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赌徒们看起来违反了因果律，因为他们明知最终的报酬是负值还继续赌。”换句话说，赌徒们有一定的赢钱次数，这一数目足以使他们明知自己会常常输，并且输赢机会是与他不利的——他最终总是输的，但还是继续赌下去。斯金纳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称之为强化作用的变量比率程式的影响。同样的过程在人际关系中也能看到。爱情关系中的一方可以用语言或行动表达“我爱你”，其表达的次数之多足以使另一方陷人这一关系不能自拔，即使他屡屡遭受冷落甚至偶尔遭到蔑视，并像赌徒一样终将丧失爱情。男女幽会中最有效的一招是以若即若离的表示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在爱得更深的一方心中激起焦虑，迫使他“入迷”。
有时，直到处境或环境发生重大变故时，人们才能看出原来它一直在诱发着抑郁。如果变化涉及面广，例如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开始土崩瓦解，这时新旧办事方式之间的冲突会使人产生困惑：一个人越是深深地受原先组织结构的制约，他在适应新形势的努力中体验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任何组织经历重大变革——哪怕是还有希望在新的、更有效的水准上重新组建——它内部长期患抑郁症的成员可能会头一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罹患抑郁症作为对这一变化本身的反应。对于无论哪一种人，动荡向他们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遇来解决各自的感情冲突，并从中汲取教训，与他人共同努力开创一个不再诱发抑郁的环境。
开拓更坚实的人际关系
与抑郁症患者共同生活或打交道时，许多人第一个假设是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患者的抑郁心情负责。这一假设引起的负罪感常使人想避开患者。人们在内疚时，特别是自己不明白所以然时，会觉得不安，并对激起这种心态的患者产生恼怒。有人问一位专家，他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是否会使自己感到不舒服或不耐烦，回答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问题比患者亲属透彻，我知道自己不是病人忧伤的原因。”
当人们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患者抑郁时，感觉到内疚或被冷落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造成患者忧伤的原因十分明确，容易辨认，那么无论是患者还是人的亲属都不必为这事多费周折。但倘若抑郁伴随一桩看来是愉快的事情——孩子的降生、职务上的重大提升或者迁入新居，那么由于两者之间明显地缺乏联系，便会使人困惑、纳闷：究竟何人何事应该对此负责？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低估抑郁症患者经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长期性。“振作起来，海伦，你母亲去世已有三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已过了八年，你怎么还在说这场婚姻十分不幸？”“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外表会使你这么伤心，你简直不想出门了。”诸如此类的评论通常是以迷惑、愤懑的口吻表达的。当患者的亲属对病人情绪的实质与原因缺乏洞察时，经常会产生这种反应。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对患者表示不耐烦，这部分是由抑郁症的顽固性及抑郁引起的迟钝与犹豫不决造成的。不耐烦也是对通常潜伏在抑郁背后、患者心底的愤怒与敌意的反应方式。
一个人焦虑时很可能激起周围人的焦虑；一个人抑郁时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郁。因此，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人在与病人接触时，会屡屡产生一种徒劳无益的感觉，当然这只会加深患者的无能感，促使他们相信自己已被人误解或遗弃。
对那些鼓吹意志力量至高无上的人来说，理解和对付抑郁症患者特别困难。他们错误地假设“成为怎样的人是自己选择的”，从而将患者的态度与行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衅。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曾把意志力定义为克服恐惧症等精神障碍的能量。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意志力的全部含义在于：尽管心底存在着退缩的迫切感，仍必须进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项任务，与他人交往，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对从未体验过抑郁、真诚相信情绪与自尊心问题可用强迫自己快活来解决的人，抑郁是一种既神秘又有悻常理的过程。
最难对付的抑郁症类型不是戏剧性的，而是最间接的。如果患者既没有觉察到抑郁感，也没有以酗酒等方式来解决内心冲突，也未想过要把自身的不幸归咎于一切人、一切事，那么他的病情便很难引起周围人的重视，也就不容易获得他们的帮助。相反，如果抑郁表现得淋漓尽致，患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为何情绪消沉，这时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也容易得多。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强烈地受抑郁引起的、或造成抑郁的那些特殊冲突的影响，辟如依赖性。“几乎从我们刚结婚开始，奈尔只要不上班就想整天和我呆在一起，”他的妻子说道：“起初觉得很浪漫，日子长了却让人厌烦。他原先兴趣广泛，独立性很强，也相当果断——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可现在仿佛家里有两个小孩，什么计划都靠我独立决定。他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几小时。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以不太健康的方式依赖我——一旦我出了什么事，他会垮掉的。这可怕的责任，实在使我想躲开他。我爱他，也需要他，但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形。”
另一种情形是丧失性欲。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性兴趣衰退和阳萎是常有的事。这可能使患者的配偶或性关系亲密的人误以为受到性冷落。“丈夫好几个月没有和我做爱了。我们以前性关系向来十分融洽，现在我怀疑他是否有了外遇。有一段时间我强迫他做爱，可我们越使劲，事情越发糟糕。但愿我能知道出了什么毛病。”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还受各人自身性格的影响。如果他自己体验过抑郁，那他就不难理解患者受的痛苦；而害怕自己情绪激动的人则特别会被他人的抑郁搅得心神不宁。一位丈夫十分惧怕患有抑郁症的妻子，以至向她下了最后通碟：再不去就诊就同她分居。“在她身边让人担惊受怕，我也讲不出是什么道理。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安慰她。我张口结舌，最后不得不走开片刻。我只会发脾气，可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他知道这与我们的爱情丝毫无关，我实在是对付不了了。”
各人对自责的敏感程度大小不一，那些最容易倾向于认为“这是我的过错”的人也最可能对患者的痛苦承担责任。在接受批评方面存在的障碍也会影响人的态度。患者复元之后变得更不受拘束，更善于表达愤怒，更富有攻击性。与患者共同生活的人由于本身很难处理怒气，会觉得这种变化难以应付。这时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种是他们迫使患者重新压制自己感情；二是跟患者爆发公开冲突；三是他们自己罹患抑郁症。
改变亲属、朋友、同事与抑郁症患者的接触方式是帮助他获得内省力、从抑郁中振作起来的组成部分。有关的主要原则如下：
理解患者真正在受苦。无论环境是否证明他的反应程度的合理性，患者的痛苦是真实的，不是假装的。抑郁一直被称为操纵与控制他人的策略，这是错误的。的确，倾向于操纵他人的人可能使用抑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抑郁本身并不是一种把戏，除非患者的人格已经以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了。即使当抑郁表露为愤怒时，或被用来作为要求理解的请愿时，它依然使患者痛苦。任何暗示患者的情绪是虚假的做法，显然只会加剧患者的异化感与被冷落感。
对抑郁症患者应洞察其心境而不能表示同情。为患者感到难过只会加剧他的绝望，并印证他对于自尊心消沉的感觉，还会强化他的无能感与依赖性。
勿使患者面临无法忍受的现实。一位42岁的男子决定净化一下婚姻的气氛，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直有外遇。妻子在她父亲死后几个月来一直有些抑郁。他未注意到她的情绪，便以坦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这种做法在任何场合都是十分暖昧、可疑的——因此诱发了一场自杀未遂。当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时，通常最好等到对方不再抑郁。
现实地提供希望。向抑郁症患者保证——告诉他一切都会正常的——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干得明智。在你下保证的一刻他是不会感到一切正常的。即使他需要鼓励，也不太可能相信。此外，如果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的话——如财政困难、离婚的威胁、孩子患病等——患者不需要别人否认这些。当事情确实不可收拾时，假装一切正常很难说是提供保证的方式。有位妇女为了帮助患抑郁症的丈夫心情舒畅些，言不由衷地对他说她爱他，并将“永远和他不分离”，尽管几个月来她经常向律师咨询如何结束这场她认为本质上是失败的婚姻。这种保证丝毫不起作用，因为她说归说，丈夫从她那儿接受的非语言信息与此完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