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企不再“兵强马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扭亏脱困、重组改制等艰难历程，国有经济也采取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将国有资本逐步转向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自2003年以来，央企的数量已经从当时的196家压缩到122家，在数量减少的同时资产总额却翻了两番，竞争力有了明显提升。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国企与外资企业及民营企业运营效率对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国有企业依然是改革中较为薄弱的一环。很大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国企问题的症结在于垄断。
2011年7月23日晚20点30分左右，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截至7月29日，事故已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温家宝总理亲赴事故现场查看并召开了中外记者见面会。
事故发生后，举国哀悼。当初步调查结果公布后，很多人的情绪由悲哀转向愤怒，再次掀起对国企垄断的质疑。
调查初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与相关道路安全设施产品质量问题有关。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表示，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分析，这起事故主要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信号显示为绿灯。据说，信号设备是由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设计。这家设计院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企业，而后者是由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设立的。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是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大型中央企业。
多方信息表明，涉及高铁产业链的各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专家认为，这起事件背后所反映的，是国企内部政企不分、产权不明，对产业链形成垄断并在小范围内分配利益，产业链上最终导致部分负责人责任感缺失的普遍现实。
国企改革实施了30余年，前期一直以市场化为目标，不断削弱垄断性，正因为此，社会上才出现了“国退民进”的说法。然而，近几年来，国企改革出现了一种矛盾格局，一方面是国企整体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是部分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的特征日益明显。于是乎，“国进民退”成了新的舆论潮流。
在某种程度上，国有企业的垄断是国企改革造成的。国家在约束国有企业数量的同时，对国有经济的规模也提出了要求。这种略显矛盾的要求，让有关部门一边努力削减国有企业的数量，另一边又不断扩大原有大型国企的规模，导致很多国企成了行业的巨无霸，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国企改革的目的并不是控制数量，但由于政策和业绩考核指标上的矛盾，让目的发生了异变，导致部分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规模越来越大。
然而，即便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充分认识到了垄断的弊端，还有一部分人在鼓吹垄断带来的好处。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对央企垄断颇为赞成，在2010年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三桶油’，中国经济早乱了……2008年油价高涨时，‘三桶油’承担了高达1680亿的巨额亏损，以维持国内市场的稳定。”
李荣融或许没想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承受的巨额亏损，其实是由政府和全体人民承受的，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当然，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国有企业就是本企业员工甚至高层管理者的企业，和全民根本没有关系。否则的话，当上市国企的市值蒸发掉90%后，股民怎么会全都欲哭无泪，这些企业的高管们怎么能安心地拿着高额分红呢？
在完全国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进而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分析，2003年到2008年，在一定规模条件下，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2倍、2.5倍和2.4倍。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相应增长数据分别为5.2倍、6.7倍和9.7倍，外资企业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国有企业，与前两者对应的相关增长数据分别为2.9倍、3.4倍和3倍。从中能够看出，私营企业在三类企业中的发展速度最快，外资企业次之，而国有企业则是最慢的。国有企业以保值增值为目标，但原本最为国有企业看好的增值速度，也远低于私营企业。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资产价格一直处于膨胀期，在同等条件下，谁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谁就能利用财务杠杆作用实现更快的资产增值。在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必要的时候还能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按理说国有企业应该是发展最快的。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国有企业虽然获得了大量的贷款，但资产增值的速度却远远落在了私营企业后面。
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之所以如此低下，就是因为在长期垄断的情况下，缺乏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放松对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全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而国有企业则是节节败退，成了它们的陪衬。正是忧心于国有企业的低效，国家才希望通过改革激活国有企业，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前改革正进入攻坚时期，作为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加速市场化进程，反而走上了回头路，试图在行政垄断的窠臼中寻求安全感和庇护。
根据《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500家民营企业的净利总和为2179.52亿元，而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净利1151.66亿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净利1033.87亿元，两家合并赢利2185.53亿元。这就是说，两家国企的赢利规模已经超过了排名靠前的500家民营企业赢利的总和。国有企业如此庞大的规模和资本实力，让民营企业如何与之竞争？
垄断会遏制竞争。充分竞争有利于增强消费者的话语权，有效地促进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竞争同样对企业群体有效，能够刺激企业管理效率、生产效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获得发展，维持生存，实践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而当垄断盛行时，市场法则就会失灵，企业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各种问题也会层出不穷。
2009年至今，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已有8名高管因涉嫌贪污受贿落马。第一个落马的是原中国移动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后被“双开”。2010年年初，中国移动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500万美元贿赂。2010年4月，湖北移动公司原副总经理林东华又涉嫌巨额贪污。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携款外逃被捕，四川移动公司总经理李华涉嫌受贿20个亿……今年，这一名单还在不断延长，5月份发生的中国移动公司数据部副总马力窝案，涉案人数超过60人。
数据显示，1998~2005年，国有企业赢利4.7万亿，亏损1.8万亿，利润总额为2.9万亿。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向国有企业转移、补贴等各种费用1万亿元，国有企业利用廉价资金导致市场配置负效率，损失1.6万亿元，财政部核销损失0.75万亿元。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各种隐性成本，最终算下来，不仅没有赢利，反而是亏损的状态。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率可见一斑。
2009年，央企拿下全年90多个地王中的60个；2010年3月15日，热议房价的两会刚刚结束，两家央企又拿下两块地王；5月20日和21日，中铁建分别以14.6亿元、16.7亿元拿下北京和成都两宗优质地皮；6月29日，中铁建又在广州溢价135％购入两块地皮，随后又在天津市花费40多亿拿下3块地皮。在此背景下，媒体惊呼房地产也快被央企垄断了。
从产品质量问题到贪污受贿丑闻，从高成本、低效率运营到扩大垄断规模，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在改革中剔除垄断基因、增强市场竞争力，反而因为垄断性的增强，在降低竞争力的同时，暴露出一系列的负面问题。
垄断犹如古代遗老遗少的袍服，外表光鲜，内里实则破烂不堪。要想真正让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就必须狠下心来打破行政垄断，让国企在市场上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否则的话，国有企业即便在国内赢得了垄断优势，一旦走向国外，还是会在全球竞争中不堪一击。
就此而言，国企改革依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进一步加大国企改革的力度，才能打破国企当前面临的困局。
2.小心国企改革变成“一卖了之”
经过近30多年的努力，国企改革依然是横亘在我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一座大山，能否翻越它，是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关键。
现实表明，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比如说过于注重量的扩大，导致主业实力不突出。这是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就像对待GDP一样，太过注重“保八”、“保七”，而往往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虽然早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但结果是放得越彻底，大的国企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业务依旧分散，主业效率依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继续加强国企改革。
由于体制的制约，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即便政府能够鼓起勇气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对峙，但在面对国有企业改革时，依然举棋不定。国有企业在所有制形式上与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界定最为契合，因此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被当做保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坚固的“堡垒”。这么说或许有点儿矫情，但国企改革的一波三折，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人民对国有企业复杂的感情。
国有企业改革影响深远，但其自身积累的大量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体的运行，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在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2011年新年特刊中，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撰文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政府让渡更多的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需要让一些国有垄断企业放弃垄断地位。刺刀见红的大动作，将遭遇既得利益者更大的阻力。要想突破这种阻力，不需要华丽完美的改革方略，也不需要锱铢必较的理论探讨，而是要求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强有力的执行。”
“刺刀见红”让国企改革沾上了一丝血腥味，但这显然不是危言耸听。即便在改革初期，国企改革更多地采取的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温和方式，但依然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回顾国企改革30多年来的历程，我们能产生更深切的体会。
国企改革基本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但初期的改革步子极小，基本上局限在放权让利上。但对此前完全依靠计划运营的国有企业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放权让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政府给企业确定增产增收的目标，允许企业在实现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留成，可以用来给职工发放奖金。别小看这一改革成果，联想还曾因给员工发放奖金而差点儿被绳之以法呢。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国有企业按两个步骤进行利改税，从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收。此后，政府逐渐认识到国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要性，开始实施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承包国有企业的第一人”，马胜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成为改革的风云人物，并因此两度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承包经营责任制虽然明确了责、权、利的划分，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但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并不具备大规模实践的可行性，再加上承包制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一政策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随后，国有企业改革从政策调整进入制度创新阶段，现代企业制度被逐步确立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强调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在此过程中，由于国企改革太过激进，对部分中小企业和经营不良企业实行“一卖了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利益受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当年，拥有总资产7769万元的遵义市食品总公司对其旗下资产以750万元的底价进行拍卖，有两位竞标人竞标，其中一人以1490万元中标，相关新闻见诸当地媒体。然而，一个月后，拍卖公司以竞标方无法履约为由，再次对同一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后被第一次竞标的另一方以800万元拍得。价格比第一次整整差了690万元，消息一传出，顿时引起了全厂职工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抨击。据说，拍卖标的在之前的评估中价值3000万，但在拍卖前的评估中突然下降到了1286.15万元，实在让人费解。而在拍卖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没有人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