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价值的存在分析能够全部得出有关我们当前情境的结论吗？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的大多数精神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问题都能溯源到这种整合与统一的欠缺。埃里希·弗洛姆曾经批判过在我们的经济中完全异化了的人。异化可以定义为人完全委身于外在力量，或委身于一种片面性的追求，或委身于自己的一部分，异化意味着没有整合与统一。在技术和商业的冲击下，我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那些能够直接改变和控制外部世界的行为上，放在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上，放在金钱、财富和权力上，而人的内心生活却被忽视了。在商业、技术和科学领域中，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了权宜和功利主义和原则。这种原则的特色是：目的与手段的严格的分离；假设目的已经给定，假设经济原则（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效果）应成为最高的行为准则。这种片面的态度排斥道德，排斥非功利主义探索理性前提的努力。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也能够发现同样片面的态度和观念的割裂。这就是我们不能去爱的根源。竞争的欲望超越了市场的范围。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敌视态度，这种态度已渗透于各种社会和人的关系之中。再者，这种状况甚至使我们不能去追求完善的统一，不能实行利他主义，不能实现真正的爱。由于我们不能看到使存在统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会与他人联合。
这种情形与我们的经济有密切关系，亦反映在经济人的形象当中。“经济人”是异化了的人的典型。他的行为限于意识的和明智的行为。所有自发的、情感的和非功利主义的行为都受到了压抑。尽管经济学理论高唱经济自由的赞歌，但它所想象的人却丧失了真正的自由。这种经济人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和完善的知识，据此做出唯一的、确定的行为。这种行为不过是以金钱衡量的物质财富所得的最大化。人已经被经济学贬低为一个最优化的计算机。人被看成仅仅关心金钱并被贬低为金钱的主宰。这就造成了在那些不宜用此尺度衡量生活方面缺憾。友谊、爱、宽裕、创造性行为、审美的和宗教的体验都不能根据经济原则来衡量。目的尚未给定，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存在可以作为行动指南的可比的关系。既不能用时间、劳动力、物质财富和金钱的消费来评价神的造化，也不能用它来评价艺术创造的伟大。通过经济学对现代世界的巨大冲击，经济原则已经淹没了其他一切生活原则。其结果把人的行为从其全部潜能和多种维度降低到一个狭小的范围，这就是异化。
尽管人不能完全摆脱矛盾，这种观点也是正确的。本体论上的疏远不同于社会经济主文化条件所造成的异化。存在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经济、文化将会使矛盾或者淡化或者激化。我们的时代已达到这样一种激化状态，以至一个彻底的精神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统一、综合和平稀也是我们的某些经济问题的答案。在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的富裕经济中，问题不是工作着的效率和生产率。为建设高物质社会所奋斗的那种原则驱使我们不断地追求更高的国民生产值，追求更大更多的商品和发明创造。由于我们的物质欲望是无效的，因此，我们那种经济原则的统治必须打破，我们的经济终会像圣经中的塔那样最终坍塌。为了平衡经济，我们必须用闲暇来补充劳作，用对精神和智力的追求来补充物质需求的满足。增长着的技术效率和自动化将要求一种不仅仅基于劳动和工作的收入分配基础，将要求价值的重新取向；智力的、艺术的和精神的创造将比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发明获得更高的报酬。在市场上将不再仅仅根据一个人干了些什么，而且根据这个人是什么而付酬。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在自动化时，它就将成为一种经济的需要。所有这些都蕴涵着统一与整合：商业精神将需要一种静思无为、温文尔雅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调节。
要达到这种目的，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对分析理性的笃信，这种分析理性过分强调部分的差异。这种理性使所有存在的矛盾永久化，过于强调人的存在的割裂。这种笃信甚至使我们看不到终极的统一。我们已经达到了存在三段式的第一段，即矛盾的阶段。由于我们过分重视智力，从而使理性脱离了情感，我们忽视了理性的深层维度、理性的底蕴。这种重视与忽视阻碍着我们超越事物间和个体间特定的具体差异和追求最终的统一。由于它使人的内部和外部冲突永不消失，给我们眉头压上了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这就好象我们宣布自己竟然处于患了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的状态中，它拆毁了沟通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全部桥梁。只有重新打开通向深层、通向在基底的大门，我们才能努力达到自身的新的统一，达到与他人的新的统一，达到与永恒者的统一。
将价值联系于整体的人，抑或将价值联系于人的存在的某个方面，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将价值植根于人的整体性，那么，基于事实和价值不同维度之上的争论就不存在了。
人本主义者的终极价值
价值的人本主义方法在自然主义和本体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人本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的共同信念是，相信可以从生活、自然和人的存在中以某种方式导出价值。但在对人的境况的观点上，他们与自然主义者之间存在某种差异，由于在他们在于人的存在的构想中包含着超验的因素，故他们的观点与本体论相似。自然主义者与人本主义者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后者在人自身之中发现了一种统一的原则。
围绕着心理健康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可能会有助于澄清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倾向之间的异同。自我实现作为我的论点的核心，我坚定地站在那些主张科学的伦理是可能的人们一边。从一开始，我就从“躯体智慧”和趋于体内平衡的生理倾向出发来导出价值原则。在这一方面，我不赞同认为不可能从生物价值导出道德价值的贝塔朗菲和多布然斯基的观点，也不赞成仅仅用生物价值来论证道德价值而不是从中导出道德价值的奥尔波特和马根瑙的观点。在我提出“躯体智慧”的概念之后，不仅在人类，而且在小鸡之中，亦存在着好的选择者和坏的选择者时，就陷入了一种逻辑的困境。如果这种躯体智慧尚不能将小鸡引导到一种好的生活，那么人的存在将如何呢？
自我实现是一种机体系统自我表现和发挥功能的倾向。通过自我实现过程，人达到和谐、完整、自由的主观感受，人可以满意地发挥作用，这将等同于心理健康。自我实现等于完整性、心理健康、个体性、自觉性、创造性、创造力，它是人的终极目的。自我实现靠天生的成长倾向来推动。在人的存在中，有“指向人格的统一、指向于充分的自我表现、指向于充分的个性化和同一性、指向创造、指向美好、指向求知求真而不是昏昏噩噩”的冲动。所有这些自我实现的形式都意味着“良好的价值……宁静、善良、勇气……真诚、爱、无私和德性”。
显然，在自我实现和心理健康概念中包含着价值因素。什么是好的功能发挥？什么是创造性和创造力？为什么善良、爱、无私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是自我实现的结果，而为什么将攻击性、破坏、敌意、统治、自私自利这些非常明显的行为排除在自我实现之外？诸如反社会的创造力和创造性、犯罪、剥削、战争等，是否属于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呢？我们需要一种更高逻辑层次的标准来区分自我实现的积极的和消极的部分。
我坚持认为自己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是从对那些自我实现着的人的科学观察中导出的。“我不是说他应该选择这个或那个，而只是说在允许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健康的人选择了这个或那个”。人怎样选择自己的健康？不论是自觉地或无意识地、明显地或隐含地，他的选择后面必然存在着某种关于健康的规范的标准，就像区分好的选择者或坏的选择者需要某种标准一样。在区分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和神经质的、病弱的人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关于健康的规范性的标准。概括起来讲，不论是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的概念，抑或自我实现概念本身，看起来都不是价值的适当的科学基础，因为这些概念是基于那些不能从科学观察事实中导出的隐含的价值判断之上的。
在人本主义理论中包含了一些不能靠自然主义的纯粹逻辑和事实的方法来把握的因素。人本主义者借助内省、直觉和移情而勾勒的是一幅完整的人的形象，而不像自然主义所描绘的是一种残缺的形象。这可以从弗洛姆对人的境遇的分析中看出。他将之描述为一种扭曲和割裂的状况。“人很早就从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脱离出来……由于人在这种分离的同时禀赋了理性和想象，他得以意识到自身的孤独和无助。”他需要和伙伴之间的联系，需要爱和统一。他有“一种超越此种动物性地位……”成为一种‘创造者’的愿望”。“人可以被定义为能说‘我’的动物，亦即能意识到他自身为独立实体的动物”，“人需要拥有同一感”，“人具有理性和想象力这一事实……导致他理智地为自己在世界上定向的必然性”。
人部分地被看成是自然的，部分地被看成是超自然的。尽管人部分地属于被规定的、有限的自然领域，但他可以通过他的记忆、他的想象、他的意识、他的自知以及推理来超越这一被规定的、有限的自然。
从某一角度讲，人本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具有相同的前提：价值可以由现实来证明。他们的差别在于各自对现实的定义不同。自然主义者只接受人以外的现实，即使接受某种人的现实，也仅仅接受那些与自然现实同型的、那些有限的、被规定的、属于必然领域的现实。人本主义则将那些不属于有限、想象、幻想、意识、自知、推理、可以超越特定的、被规定的、有限的情境的人的能力，等等。
作为自然科学家的自然主义者们不习惯于面对人的存在的全部“事实”。他们习惯于处理那些不带有意识、自知和推理的现象。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否认这些方面的人的存在。
人是一个不同于非人自然实体的统一体。所有的有机体能都是一个统一整体，但人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具有超越他的环境和超越他自身的能力的统一整体。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同时既包含于特定环境又超越着这种环境。在一个人之中存在着两极之间的对立统一，事实上和逻辑上不同的维度在人自身实体中获得统一。所有企图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建立的人所共同追求的对立性的统一，在一个人的中心化的、自我意识到的自我中得以实现。在人身上，事实和价值是一回事。将价值联系于整体的人，抑或将价值联系于人的存在的某个方面，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将价值植根于人的整体性，那么，基于事实和价值不同维度之上的争论就不存在。
在一个完整的人身上，即使他承受着内心的价值冲突，价值和事实也是统一的。这种冲突和这种矛盾是我们称之为人的这一实体的一部分。荣格曾经说明人格怎样经常用自身的一种倾向来平衡另一处倾向：一个潜意识中非常冲动的人可能会以一种极富理智、极富逻辑的哲学和行为模式来平衡自己人格中的这一方面。
人自身就是一个可以使事实和价值这样一些矛盾得到统一的统一体。
弗洛姆所强调的全部人类需要都意味着爱和统一。人需要与自己的伙伴之间有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只能靠爱来建立。这就是说，只能是在不损害个人自我的完整性的同时，与自我以外的事物达到统一。尽管对生命的破坏也是一种超越的形式，但创造和超越的需要只能通过积极的创造来满足，而不能以消极的破坏的方式来满足。寻根的需要亦要由爱和工作来满足，而不能靠由对生活的激起的对母亲子宫的倒退性渴望来满足。同一感方面的需要只能靠包含着对自身的爱和与自身统一的个性化来积极地满足，而既不能靠对同伙、群体、阶级、社会的被动认同来满足，亦不能靠自动地服从来满足。智力方面的需要要通过一个客观的、现实的参照框架来满足，在这个框架中包含着整体的现实，包含着一个可以为自身的存在带来意义和为自己在世界中确立位置的奋斗目标，它意味着自我与世界复归统一。这样，通过对人所处环境及这种环境中产生的需要的分析，在人本主义者的价值系统中就形成了他们的终极价值：以不损害个性化为前提的爱、创造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