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探索植物光合作用的漫漫历史长河中，还有一位科学家我们不应当忘记，他就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希尔。是他在1939年用实验证明了植物细胞中的叶绿体在吸收光能以后，可以从水分子中释放出氧气。这个结论后来还在1951～1955年间，在美国和波兰等不同的国家被科学工作者多次验证过。通过以上这些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中叶，人类对于植物光合作用的认识，已经从宏观向微观前进了一大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从细胞水平转入了更接近于生命物质运动本质的大分子水平。
地球上的生命现象，说到底就是一种物质运动形式，而光合作用则是生命这种物质运动形式的重要基础。没有植物的光合作用，地球上的生命将失去获得光能来推动生命物质运动的能量来源。所以，探索和揭开光合作用的奥秘，是人类探索大自然奥秘的一个里程碑，也将有益于我们更科学地认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认识植物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1979年4月，地处热带雨林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远郊的洛斯巴洛斯镇，这个国际水稻研究所所在地，正在准备召开一次重要的水稻科研会议。中国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因杂交稻研究成功而有特殊贡献，被邀请在会上作学术报告。
宣读完论文后，袁隆平即席答辩，有专家提问：“中国杂交稻制种的异交率高，是通过什么措施提高异交率的？”袁隆平不仅听懂了那位专家用英语所提出的问题，而且用英语清楚准确地作出如下回答：“第一，割叶，扫除传播花粉的障碍；第二，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中国专家的论文和即席答辩，令所有外国专家不得不表示满意和敬佩。大家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应用居世界领先地位。
1982年，在菲律宾国际水稻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幻灯不寻常地打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字幕和他的头像，会场为之欢声雷动，不分民族，不分肤色，到会的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一致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
从此，这位享有“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人，不断地被世界各国的报刊杂志介绍。连一些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单位，也都纷纷要求袁隆平前去讲学，传授技术，进行合作研究。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就这样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袁隆平，祖籍江西省德安县，1930年9月1日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
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全家向后方逃难。童年的袁隆平看到日军的飞机，看到死伤的中国百姓，原本爱游泳的他，再也无心下河戏水了。他憎恨日本强盗，为什么中国百姓如此被人欺侮，任人宰割？为什么外国强盗能在中国如此横行霸道？在父亲的影响下，一颗爱国心深深植根于这个幼小男孩的心灵深处。
学生时代的袁隆平从不死记硬背，他喜欢思索，爱提问。在思索中加深对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勤于用脑，善于思索，学业成绩优异；强烈的求知欲，又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袁隆平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他兴趣爱好广泛，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尤其是游泳。1947年，17岁的袁隆平参加湖北省男子自由泳比赛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干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有决心和毅力，游泳也毫不例外。”袁隆平也正是常年坚持游泳，以磨练意志和锻炼身体。在游泳中他还曾救过溺水人。
有一次，大家一起参观园艺场，袁隆平对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对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都产生了极大兴趣。19岁的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并考取了重庆湘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龙门”。
1953年临近毕业，袁隆平多少次梦里梦见他留在重庆，高高兴兴地到重庆某农业科研单位去报到。最后，他却不能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党的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袁隆平服从组织分配，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麓的安口农校去教书。第一学期，学校缺俄语教师，他就教俄语，不备好课绝不上讲台。与此同时，他还在自学英语。第二年，进入遗传育种教研组，担任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在教学中，袁隆平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做到教学相长。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造成了严重的粮食饥荒。袁隆平也同样无力走路，没法安睡，他不能忘记路旁饿死者的尸体，饥荒在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人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袁隆平从小在这种爱国思想熏陶下，要做一个忧国忧民、热爱祖国、有益于社会的人。在这场遍布神州大地，来势凶猛的大饥荒中，这位农业科研工作者为这沉痛的现实感到深深不安。他从此萌发坚定信念，必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育出亩产过400千克、500千克、1000千克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20世纪50年代初期，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在中国很盛行。袁隆平在这些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理论指导下，培育出一批有价值的农作物新品种。比如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了西红柿，地下长出马铃薯。人们对袁隆平的这些试验成果，大加赞赏，记者争相报道，他本人还出席了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会议。
正当别人赞扬他的时候，袁隆平却对自己的“无性杂种”研究提出了疑问。这些年的试验，虽然当年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但不能遗传给后代。比如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经过短日照处理，月光花红薯“无性杂种”苗茁壮成长，地下果然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千克；地上结出了种子。将这些种子适时播种，地上依然长出月光花，可地下却再也见不到红薯王的奇迹了。从遗传学角度考察这些实验产生的变异，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它不能遗传给后代。
袁隆平认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既不能被别人的赞扬所迷惑，更不能自己哄自己！
通过多年的科学实践，袁隆平对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怀疑，决定放弃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大胆地去探索新路子。
当时，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在中国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之类的大帽子，受到围攻，袁隆平却认为：对于科学学派之争，不能简单化归为政治问题。他独立思考，相信事实，而不迷信权威。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关于染色体变化规律的研究成果，已被科学实践和生产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特别是在指导作物育种方面，实际效果明显。袁隆平被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深深吸引着，他很想按照其理论去进行新的尝试，去闯一条自己研究水稻高产的路。
1960年7月的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来到早稻试验田边，观察着这些正在茁壮生长的早稻。突然他发现了一株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这些植株株型优异，穗大粒多，袁隆平几乎兴奋地快要喊出声来，他认为这可以成为好的育种材料。他如获至宝般照管着这株禾苗，等到收获季节收回了一把金灿灿的种子。
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满怀希望地将这些种子播撒、耕种，可是结果却令人失望：秧苗高矮不齐，禾苗抽穗、扬花、灌浆、成熟期很不一致，没有一株性状超过它们的亲代。
袁隆平很懊丧，可他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坐在这些分离退化植株的旁边，袁隆平没有被这个失败的实验吓退，他决定再等待机遇，再去找新的材料培育。正要准备离开这些植株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些植株可以断定是“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机遇宠爱有心人”，袁隆平高兴得像孩子似地跳了起来。他返回田间，再一次仔细分析，调查这些植株的部分性状，详细记载，回到宿舍反复统计运算，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
善于思考的袁隆平死死抓住“天然杂交稻”这个金子般的宝贵概念不放，追根究底，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寻找契机。
袁隆平经过反复思考，加之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技术，选择了一道世界公认的难题去解决。他经过周密、严格的思考，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三系法”杂交水稻的理论，并决定付诸实践。经过长期辛苦的实验研究，袁隆平终于在杂交稻研究中做出特殊贡献，获得“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从1979年起，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美国。袁隆平开始了多次赴美传授、转让他的杂交水稻技术。他被美国专家评价为“把西方国家抛到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为了促使两国杂交稻研究的深入发展，1994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美国得克萨斯州水稻技术公司正式签定并批准了共同开发研究杂交水稻的协议。从此，杂交水稻走向世界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1981年，袁隆平因籼型杂交水稻，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1985年10月15日，在中国北京，袁隆平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被誉为“杰出发明家”。
1987年11月13日，在法国巴黎，袁隆平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1987年度科学奖。这是中国专家首次获得的等级最高的世界性嘉奖。
1988年3月14日，在英国伦敦，袁隆平获国际让克奖的奖章、证书和奖金2万英镑。这项奖励两三年颁发一次，奖给在粮食食品和光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世界各国科学家。
1993年4月14日，袁隆平因为解决全人类饥饿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获美国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奖金一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