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缓和的机会,他们还在盛年,不知道有老到病榻上唤儿不归的那一天,只要有一方能退一步,就不会落得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但是他们是同类人,萧红倔强,她的父亲固执;张爱玲孤傲,她的父亲乖张,就像同性的磁石一样。从此,不再相见。
心里还是剪不断。不是所有的离开都可以连根拔起。工作干得烦了,可以拍桌子走人,换个喜欢的环境,不过两天,先前的不快就可以抛诸脑后。但,谁能炒掉一个父亲和母亲,你逃或者不逃,他总在那里,在记忆里。
1948年春节时张庭举在南大门上张贴春联云“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革命家庭”。
听到母亲病逝,张爱玲难过得病了几天下不了床。没有了刚逃奔出家的怨恨,张爱玲开始念起父亲的好。在多伦多的街头,她看到橱窗里的香肠卷的时候,想起父亲最爱吃这个,想起了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在上海的时候,炎樱曾问张爱玲:“如果离开上海,我最想念的——你猜是什么?”张爱玲答:“飞达咖啡馆的香肠卷。”
隔着时光,隔着安全的距离,她们和他们达成了和解。
无处安放的灵魂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说到搬家最多的女作家,非萧红和张爱玲莫属。
据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张爱玲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
在一些人的回忆录里,晚年的张爱玲越发地神经质了:“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不爱用箱子,嫌搬起来麻烦,每搬一次就扔掉不少东西。她只用胶皮浴用拖鞋,用脏了就丢,还有几大包新的没有用过。”“头上包着头巾则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
张爱玲写跳蚤带给自己触目惊心的烦恼:“头发长了更成了窠巢,直下额、鼻,一个毛孔里一个脓包,外加长条血痕……以为是虫,‘其实是肤屑,我不是拿到显微镜下看也不相信。’他本来也同意我的青筋不是青筋,有些疤痣皱纹时来时去,也同样是湿疹的保护色。当然肤屑也有真有假。真肤屑会像沙蝇一样叮人,直插眼内造成一阵刺痛,眼睛轻性流血已经一年多了……验出肩膀上溃疡发作。”
可见,张爱玲得了严重的强迫症。除了洁癖,还有不停地扔东西的整理强迫症。童年缺爱、婚姻失败、去国离乡、伺候病患、再失所爱、晚年贫病、老无所依……即便张爱玲是个看得开、不和命运拧巴的人,那也受不住啊。她像西西弗推石一样,徒劳地清空自己的世界,日日和跳蚤进行恐怖大作战。
萧红的搬家史也不逊色。北平、哈尔滨、上海、武汉、临汾、西安、重庆江津、中国香港、日本……据统计,萧红自离开家乡到去世,搬家超过十五次。
她像一个狼狈流窜在地图上的移动标靶,无论走到哪儿,贫困、饥饿、轻辱瞄准了她不放手。苦难若不久长,便容易忍受。看似没有尽头的流浪生涯,大大损耗了萧红的身体和精神。她的饥饿,她的嫉妒和屈辱,她的卑怯,再加上孱弱的身体使得她的生存能力变低。她的神经像是在狂风中刮得残破支离的蛛网,她的依附也就成了惯性,这种生计和精神上的依附,是她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她何止没有一个安稳的书桌,还没有一个安稳的病榻,被挪来挪去,倒手了又倒手。
萧红写饥饿,能写得读者的胃都跟着抽了起来。不仅是真的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因为以前没挨过饿,饥饿从来不曾成为生活的常态,味蕾没有匮乏的记忆,饿的初体验在成年后,因而也就触目惊心,感官长久地被饥饿感攫取。
萧红选男朋友,也是特有意思的。第一个让自己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就选了个能让自己吃饱饭的;而这第二个最后十分懦弱,把她丢在旅馆里,她就又找个救自己于水火、臂膀有力的;这第三个呢,又是个花心暴力男,她就又换了个性格不强势的;这第四个又不照顾她,她就又选了个病榻前对自己悉心照顾的。真要过上完美的生活,就得东食西宿了。
童年的时候,因为缺少父母之爱的缘故,萧红就黏上了祖父,“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父母的爱是无可替代的。隔代抚养是有弊端的,一个是人之初的新苗,一个是走向终点的夕阳。祖父母的爱,再慈祥,也带着暮气,温度不够。
所以萧红说,她的童年是寂寞的。
如果父母们看到小孩子爱跟屁虫似的围在自己身边,离开一会儿就哭闹。可要当心,不是他特别地爱你,而是你的爱哪里出了岔子,疏忽了他,让他失去了安全感。
萧红是一种典型的依赖型人格,她一生都处在爱的饥渴中。她很难忍受独处,不能忍受感情生活出现空窗期,并且为了避免失爱,过度地容忍对方,甚至处在比对方低下的位置。萧军大踏步地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很少看见他们并排走。不能并肩而立——萧军以视觉上的、位置上的不可谮越,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爱一个男人应该使得自己的世界更加开阔,让自己更加自信和勇敢。可是萧红并没有,原来那么调皮倔强,后来像个被拐卖拘禁了20年的少女一样,变得自卑怯懦,甚至早生白发。
只有爱才能唤醒爱,温暖才能传递温暖。严苛匮乏的环境,不可能养出明朗的心境。无论是什么人,生存、安全感、被尊重感都是首要满足的。而白薇、萧红们,经常将自己置身于贫穷的、粗粝的、女性地位低微的地方,并且希望从荒漠里挖出甘泉水。
萧红以为萧军是她的救命稻草。然而苦难是最不靠谱的催情剂,风马牛能相及,林妹妹都可能爱上焦大,一对自私的男女都可以有倾城之恋,迫在眉睫的窘困,使他们不得不相互依偎。至于到底真的适不适合,那要解了围城之困,生活一段时间才能晓得。
萧军说自己喜欢秦可卿、史湘云,又说萧红是林妹妹,你想想啊,萧红和萧军,那不近似林黛玉和海明威……风中凌乱了,不敢想象。
夫妻生活不和谐,精神世界也难相融,不肯分离也是共历患难习惯了,“这种感情是强烈到什么感情也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萧军是个仗义的人,这对于到处流离的萧红来说,是个最大的吸引力。萧红总是说我还爱他,那你爱他什么呀?她不说别的,“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仰仗依赖是爱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啊,林妹妹。
萧红和张爱玲,是20世纪文坛的两朵奇葩,她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相同点:都姓张,生在富足的家庭,成长中都基本缺席的母爱,暴躁的父亲,没有存在感的弟弟,寂寞的童年,被家里囚禁,由年老的长辈或老仆带大,离家后遇到不靠谱的男人,缺少妻性和母性……她们的人生色调是两生花似的相互映照,在命运暗合之处,两股涓涓细流汇在一起,更多的时候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张爱玲和萧红在小时候,就是两个非此则宁无的犟种。
萧红写自己和祖父赶鸭子的场景:
“赶鸭子,鸭子掉井,捞出来好烧吃。”
祖父说:“不用赶了,爷爷抓个鸭子给你烧着。”
我不听他的话,我还是追在鸭子的后边跑着。
祖父上前来把我拦住了,抱在怀里,一面给我擦着汗一面说:“跟爷爷回家,抓个鸭子烧上。”
我想:不掉井的鸭子,抓都抓不住,可怎么能规规矩矩贴起黄泥来让烧呢?于是我从祖父的身上往下挣扎着,喊着:“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
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
张爱玲写自己小时候迎接新年的情景:
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儿,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儿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家人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然而还是不同的,张爱玲被拉起来,被按在小藤椅上,被穿鞋,她就只是哭哭。其实,小时候的张爱玲,有点儿天然呆,很好摆布的。
萧红就不一样,北方冬天冰封的大地硌着她的眼睛,难免有野性在悄然滋长。她要挣扎,她不从,向着她认定的东西奔去。
这种性格的差别,也有地域的原因。东北的萧红天真温暖热烈,上海的张爱玲冷眼苍凉,在西方和传统文化交织、逐渐变得金属质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就产亦舒。
作者的语言是打开他文字世界的钥匙。评论文字有一种危险性,就是很容易被拐带到作者的语言风格上,谈萧红用萧红体,谈张爱玲说不定就往张腔上滑过去。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读萧红的文字,像柔韧的纸张割心,起先伤口细小,难以察觉,被她文字的情绪继续掌控着,直到天色将晚,合上书,才发现心里微微地渗出了血。
所以,被称作林妹妹的萧红,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也是美人鱼在舞蹈吧,每一段文字,都是一场绞痛一场搏杀。
张爱玲呢,一个不惧将手术刀举向自己反反复复解剖几十年的人,她生命最后的岁月也是被文学的挫败和病体耗尽精血、枯寂着的吧。除了和友人通信带来一丝愉悦,张爱玲的世界就像个活死人墓。
所以,一个人有个独立的房间,不只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建筑结构意义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最大限度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为时有脆弱的灵魂建造一个坚固的容器,不然就算躲进房里,也不能安生。
经常有一堆名言,自古才命两相妨、诗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类的。从创作的源泉来讲倒是不错,然而作为创作的环境就不一定说得过去了。
不信把普鲁斯特扔贫民窟里试试,能活过一年就不错了。越敏感细腻的灵魂越寄居在脆弱的躯体上,他们发出的光芒,也似侠客决战前夕自残激发潜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以缩短生命的长度来获得生命的浓度。
萧红是双子座,对于双子座这样的风象星座来说,内心总有不安分的因子在捣乱,平淡的生活是牢笼,风的生活就像导火索一样,激起她文学的火花。可是当她把自己置于旋涡之中,她的敏感和脆弱,又要开始寻求安全和温暖了。
而张爱玲,是喜欢平衡与美的天秤座,和谐宁静才是她要的生活环境,“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类的。在美国,文学创作上的水土不服对张爱玲是一个打击,而照顾生病的赖雅、拮据流离的生活、强迫症的困扰也是她创作枯萎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看多了《飞跃疯人院》,对精神病人的看法已经矫枉过正了,觉得精神病人比正常人更正常、更天才、更像天使。应该押他去精神病院看看,或者多看些纪录片也好。估计那些脑袋已经混乱成一锅粥的精神病人,宁愿捋顺了脑子的毛线团,也不愿被看作天才。
这里有个阈值,轻度的精神病人可能思维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变成凡·高那样的。最重要的是,中重度的精神病人,他们的思维会断裂、扭曲、混乱甚至消失,即便真是天才,在经历了前期井喷似的灵感之后,最后的人生多以自杀或彻底报废为结局。
在伍尔芙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她受惠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部分,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到了最后,随着病情的发展,带来的必然是创作能力的丧失。伍尔芙在给她丈夫的遗书中写道:“我感觉我快要疯了,我不能让这样可怕的情况继续下去了。我恢复不了健康。我听到一些声音,这让我不能够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
完成一项工作需要的最基本的能力是注意力集中。如果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创伤和疾病,注意力彻底涣散,脑子里只剩一堆堆魑魅魍魉扑棱着乱飞,就别指望能完成基本的思考过程了。
觉得患精神病特洋气、特天才的人类,不妨自己和自己使劲较劲,死命钻牛角尖。但是要掌握好尺度,再高一点儿,人就废了,再低一点儿,文就废了。就在正常与崩溃的摇摇摆摆的空间内,请你自由地神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