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MTB作为总体稳健性的度量是有误差的，大量的会计和金融文献应用该比率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并具有不同的目的（Penman，1996）。同时，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由于股权分置的长期存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于股有显着影响，从而增加了MTB中的噪音。
尽管总体稳健性的度量存在噪音，影响MTB变化的因素较多，因而结果可能存在竞争性的解释。但是结合前2章的分析和可以初步推断，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应计的不同作用，对于总体稳健性的贡献，在生命周期的前半段，主要是由于递延认收益造成的，在生命周期的后半段，主要是由于及时认损失形成的。
会计稳健性又分为无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我们进一步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呈现如何的变化规律，递延认在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中有何的作用？由于这两类稳健性的中心是盈余相对于现金流的认的时间，在企业生命周期内，实现的总现金流和总盈余是相等的，因此，两类稳健性是内在相关的（Gassen，Fulbier and Sellhorn，2006）。会计选择的形成源于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交互作用的内生结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偏好和动机可能不一样，两类不同的会计稳健性的选择反映了企业宏观经济面和内在因素变化的特征。
由于无条件稳健性是普遍的，与当前的消息无关，造成了净资产的低估，由加速费用化和递延认收益实现（Gassen，Fulbier and Sellhorn，2006）。因此，我们推断，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前半段，会计稳健性可能主要呈现无条件稳健性。其主要的原因包括，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企业加速发展，有必要大量投资新的项目，从而使企业相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拥有更高的增长期权，但是这些增长期权产生的现金流是不定的。
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随着增长期权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产生了更高的代理成本和更强的稳健性需求，而实施这稳健性主要只能采用加速折旧、立即费用化研发、告支出等无条件稳健性的方式进行（如未列示的分析表明，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平均的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营业费用均高于企业生命周期末期的相应费用）。另外在企业初期，一定程度的无条件稳健性，有助于引导企业随后的长期决策，规避随后可能产生的坏消息（Qiang，2007a），因此这些企业具有实施无条件稳健性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现有会计稳健性的理论认为，无条件稳健性源于管制和税收动机，处于引入期和增长期的企业，盈余相对较高，发展速度较快，因此，也有通过无条件稳健性实施规避管制和税收的动机。进一步，从应计的数量和符号来分析，由于在这些阶段，会计的配比原则起主导作用，应计的数量多且为正，起到平滑盈余的作用，这也同时递延了好消息和坏消息的认，造成条件稳健性的减弱，而递延认好消息，形成了企业未来的增长机会，增长也会使企业存在商誉。
从这个角度，也形成了无条件稳健性。因此处于这些阶段的企业，无条件稳健性相对强，条件稳健性相对弱。
相反，相对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言，处于衰退期和淘汰期的企业，由于公司可能退出经营或进行资产重组，将会变卖存货，收缩经营规模，会计原则的适用是预期可能出现的风险，避免资产的高估和负债的低估，会计原则要求企业重估资产和负债，记录减值备等，由此，造成企业的条件稳健性强。另一方面，现有会计稳健性理论认为，条件稳健性源于企业的契约需求，处于衰退期和淘汰期的企业面临较高的诉讼风险和违约风险，具有实施条件稳健性的内在需求。而在这些阶段，由于企业收缩经营规模，投资项目少，企业盈利差，缺乏实施无条件稳健性（如加速折旧、费用化等）的条件。从应计的数量和符号来分析，由于在这些阶段，会计的公允市原则起主导作用，应计为负，起到及时认经济损失的作用。因此，在这些阶段，企业的条件稳健性相对强，无条件稳健性相对弱。
从企业内在因素分析，会计稳健性源于企业面临的不定性，这不定性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我们推断，盈余平滑与无条件稳健性正相关。
最近的文献也认为，盈余平滑改进了盈余的信息含量（Tucker and Zarowin，2006），Qiang（2007b）发现，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都能降低信息不对称，但投资者没有感知无条件稳健性的作用。11（2007）发现无条件稳健性降低了未来盈余信息的不定性，证券分析师能够从改善的信息环境中获益。这些结果表明，无条件稳健性具有重要作用。
理论上及时认损失和递延认收益都会增加稳健性，但两稳健性发挥作用的机理是不一样的。收益的递延认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会计文献中较少涉及，Basu（1997）发现经济收益的认对于会计稳健性的贡献是很小的，这是源于预期未来交易的收益，在现行会计则下不能及时认到当期盈余，而股票收益预期了未来的收益，故两者的关联度低。因此，从应计的视角具体度量和分析盈余平滑和递延认收益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前述的结果，至少表明递延认收益所形成的会计稳健性与Basu（1997）定义的会计稳健性不完全相同，由于应计的作用不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计稳健性应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演进，以及应计由正变负，处于引入期和增长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无条件稳健性：处于衰退期的公司比成熟期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条件稳健性：总体上，会计稳健性以成熟期为轴心，大致呈现U形分布。从上述总体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的证，可以间接推断这样的结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现有文献中，同时考虑了条件稳健性和无条件稳健性的会计稳健性度量是缺乏的，无条件稳健性会主导（Preempt）条件稳健性，无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测试这关系，需要将无条件稳健性从总体稳健性中分离出来，即从总体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的差异进行推测，但总体稳健性反映了无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汇总，会机械地导致无条件稳健性和条件稳健性之间负相关。同时，无条件稳健性与条件稳健性的相互关系不是线性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和矛盾，如Beatty（2007）；Roychowdhury and Watts（2007），总体稳健性的度量也存在噪音，因此，简单地认为无条件稳健性是总体稳健性与条件稳健性的差异，可能造成错误的推断，我们将上述推断的进一步证实作为未来的研究课题。
5.7、敏感性测试
现有研究认为，应计与营业现金流存在相关关系（Dechow，Kothari and Watts，1998），为避免是营业现金流造成了应计数量和符号在企业生命周期的规律性变化。在进一步的分析中，选用Anthony and Ramesh（1992）提出的不基于现金流组合的企业生命周期的实证度量。
Anthony and Ramesh（1992）运用投资支出（CAP）、销售收入的增长（SGR）、股利支付（DI VRA TIO）、公司的年龄（AGE）四个指标度量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对于前三个指标采用当期及前4期的中位数作为当期值，将包括公司年龄的4个指标加总采用平均分布的方式归集为3个不同的生命周期。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具有显着的管制特征，证监会分别于2000年、2001年、2004年规定，要求有盈利的上市公司分配红利，并以此作为配股、增发的条件之一，因此，增长期和成熟期的公司由于有盈利，并有配股、增发的需要，大部分进行了股利分配，并在增长期达到最大值，这与我国的管制政策和企业的盈利模式是一致的，但不同于一般认为股利支付率随着公司生命周期的演进逐步升高，在衰退期达到最高的模式（Anthony and Ramesh，1992），因此，将股利支付指标剔出，仅采用其提出的三个指标汇总获得企业生命周期的分类。为获得更多的样本数量，本书采用不严格的方式处理中位数，即利用当期及前4期可获得值计算中位数。处于生命周期初期的企业，投资支出高，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演进，投资支出下降。销售收入的增长与此类似。而处于生命周期初期的企业，公司年龄小，随后逐渐增长。根这一预期，将每一公司——年的三个指标的分别排位分为5组，每组分别标示为1-5，将每个指标的标示值标化后相加得到公司的排位分数，然后根该分数值的大小等分为5组，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分组。
采用这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的分类，企业生命周期与应计的数量和符号与采用现金流组合特征的企业生命周期的结果是相似的，具体结果。对比的结果，可以发现，改变企业生命周期的度量方式，并不改变相关变量的预期方向，即引入期和增长期比成熟期有更多的正的应计，在淘汰期和衰退期比成熟期有更多的负的应计，配股、增发和亏损等因素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变量一样，会产生正的或负的应计，也是造成应计数量和符号变化的因素之一。的系数在两情况下，均为负数，分别为-0.098，-0.063在通常的水平下显着（值分别为-16.68和12.65），与预期完全相符。
进一步，在这企业生命周期的分类下，公司的条件稳健性的变化规律与采用现金流组合特征的企业生命周期的结果是相似的，具体结果。
关于MTB的系数，采用Anthony and Ramesh（1992）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度量与采用现金流组合特征的企业生命周期的结果是相似的，具体结果。该结果表明在引入期与成熟期，淘汰期与成熟期、衰退期与成熟期之间中位数的差异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X2分别为3.574，17.611，77.544），但是增长期与成熟期之间的中位数在通常的显着性水平下不显着（X2为1.026）。大致支持总体的会计稳健性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U型分布。回归分析的结果，该结果与的结果相似。
该分类方法的优点是显着提高了生命周期各阶段公司数目的稳定性，以及演进方向的一致性。如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次年有近80%的公司仍处于该周期。但是运用该分类方法，使得许多会计指标，如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净营运资产收益率，应计，投资支出等呈现单调下降的形态，与预期不完全相符。
尽管两不同的方法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标，两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两分类方法形成的企业生命周期的相关系数为0.30，两分类方法与本章采用的变量指旨标（ROA，ACC，OA，CFI，CFF，ZF，LOSS，SEO）的相关系数的方向相同，但是基于现金流的分类方法，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024.而这不基于现金流的方法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195，两者是相反的。
对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实证度量，目前没有完全一致的度量，不同的研究，选用了不同的指标（Liu，2007）。同时现有的理论和方法难以给出不同的指标之间的比较基（Benchmark）。
因此，不同的分类方法的合理性难以比较，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此。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分类下，应计特征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均呈现大致相同的变化规律。因此，本章的结果对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度量方法不是非常敏感。
5.8、小结
本章运用中国上市公司1998-2005年的数，采用Dickin-son（2007）提出的基于整个现金流组合信息构建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探讨了条件稳健性、无条件稳健性和总体稳健性随企业基本面和应计变化的规律。
本章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应计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呈现规律性变化，会计稳健性的差异受到企业基本面的影响，随着应计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呈现规律性变化。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初期，应计多且为正值，主要适用配比观，延缓了收益的认，应计起到平滑盈余的作用，企业的条件稳健性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