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本书的主人公韩老先生并不认识。
但我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写写那些在国外卓有建树的华侨骄子，想用自己的拙笔去讴歌他们，以弘扬炎黄子孙在世界上的威望！我敬佩那些在海外卓有成就的华侨骄子。他们身在异国他乡，抱着崇高的人生目标，克服了众多难以想象的困境，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而为自己写出了一部辉煌人生，也为人类做出一份伟大贡献，更为炎黄子孙争得一份扬眉吐气的荣誉！
但一直没有机会结识这样的人。
一九九四年，我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一位俄籍华人在生物研究方面的故事。作品问世后，很多人打来电话，要求与主人公合作，有的甚至从新疆、山东等地专程跑来找我。我本着一颗傻乎乎的善良之心，对来访者有求必应，先后向俄罗斯派去三个考察团，为他们帮办一切出境手续，冒着风险给他们当担保人。邀请俄籍华人来中国，陪他跑了好多城市。
在众多的电话咨询者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热情，他说他是烟台的姓高。听他沙哑的声音，不难判断是一位老年人。这使我对他自然多了几分信赖。老年人嘛，总给人以一种信赖感。听语气，此人有一定的教养。他自称是英国某公司的中方代理人。在短短的十几天里，他给我打来十几次电话，每次都长达二三十分钟。他大谈对那位俄籍华人的科研成果如何赏识，让我把俄籍华人请来中国洽谈。我同他在电话里达成协议，我可以把俄籍华人请到北京，由他来承担五千元的费用。我总不能又搭时间又掏腰包的“双赔”吧？再说我们这些作家都是精神上的富翁、经济上的乞丐。他在电话里满口答应，“没问题！那点钱小事一桩！”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我把俄籍华人请来北京，住进黑龙江宾馆。二十九日那天晚间十一点二十分，我正洗澡，高某忽然打来电话，说他从香港刚飞来北京，要立即见我。说心里话，我觉得时间太晚了，不宜再会客，可又不好拒绝，只好匆匆穿上衣裙，跑到楼下叫醒门卫打开大门……
十一点四十分，一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男人，匆匆忙忙出现在宾馆大厅里。他一套劣质米色西装，手拎一只陈旧的秘码箱，身材矮小，肤色黝黑，头发稀疏得连天灵盖都没盖住，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半边脸部神经麻痹，一讲话半边脸就一抽一抽地抖动。这副尊容不禁使我微微一震，但我立即谴责自己，不可以貌取人！一个人是不能按着主观意志去塑造自己外貌的！高某一见面就匆忙解释说：“刚才发生点事！一下飞机钱包就丢了，所以现在才赶来！真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
我不无惊讶，忙问他：“钱包里有多少钱？”
他故做漫不经心地说：“啊，没多少钱，只是所有的证件都在里面，还有提货单什么的。”
“那不更严重了吗？”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轻信。
他却说：“没关系，机场的警察正帮我找呢！他们都认识我，很卖力气！”
我仍然沉浸在为他丢失钱包的惋惜中，他却同我热情地神侃起来，并亮出他二十八岁妻子的照片，年轻、漂亮。他呢，自称是五十八岁，看上去却像六十八岁。他说他认识一位旅韩华侨韩晟昊先生，此人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有很大贡献，可以通过韩老先生推广俄籍华人的科研成果等。
高某头脑聪明，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第二天上午，他同俄籍华人双方签属了合作意向书。洽谈结束后，高某让我等他的电话，说要领我去见韩老先生在北京的儿子。
我从午饭后就开始傻等，一直等到晚间，连晚饭都没敢离开，却始终不见他来电话。我急不可耐地拨通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对方却回答说，根本不认识此人！这使我不禁心生疑窦：这人为什么撒谎？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怀着满腹狐疑等到半夜十一点半，电话铃声终于大作，我急忙拿起话筒，一个满嘴醉话的沙哑声音顿时撞击着我的耳鼓：“张女士，你……猜我是谁？”
我说：“你不是高先生吗？”
“不……对……你猜我是谁？”他一连问我四、五遍。
我厉声提醒他：“高先生，请你不要开玩笑了！你不是高先生还是谁？”
他说：“不！我不是高先生！我告诉你，我是国际大骗子！”
我不禁大吃一惊，反问一句，“你谁都骗吗？”
“对，谁都骗！”
我忙仗着胆子回敬他，“我也告诉你，我不怕！我家先生是法官！你这种人我见过的多了！”
他话锋一转：“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接触你吗？”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只以为他就是想跟俄籍华人谈合作项目呢。
他却说：“告诉你吧，我是想利用你这支笔！”
其实，这也未尝不可，在以往的电话里他曾流露过，说他的一生经历很坎坷，很希望有人写写他。在没有得知他全部历史之前，我当然不会表态。我从不愿意当这种“御用”文人。
接下来他的话就更不在行了，不堪入耳，满嘴胡说八道。
我气愤地斥责他，“高先生，我们是初次相识，希望你能保持点自尊！更希望你能兑现诺言，关于这次来京的费用，你什么时候付给我？”
面对这样一个满嘴雌黄的家伙，我不能不想到最实际的问题。
“明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你那里！”他说。
“我希望你言而有信，不要再失言了！”我不得不郑重地提醒他。
电话挂断了，我如同吞了一只苍蝇，心里好晦气，遇到这么个鬼东西，不仅暗暗担心明天，如果他言而无信，那可就麻烦了！我只带来三千元钱。那位俄籍华人也是个穷光蛋，我们将如何支付下一步的费用？
第二天上午九点，果真如我所料。服务员送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张雅文女士，我为你的事东奔西跑，你却说我是国际大骗子，我不能与你共事了！”
纯属胡说八道！他自己说他是国际大骗子，到头来却栽赃到我头上！
过后我才寻思过味来，其实他早在一见面时，就为这场戏做好了“铺垫”。他说他钱包丢了，当然就没钱付这笔费用了。后来听说，那天晚间他喝了一斤多白酒，醉倒在地铁台阶上，差点儿被警察送进拘留所里，连手表都被人偷去了。后来得知，他在烟台工作，只同韩老先生偶尔见过一面而已。
此时，我已无暇顾及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南京那里还等我带着俄籍华人去谈合作问题。我已经囊空如洗，带来的三千元钱全部花光，买完两张机票仅剩下五十元钱，连机场都去不了！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时，一位叫王一元的女士来拜访我，邀我到她家里作客。按着当时的心态，我本无心境去赴宴。但，王一元女士虽然年过半百，却美丽可人，亲切可近。于是，我就怀着消气解闷的心情来到她家。到她家后方才了解到，她先生是中国对外联部欧洲司司长（现为对外联络部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小的官呢。夫妻俩非常热情，丰盛的菜肴和真诚的热情稀释着我满腹的郁气。
临离去时，王一元女士竟把二百元钱硬塞到我手里，说：“穷家富路，我知道你已经囊空如洗了！”她目睹了我买完机票仅剩五十元钱的狼狈。我百般推却都被她塞了回来。攥着这二百元钱，我备受感动，它荡涤着高某带给我的气愤，觉得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从此后，我与王一元夫妇成了要好的朋友。
我登机去了南京，心里却憋着一股无法平静的火气。从南京办完事我又专程回到北京，倒不是为了找高某算账（也无处可找），而是为了寻找韩老先生的儿子。凭着一个作家的敏感，我觉得韩老先生要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真有贡献，那这个人物是很值得一写的。可我不知道韩老先生儿子的工作单位，只大概记得高某说在一所什么中学。于是，我在北京足足跑了一天，终于在一所中学的医务室里找到了他，一个五十多岁精明干练的中年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说：“我父亲这一生太值得写了。他这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饱经沧桑，历经坎坷！如果您能写写我父亲，我们老韩家将感激不尽了。”
末了，他把父亲在汉城的通讯地址给了我。
于是，我给韩老先生贸然发去两封热情诚恳的信。没过多久，老先生回信说：“写不写我倒无所谓，你带个同伴来汉城玩玩嘛。我来给你出费用。”
经过一番艰难的申办手续，我于一九九五年八月飞往汉城。见面后，韩晟昊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写他？我说：“我觉得您这一生很值得一写，尤其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的贡献，是应该公诸于世的！”
韩老先生听罢此话，感慨万端地说了一句，“嗨，我这一生真是一言难尽哪！”
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二十天的采访。一年后，我带着初稿第二次赴汉城请老先生审阅。
我觉得韩老先生是一个少见的人物。他坎坷的经历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他血与泪的人生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我相信，我给广大读者推出的不仅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更是一个大写的中国人，一个伟大的华侨骄子！希望这部书能给广大读者打开一扇鲜为人知的门窗，使人们领略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
在此，我倒感谢那个自称是“国际大骗子”的高某了，他使我上了一把当，却得来一个很棒的素材。
此书因种种原因，历时三年，今天终于出版了。在此，我向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向作家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