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感慨与艳羡
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于中原大地十数载的大诗人杜甫来到了成都锦官城外的浣花溪畔结庐而居。那时候，杜甫常沿着清澈的浣花溪，走到离他的草堂数箭之遥的武侯祠。武侯祠——这座祠堂的正式称呼应该是汉昭烈庙，因为它奉祀的是蜀汉的创立者刘备，但不论是在杜甫所在的唐代还是在我的今天，人们习惯地将它称做武侯祠，好像诸葛亮不是沾了刘备的光才得以在此占据一席之地，而是刘备反倒托了诸葛亮的福。
这时候，杜甫已经年近花甲了，大半生中，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奔走于长安的豪门富贵之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一切屈辱和辛酸，原本都是为了翼求到一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最终，可怜的老杜只当了几天无权无势的左拾遗，政治上可谓极度失败。因此，当这位杰出的诗人面对武侯祠中肃穆庄严的诸葛亮的塑像时，遥想起同是文人的诸葛亮在历史上留下的赫赫功名时，心中一定感慨万千，不能自己。
是的，诸葛亮的确是历代文人梦想的典范，面对他，有几个文人不感到无地自容乃至痛不欲生呢？除却那些立志要做世外逸民的隐逸之士，所有抱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文人，无不希望能有一个像诸葛亮那样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诸葛亮已成为历代文人的一块心病，面对诸葛亮，大概很少有文人不感到一种莫名的艳羡、惋惜共同交织的复杂情怀。
杜甫在他的诗作中，屡次写到这位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的英雄：
岁暮阴阳催短景，
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
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几家闻战伐，
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世音书漫寂寥。——《阁夜》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之五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要的是机缘和地位
227年，诸葛亮在第一次出兵讨伐曹魏前夕，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在这份奏折中，诸葛亮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与人生理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番话到底是不是诸葛亮年轻时生活理念的真实写照，现在已经不大可考，但估计其中有一定的矫饰成分：作为一个儒者，修身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而诸葛亮本身即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他在南阳隐居，一则避乱，二则是等待机会，就像姜子牙在渭水垂钓一样。从他所选择的隐居之地南阳就可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南阳离首都洛阳的距离既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这使诸葛亮能准确及时地获得朝廷的最新动向，却又不必卷入其中的纷争。南阳同时还是一个人文渊薮之地，当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时人未之许也，唯有南阳那批和他一道隐居的朋友们深以为然。
正是在南阳那看似悠闲的隐居生活期间，诸葛亮和他的朋友们规划了东汉灭亡以后如何重新整治中国的方略。对此，诸葛亮有他一整套的想法，这些想法既具有战略的高度，同时也具有战术的可操作性。
我们看到，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之际，知识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儒者，或曰文人——比以往江山一统的年代更能拥有发挥自己才华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主公可以投奔，可以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那样，此地不合则另走一家。因此，东汉末年事实上是一个人才大流动的时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求谋得终生的富贵和死后的英名。
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一直在隆中隐居，从来不曾跑到任何一家诸侯那里毛遂自荐；与他相反，他的好友，同样为东汉末人杰的庞统却是自个儿跑到刘备那里去的。诸葛亮沉静地坐在隆中的草堂上，坐在他的书桌前，好像算准了刘备会来一个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
其实，如果我们想起庞统自己跑去找刘备，却因为外表不佳而备受刘备冷落时，就可以明白诸葛亮为何隐居不出，不主动地寻找主人——他要的是一种机缘和地位，只有当刘备三顾茅庐并聆听其教诲后，诸葛亮才能以一个比刘备年少近二十岁的青年人的身份迅速成为刘氏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很难想象，假如当年诸葛亮自己跑到新野县追随刘备，刘备会对他有多大的信任。
东汉的灭亡是迟早问题。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样。东汉灭亡之后，割据的群雄必然要为万里江山拼个鱼死网破，刘备以其颇有作秀嫌疑的虔诚邀请诸葛亮加入了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小集团，诸葛亮以他对天下重建的长期思考结果立即打动了刘备，成为他最大的砝码。诸葛亮的设想是曹操占据天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诚不可以争锋矣；而江东孙氏，国险民附，占有地利，也只能引为外援而不能图之。因此，刘备最好的办法是结束多年的颠沛流离，占有一块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的最佳选择是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如同汉高祖当年以四川起家得天下那样，只有占据了益州这块富庶的根据地，将来才有逐鹿中原的本钱。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而且也是一个很具操作性的想法。事实上，正是这一想法，使刘备从此摆脱了寄人篱下的悲惨处境，虽然仅有一州之地，但也足以三分天下了。
被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时，曾再三告诫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园，他将来还要回来。而多年以后，当他位极人臣，身为蜀汉的第二号人物时，他在给后主的奏章中又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以负陛下。”这时的诸葛亮再也无法回到青年时的隆中了，但他希望子孙能够自食其力，囿于农桑。这到底说明了诸葛亮性格的淡泊（他曾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而志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根本没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从事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之的事业？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以现代企业为喻，对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业做了一个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将他和自己视为鱼水关系，这自然令身为儒者的诸葛亮会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而诸葛亮偏偏在人格上又是一个执著隐忍而且一板一眼皆有度的人，这当然更使这种决心从下定之日起就其坚如磐石。不知晚年的诸葛亮在锦官城外，浣花溪旁，是否为他一生的选择感到后悔过？因为当刘备一意孤行，不但失掉荆州而且失掉了蜀汉最基本的国力之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远大前程早已没有实现的可能，诸葛亮是否会为此感到当初跟随刘备是一种人生的错误选择呢？
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岁月里，诸侯间的地位应该说是平等的，都是东汉的臣子，都是因为天下大乱才雄心勃勃地拥兵自重，因而从本质上讲，刘备也并不因为他和东汉的皇帝同一个姓，而且据说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这种后裔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早已血淡于水），从而就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或凝聚力——将刘备称为皇叔，并认定百姓对他一往情深乃是罗贯中小说家言而已，原本当不得真的。因此，诸葛亮在隆中隐居出山之前，完全可以投靠当时的任何人，在“任何人”中，曹操身为汉室丞相，亦雄才大略，算得上是诸葛亮投靠的最佳人选；此外，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乃至当时据有河北方面的袁绍，每一位主公都比刘备要有势力得多——刘备在起用诸葛亮之前，一向惶惶如丧家之犬，先后投奔过公孙瓒、吕布、曹操等人，在新野亦只是在刘表手里分得一杯羹。
因而，如果我们像许倬云那样以现代企业来形象化三国的话，那么诸葛亮显然进了一家业绩相当差劲，且后续乏力的公司；相反，像曹操和孙权这样的强势公司，因为他的董事长没有对诸葛亮来一番虚伪的礼贤下士，诸葛亮竟轻易地将他们放过了。他决心为刘氏集团打工，并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是一只绩优股，有着如何光明远大的未来，而是因为它的董事长对他有知遇之恩，对他求贤若渴。
因此，诸葛亮感动了。他改变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生规划，遂许驱驰，从此被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感动了，从此认定士为知己者死，哪怕这个知己乃是谬托，乃是作秀，乃是披着羊皮的狼。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缅怀诸葛亮这位士之楷模时感叹生不逢时，没有运气遇到刘备那么礼贤下士的主子。
因此，没有找到好主子的奴才们总是自怨自艾，在诗词歌赋里发着怀才不遇的酸味牢骚。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千载以来最优秀的文章之一，曾长期使那些处于逆境的孤臣和愤懑之士诵读不已，为之怒发冲冠。一千七百年后，它甚至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它是要教我们成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忠烈之人吗？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即是针对出师表而发出来的。它的全文如下：
恍然，错觉那是一个远行的父亲对留在家乡的儿子的谆谆教诲。
然而，篇首的“臣亮言”三字，又无情地表明了这只是一个出征的臣子向君父所上的奏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