想带一本什么样的书去孤岛？
王小波：我理解你的孤岛，是要熬时间，所以，我想带一本能熬人的书比方说带一本习题集，比方说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一本《几何学大辞典》？这些都是最能熬人的书了。要不就带本棋谱吧。我想也可以。
黄集伟：几年前，你出版过一本小说，叫《黄金时代》。我想更多的人是通过这本小说了解你的一你的个人经历很丰窗。所以，无论是带习题集还是棋谱，到了孤岛一一这样一个我们假定的目的地后，不知是否会让你回想起从前在云南插队时的情形？
王小波：肯定可以了。因为当时就跟我在假定中现在到达的这个孤岛的情况差不多。没电视，没电影，没什么文化消遣。所以，无论多么难看的小说在那种情况下都不难看。当然，最耐看的恐怕还是习题集。因为有很多难题可做，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比如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它是一本微积分的习题集，里面有好多特别困难的数学题，做起来很粍时间，《几何学大辞典》是一本很旧的书，它里面有很多初等数学题，可能在初等数学的题中是最难的了，有各种各样怪极了的几何题，要做的话很粍时间一—实在闲着没事儿，我觉得做题也是一种消遣。有一段时间，我就靠做题打发时光。
黄集伟：什么时候？
王小波：做《几何学大辞典》是从云南回京在家病休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平面几何的题；做基米诺维奇习题是……说来不好意思，是我太太比我先出国两年，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就来做一些微积分的题。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吧。
黄集伟：这种消遣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王小波：那很可能。我想这是一种最终的方式了。因为在此之前，你可能试过打扑克，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人下下棋之类的。可是时间过来过去，就会发现前面这些消遣方式都越来越不管用了。最后就剩下做题了。
黄集伟：讲讲你的故事。
王小波：当年我刚下乡的时候，很喜欢下棋。其实，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下棋。有一段时间，棋下得还相当不错。在乡下我每天晚上和人家下十几盘棋。那时，我的棋在业余的人里面算好的，后来越下越差，越下越差，最后连刚刚会走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在那种地方，要靠下棋或打扑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黄集伟：在《黄金时代》中，你曾说同意罗素的一个意见，即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你还说，即或是一本小书，也同样。这种关于书籍的灾难说，是否表明你对书籍的一种感情？
王小波：我觉得一本书，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也很艰难，但是更难受的，在咱们这里，恐怕是出版的过程。国外的作者，比如说法国的小说家杜拉斯，她就说过，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前你要不停地修改，把所有不好的地方都改得使自己最终满意，而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把这本书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在这之后，这本书和作者就没有关系了。我想这是一种写书人内心的经历。可是在咱们这里，往往是这本写完了以后，改够了以后，交给出版社以后还是出不来。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着急了。这成了写书人不得不附加的一个经历。
黄集伟：《黄金时代》是不是就遇到一些波折？
王小波：还挺多。前前后后拖了有两年多。不过要跟别的人碰到的情况相比还算是好的呢！
黄集伟：有传说说《黄金时代》完全是由你太太替你策划向出版社推销的，是么？
王小波：这肯定不准确。没有这件事。
黄集伟：描述一下你个人对书的感情？
王小波：有的书从我手上过后，完整得像新书一样；可有的书从我手上过了以后，就几乎要分解了。因为我看书，一旦被我看中以后，就要反反复复看，甚至几十遍地看，最后把一本书看垮了。可有的书只是草草一看，整个儿就没看进去。书从我手中过后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我越喜欢的书可能被我摧残得越厉害。
黄集伟：举一本被你摧残得非常厉害的书？可不可以？
王小波：可能就是当年我到云南去时带的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本书简直活生生地就被看没了。不过恐怕主要是因为在那儿没书看……《变形记》其实是古罗马诗人的一个诗篇，可我看到的时候，它巳经被译成散文了。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从里面我知道了好多古希腊的神话，挺浪漫的。它是我挺怀念的青年时代的一种回忆一一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本书。
黄集伟：带什么音乐去孤岛享用？
王小波：就是带几首歌去听一下是吧？那我就带卡彭特的歌、玛丽，凯琳的歌吧。不过我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也没准带张披头士去。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当年的左派，对那个时代挺了解的。一听到披头士的歌，有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还是多少有点感动的。
黄集伟：音乐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王小波：我有时候写东西就打开收音机，在调频台听一听流行歌曲，不过，也就跟春风过驴耳差不多。反正听了感觉舒适一点儿，但放的什么歌儿根本记不住。
黄集伟：一点儿记不住？本月听什么了？
王小波：一点儿都记不住一反正是顺耳一听就是了。只有披头士，能留下一些印象。有时候，我一听到披头士，就静下心来听一听，由此就联想到70年代的情况。别的歌儿就没这么想过。
黄集伟：你在谈到披头士时，说到个人奋斗。你怎样理解个人奋斗？
王小波：我说的是70年代世界青年们所共有的一种精神，都想改变社会把社会改变得更美好，让大家的未来变得更美好。不光是中国人，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是这样。这个精神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可那个时代想起来还是让人感动的。有一次，在纽约，很晚了，没地儿待，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找左派借宿，一下跑到一位美国7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的家里了一当时他巳经完全落伍了，他很穷，跟好多人住在一块儿……但是，在他身上你恰恰可以感到一种跟我们国家老红卫兵相仿的气氛。世界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人。我对这类的气势还是挺仰慕的，挺怀念的吧。
黄集伟：你个人在情感体验上有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王小波：那就是当知青的时候了。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个口号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反正碰到知青就有吃有住。也算是一种70年代的精神吧。
黄集伟：你个人经历阅历都很丰宙。你在云南插过队，当过街道工厂的工人，民办教师。上大学的时候你念的是工科。后来到美国读硕士，你念的又是文科。有人开玩笑，说你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教差一点儿一谈谈你对生活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