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41年离世，之前已有名气，张爱玲1942年登上文坛，不可能不知道萧红，上世纪30年代她们同在上海，上世纪40年代她们同在香港，但是人生并无交集。忍不住猜测，如果别人问张爱玲对萧红的看法，张爱玲会怎么回答？互相欣赏还是互不买账？答案已经无从得知。
很多人被张爱玲的“萎谢了”给忽悠了，虽然这确实是她当时绝望痛苦之心境。然而她顶多打蔫一时，她不是为爱而生的女人。作为理性的天秤座，她性情虽敏感、多疑、自闭，但不剑走偏锋。从她的童年直到美国生活前期，她都没有放弃过交友的尝试，虽然这开放的门十分狭窄，而且充满戒备。
私语录中，张爱玲对邝文美说：“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我已近满足。”
邝文美说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不时说出令人难忘的警句来”。
因为知己难得，后半生，张爱玲对邝文美不断地写信表白：
“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
“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安排得多好！”
“我至今仍旧事无大小，一发生就在脑子里不嫌啰唆——对你诉说，暌别几十年还这样，很难使人相信。”
“像你这样的朋友，不要说像自己人，简直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这种热情，让人想到杜甫和李白那一辈子的友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金风玉露一相逢，分别后，杜甫仍是怀念，隔着山高水长，给李白写出了一首首滚烫肉麻的诗。
有人说，不论男女，最好的知己，都接近爱情。
弟弟
《秋日传奇》里的大哥一直很郁闷：“我依所有的规矩做人，你却从不守规矩，可为什么他们每个人，森姆、父亲甚至我的妻子，全都爱你胜过爱我？”
其实命运很公平——乖孩子得到了世俗的幸福，叛逆的孩子浪迹天涯，追寻自由，得到父母和观众的喜爱。
《她比烟花寂寞》里，小时候的杰奎琳·杜普雷虽任性，也只是像个被娇宠的小女孩而已，直到28岁多发性硬化症开始发作，她的音乐生涯被迫中止。丈夫只爱被笼罩在大提琴光环下的妻子，不能再拉大提琴的杜普雷令他失去了兴趣。病症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神经，杜普雷的精神开始走向癫狂。不明所以又无能为力的姐姐希拉里，就像徒劳地敲一扇打不开的门，不停地喊着妹妹的名字——杰奎琳、杰奎琳……然而杜普雷用狠狠的嘲讽赶走了前来探病的姐姐。女艺术家们疏狂、傲慢、疯狂，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家人，她们对恋人不狠心，恋人是她们理想的投射对象，她们不消耗完毕舍不得离开。
冰心把弟弟们比作三颗星星，兄友弟恭的氛围也显示了一个有爱家庭的成长背景。巧的是，萧红和张爱玲各有一个弟弟，萧红眼里的弟弟“从小就苍白，不健康，而今虽然长得很高了，仍旧是苍白不健康”。张爱玲的弟弟在外人看来“很胆小，人也怪怪的，不敢正眼瞧人，是躲在窗后或者门后张望的那种”。没有人知道这些弟弟的心态，在家里他们是透明人，没有存在感，不受父母疼爱，对姐姐来说可有可无，甚至下人都可以轻慢他们。他们都有个让家里头疼的姐姐，一旦发生对峙，只能靠弟弟在剑拔弩张的两边来回交涉。姐姐们逃家之后，弟弟们上门来做说客，战时的使臣最悲摧，弟弟没有任何纵横捭阖的能力，只会唯唯诺诺地前来恳求，回去吧，回去吧……
有很多手足情深的佳话，凡·高的“提款机”弟弟提奥，友恭得像连体婴儿的王献之和王徽之，但是这个佳话没有发生在萧红和张爱玲身上。
陈少聪说张爱玲：“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来说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
实际上，她不能和亲族的人建立起任何亲密的关系，并对此充满了恐惧和逃离。在家族亲戚之间的成年男性面前，经常手足无措，去邵洵美那里脸都很僵，反倒是和姑姑、表姐等女性亲戚相处比较轻松。
张爱玲不是完全冷血的人，只是她的暖有限量、有方向，只给少数人。这里面没有她的弟弟。
“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她的弟弟一次次可怜巴巴地偎上来，像个小猫一样，她不但不能够给这个弟弟任何实质上的帮助，甚至不知如何和他相处。要知道，小时候她曾恨不得隔着被窝搂紧了他，压碎他，连连亲吻他。
她慌张、无力、焦虑，也许他让她想到自己投靠的不堪，也许是弟弟带来家里的气息让她不快，他的可怜让她觉得自己的力绌，她终于狠狠心，推开了他。
去那边
“去那边”，去姨太太的小公馆是一种什么人生经验？只有父亲多妻妾或者父母离异家庭的孩子才能体会得到。
《烟雨濛濛》的开头，是依萍去父亲的另一个家要生活费。她怀着复杂的心情去“那边”，尽管每个月都来，可是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地方仍然像个未知的异域，每次都要重新打量一番，每次都会有崭新的切肤式的感受，愤恨的、不平的，甚至……好奇、卑微。依萍“对那‘陆寓’两个字狠狠地看了一眼，陆寓！这是姓陆的人的家！这是陆振华的家！那么，我该是属于这门内的人呢，还是属于这门外的人呢”？
黄逸梵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张爱玲还年幼，还没有长到和父亲的姨太太争宠爱的地步。亲生母亲并没有在她的早期记忆中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所以她对姨太太的小公馆并不怎么反感。
“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跟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所以张爱玲对父亲的姨太太很有好感。
姨太太“长挑身材，苍白的瓜子脸，梳着横爱丝头，前刘海罩过了眉毛，笑起来眼睛眯得很细”，这段话如果去掉了主语，来猜人物是谁，也许会有人以为是张爱玲，其实是张廷重的姨太太老八，《小团圆》中的形象是爱老三。这形象又有点儿像黄逸梵，说不定张廷重的审美观一直没怎么变。
“爱老三晚上独自带九莉出去，坐黄包车。年底风大，车夫把油布篷拉上挡风。爱老三道：‘冷不冷？’用斗篷把她也裹在里面。在黑暗中，爱老三非常香，非常脆弱。浓香中又夹杂着一丝陈鸦片烟微甜的哈气。”
这种亲密的肌肤接触竟然毫无违和感！小张爱玲就任由姨太太搂在怀里，她身上香甜的气味也无不妥。对比之下，因为不虞之隙，求全之毁，和黄逸梵的接触，竟然让小张爱玲十分拘束和不适，连和亲妈拉手都觉得骨头硌得慌。
张爱玲又写下了车的姨太太：“灯光雪亮，西北风呜呜的，吹得地下一尘不染。爱老三揿了铃，扶起斗篷领子，黑丝绒绽出玫瑰紫丝绒里子，一朵花似的托住她小巧的头。”
多么惊艳的意象，让人想起一首诗：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
天地有肃杀的气息。整个世界像是劈成了两半，背景被黑夜把持，近处却被照得亮光闪闪。在这样的景观里，色彩的对比也很壮丽—— 浓烈的胭脂色与紫色和着塞上战士的号角；玫瑰一样的紫色里子花苞一样立在脖颈上。
张爱玲在父亲和姨太太面前背书，“越是怕在爱老三面前出丑，越是背不出”。张爱玲没有尝过那种无条件的母爱，她要得到的母爱都附带着条件——要母亲满意，才会给她一点儿爱。即使姨太太不理她了，她仍然怕在她面前出丑，怕自己的笨拙让姨太太不满。
当姨太太最后搬走的时候，听到下人们说她的坏话，张爱玲总是护着她：“我倒觉得她好看。”
继母来得不是时候，张爱玲正在敏感的少女期，对她十分抗拒，听说她要进门，竟急出病来，想推她下楼。烟铺上，父亲、继母、弟弟三个人构成一幅家庭行乐图，很自然，显然没有她在内。
而且继母常常把旧衣服给张爱玲穿，对于张爱玲这样对美有着天生敏感的人，少女时代，身体开始抽条，就被罩上领口发了毛的旧衣服，永远的紫红色旗袍，像酱牛肉的颜色，而且旧衣服一件又一件，永远穿不完。
相比之下，走了的姨太太曾经为小张爱玲做漂亮的衣服，而且两个人穿的是母子装：“做一套一式一样的，雪青丝绒衣裙，最近流行短袄齐腰，不开叉，窄袖齐肘，下面皱裥长裙曳地，圆筒式高领也一清如水，毫无镶滚，整个是简化的世纪末西方女装。”
对于父亲的续弦孙用番，张爱玲是怀着“情敌”的目光看她的，恨她夺了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弟弟。而对于父亲曾经的姨太太，她甚至是带着一点儿爱的，有点儿怀念的。在母亲缺席的童年，她曾是张爱玲替代性的母亲，是她服装审美的引路人。
也重衣衫也重人
张爱玲曾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是为别人而打扮的。”
女人研究穿衣搭配，基本上是给同性看的。至于为了自己的心情而美丽什么的，要是一个人每天打扮得光艳照人，可是没有一个同性多看她一眼，赞美她的服装和妆容，如此持续一百天，你看她还有那个精心饬的劲头不？
张爱玲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有了点儿钱，使劲买衣服。这也是尽君一日欢的活法，她身着华裳，出入沙龙和聚会的奇光异彩，也就短短几年。此前此后，她的命运，被家里、被乱世调乱了弦，哪有闲情过舒展的自在的生活。在美国，拮据的日子里，张爱玲和赖雅去商店，看那些布料和衣服，张爱玲给他讲解那些图案中的风物，说到最后，没有钱买，也就走了。
年轻的张爱玲对衣服迷恋到什么地步？陪胡兰成逃难，她都“穿着乌梅色窄袖棉袍，袖口开叉处钉着一颗青碧色大核桃纽”“像舞剑的衣裳”。张爱玲写换装逃难的胡兰成，也是视觉上给他的穿着讽刺的一击——“她知道销声匿迹的困难，在他尤其痛苦，因为他的风度是刻意培养出来的。但是她觉得他外表并没改变，一件老羊皮袍子穿着也很相宜。”这就是所谓的“扒皮”吧。张爱玲够强势，就是不舍冷艳，就是不舍霓裳，死了也要美，而胡兰成呢，又想保命，又想端着。
张爱玲还囤积过布料，在她恋物癖的文字世界里，那些布料都是一幅幅画：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配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 Gogh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真美啊！
鲁迅也一度想当个时髦青年，通过看美学书，自学了服装搭配。后来还去指导萧红：“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人瘦不要穿黑衣裳。”
想象鲁迅和萧红谈穿衣的场景，虽然很萌，也可以忽悠萧红，但论点似乎不让人信服。
这不是时代变迁人们审美眼光变了的缘故，几年后的张爱玲，就不喜欢同色相配，观点和现在的人差不多：
“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板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
鲁迅没能活到张爱玲登上文坛，不过基本上可以判定，他嘲讽张爱玲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张爱玲欣赏鲁迅是无疑的。鲁迅和张爱玲有一点儿相似之处，就是他们的机警和怀疑，从来也不会热忱地相信任何一个团体。见过大家族的没落，长着一双毒眼，就像地震前的小兽，从周边的鸡鸣蛙叫就能预知更大的破坏。有些人讨论鲁迅活到1957年会怎样、“文革”会怎样，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不大，新政权建立后鲁迅可能观望一下，然后，和张爱玲一样迅速跑路，套上轮胎当救生圈也要偷渡逃港的那类人。按李霁野回忆，鲁迅去世前，冯雪峰正从延安来，“鲁迅先生故作庄重地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
解放初期的张爱玲，吃得也杯弓蛇影起来：“他家的螃蟹面的确是美味，但是我也还是吃掉浇头，把汤滗干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在大陆的情形下还这样暴殄天物，有点儿造孽。桌上有人看了我一眼，我头皮一凛，心里想幸而是临时性的团体，如果走不成，不怕将来被清算的时候翻旧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