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劳动力需求以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为主，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并不旺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当经济回暖时，企业更需要的是技术工人和蓝领工人，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和金领人才。大学生作为白领的主力军，无疑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要来源。但在某一时期内，高层管理人员的需求是有限的，相对于经济的增速和高管人员需求的增长，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无疑太过庞大，“天之骄子”过剩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多年来我国虽然坚持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效果甚微。水平偏低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对高端人才的吸纳还是有限的。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矛盾日益显现，民工荒就是这一矛盾的重要体现。从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对比上来看，我国仍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阶段，但从部分地区、部分城市和部分行业来看，民工荒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对建筑行业和民营企业来说，民工荒的影响是致命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化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事关我国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正因为此，民工荒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就是各级政府为应对就业问题推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在“统筹城乡第四方就业服务体系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志能认为，目前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就业呈现“短工化”的趋势，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的建设，正好满足了农民工就业周期短、流动大的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司长毕雪融也认为，民工荒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通过建设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目前最紧要的是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此前，社会各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劳动力需求不足和农村劳动力上，对劳动力供给问题有所忽视。民工荒的出现，表明劳动力供给问题已经日益显现，必须引起高度关注。政府和企业应该增强对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的意识，通过政策调节和业务调整，尽量维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很多重点加工制造企业将生产线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此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民工荒问题。这种产业转移由企业的自发而为到政府有意识引导的自觉而为，应该说顺应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布局的改革大势。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不仅能够缓解民工荒问题、延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竞争力，也是我国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重要途径。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程伟就曾表示，对于东南部企业来说，通过产业转移不仅可以突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瓶颈”、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还可以赢得到中西部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最重要的是，这样能合理地解决民工荒问题，同时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这对我国尚显稚嫩的民族产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3.白领怎么就无辜失业了？
2008年，一篇题为《最后一个离开深圳的人，把灯关掉》的帖子刚出现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过后回想，却让人心有戚戚焉。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之中的霜降，老板刚刚通知了：公司要注销。广东话就是‘执笠’。天气转凉了，心情也变冷了。没想到金融危机波及得这么快，都影响到我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了。昨天电视上说，现在有七成的公司不打算招新员工了，有八成的人暂时不打算跳槽了，2009年毕业生有590万，加上未就业的往届毕业生有90万，总共有600多万在挣扎。我是其中一个不幸者。我将成为第一个离开深圳的人，麻烦最后一个离开深圳的人，把灯关掉。”
“失业”虽然是最近几年才被普遍使用的名词，但却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以前，被称为“下岗”。在国企改革大潮中，从1998年到2001年期间，国企职工每年下岗的人数多达700万~900万。国家显然也意识到了民众心理的承受力，在媒体的引导下，“下岗”很快被“失业”取代了。
面对失业，抗压力较弱的年轻人容易走向极端。
2006年11月5日深夜，上海一名刚刚失业的软件工程师从自家的阳台上纵身一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一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原本供职于一家日资软件公司，年薪超过10万。凭借这样的收入水平，他依靠自己精密的计算能力，从银行贷款80万元购买了一套108平方米的婚房。按照贷款协议，他每个月需要还贷7000余元。
不幸的是，这家软件公司的业绩很快开始下滑，公司决定裁员三分之一。这位软件工程师虽然能力不错，工作也非常努力，36岁的年龄在其他行业还算年轻，但在软件行业却没有明显的竞争力。现实是残酷的，他因为年龄过大而“被失业”。
此后的故事很简单，他连续数月找不到工作，还贷的压力大增。在多重压力下，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轻生这种决绝的方式。
白领失业，这个比大学生就业难更为“滑稽”的命题，正在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2006年，《新财经》对北京、上海两地的白领阶层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失业问题是白领阶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业界专家早就发出警告，中国很可能要迎来第三波失业高潮了。
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被称为中国第一波失业高潮；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大批国企工人下岗，被称为中国第二波失业高潮。而将要面对的第三波失业高潮，很可能比前两波更为猛烈，也更为持久。最为不同的是，这次失业高潮主要发生在高学历、经验丰富的人身上，也就是一直被人们欣羡的白领阶层。而且，越是大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越严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很多白领成为失业一族，由此也引发了中国白领的恐慌。当年，北京的IT圈曾流传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请记住，千万不要跳槽、不要向老板要求加薪、不要休年假、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要？其实就是告诉白领阶层，你不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给老板替换掉你的借口……”
有一则搞笑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家大型IT企业工作的工程师小宋，某一天和主管因为工作问题大吵了一场。当天，他接到猎头A的电话，邀请他去另外一家IT企业任职，出任某部门经理，工资翻倍。小宋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他去办离职手续前打电话给猎头，准备让猎头陪着他去公司，为自己挽回面子。谁知电话那头告诉他，因为公司发展不顺，A已经被公司裁员，刚刚离职了。
闻言，小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赶紧收拾好提包，像往常一样挤公交车上班去了。
当然，白领阶层的失业刚刚露出端倪，还不足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正因为此，我们才将这一波失业浪潮归之为将在失业浪潮。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任何蛛丝马迹，以防错过最好的调控时机。
其实，端倪还是很明显的。请看下面一组案例：
在北京的高校招聘会上，居然有不止一名大学生竖起了零薪酬应聘的招牌。
在广州市容环卫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次招聘过程中，13个环卫工职位居然让研究生和本科生趋之若鹜，近3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入了职位争夺战。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个案，出现的频率也不低。不过，这些案例毕竟发生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排除部分找不到工作的学生为了留在那儿宁愿作出短期的牺牲。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国企改革的加速，主要由公有制企业失业工人构成的“老失业群体”人数已经达到峰值，今后将会逐步下降，而“新失业群体”将逐步取代“老失业群体”，由此改变失业群体的结构。研究表明，以下两类人将会成为失业白领的主流。
一类是1962年以后20年内出生的白领阶层。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目前的年龄大约在30~50岁之间，以40岁左右的人为主。在绝大部分行业，40多岁的人都属于年富力强，在各自的单位都担负着大部分的中高层职位，是名副其实的精英阶层。然而，除了能够混饭吃和养老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的老板是不可能花钱养闲置人口的。当源源不断的年轻大学生涌向企业，以更低的工资要求、更强的工作能力、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进取心挑战老白领的地位时，喜新厌旧的老板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将老白领扫地出门。
另外一类则是最早一批的独生子女。这批白领学历层次更高、视野也更为开阔，但他们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就是独立性差、抗压能力差，既缺乏丰富的阅历，也没有比较明确的价值观。他们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年轻，因此大部分也以吃“青春饭”为主。比如说软件行业，大部分以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过了35岁通常就开始该做管理工作了。但相对于开发人员，软件公司需要的管理人员并不多，大部分人只能选择改行。
导致失业的原因很多，我们将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引起的失业，称为周期性失业。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大量工厂关闭、减产，市场上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了劳动力需求。通常来说，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各厂商竞相扩大规模，扩充生产，就业人数会普遍增加；在经济衰退和谷底阶段，由于经济不景气，社会需求不足，各厂商又纷纷压缩生产，大量裁减雇员，就会导致大量员工失业。
这种周期性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靠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来解决。一般情况下，政府只能采用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便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从而扩大就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举措极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使得经济陷入更加危险的状况。2008年，面对逐渐向我国蔓延的金融危机，政府拿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救市的效果是显著的，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经济回暖的国家，但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物价上涨的幅度有目共睹。
相比于周期性失业的无奈，摩擦性失业的影响要轻微得多。所谓摩擦性失业，简单点说，就是指人们在寻找工作或转换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失业现象。比如说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前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就会成为摩擦性失业群体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就曾表示，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这种长期存在的矛盾，对高校毕业生来说结构性比较突出，但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很多时候由主观原因引起，比如说求职者的高期望值和缺乏从业经验等。通过增加职业训练计划和提高信息对称度，能够显著降低摩擦性失业人口的数量。
其实，白领失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摩擦性失业的关系也不大，更主要缘于一种结构性失业。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对劳动力需求不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通常出现在国家经济重新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我国目前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带来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些因素在2020年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