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全国招生
朱辛庄，“第五代”诞生的地方
1977年10月20日，恢复大专院校统一考试的通知一经发出，犹如一声春雷，给当时还在农村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恢复大学本科各专业的招生，这是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正式招收本科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由于考生太多，进行大规模淘汰之后，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参加文化考试。
事实证明，全中国1977年和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是此前和此后都少有的质量优秀、人才辈出的群体。北京电影学院“78班”更被看作是中国电影的神话，“第五代”作为一个庞大的艺术群体从这里诞生。
朱辛庄，“第五代”诞生的地方
被逐出城区的校舍——朱辛庄从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到1970年，校址是现在海淀区小西天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集团所在地，1970年迁至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1969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全校师生下放到城郊各县务农和教学。1970年，江青想办一座延安鲁艺那样的艺术大学，决定将音乐、戏曲、舞蹈、电影的教学都集中起来，名称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于是，4所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奉命迁址，来到这片农田环绕的校舍。
不久后，朱辛庄就只留下北京电影学院一家，直到1985年才迁至现校址。或许当初没有人想到荒凉的朱辛庄竟成为中国新潮电影的摇篮，仿佛绝处逢生的惊喜。老师们的宿舍在小西天，一到晚上老师们都回城了，朱辛庄就成了学生们的天下。或许正是因为被逐出城区的朱辛庄自成一体，保持着与城市的距离，一群特殊的叛逆者才在这里骄傲地孕育。
破格录取特殊人才张艺谋1978年5月，电影学院在全国设立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而西安考区是电影学院丰收而归的一个重点考区。就在西安考区招生工作已近尾声的时候，摄影系的几位老师接待一个沉默寡言的28岁超龄考生——张艺谋，他比国家规定的考试年龄超过5岁。当时参与摄影系招生、也是摄影系“78班”的主任教员郑国恩曾回忆道：“他拿来自己好多作品给摄影系的教员看，我们看出他的专业水平确实是很高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拍照片、买相机还曾经卖过血。”教师中也分为两派，一派强烈希望破格准考，另一派坚持说制度不能随便改。
招生工作结束，录取通知书已发，当时文化部部长黄镇下达了两个指示：建议扩招和希望破格录取超龄的特殊摄影人才张艺谋。于是原定的120名考生扩大到150名。与张艺谋同时进入摄影系的还有顾长卫、侯咏、吕乐、张会军、赵非、王小列等，而导演系更聚集了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彭小莲、胡玫等优秀人才，美术系则有何群、冯小宁、霍建起、尹力等等，他们后来都大有作为。黄式宪先生认为：“正是废除了‘文革’时的‘推荐入学制’，重新恢复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使得十年左右积压下来的优秀学生聚在了一起，他们和灾难一同成长，有极为丰富的阅历和十足丰沛的感情。其实那时真正尝试了现在所呼吁的‘素质教育’也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奇迹。”我们的老师主张打倒我们的老师陈凯歌后来接受日本导演大岛渚的采访时曾说：“我们的老师主张打倒我们的老师。78班”成功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应当是机遇好。电影学院的老师们也刚从干校回来，对于重新教学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苏联电影到好莱坞电影，再到欧洲艺术电影，直到现在又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好莱坞电影，其实是学生与老师共同摸索出来的。
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电影接踵而来，为了更多更早看到新片子，美术系和摄影系创作小组巧手绘制的电影票使得不少“内参片”成为“第五代”汲取的营养之源。每个人都有读片笔记，田壮壮看马丁·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11遍；张艺谋当时喜欢特吕弗的《四百下》和费穆的《小城之春》；李少红看过《罗生门》后思考了很久；陈凯歌对于《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情有独钟；侯咏认为30年代吴永刚的《神女》无与伦比；顾长卫喜欢《天堂的日子》、《恋人曲》的恢宏、神秘、灵气光的处理。无论怎样，跟中国以往的电影有所区别，变革电影语言成为这些人心里“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凯歌语）。
1979年《泪痕》《苦恼人笑》、《生活的颤土》
“伤痕电影”反思“文革”
“文革”结束后，电影界重新开始在“文化荒原”上建设。“文革”留给人们心灵上深重的、难以根除的伤痕，这在文学界直接表现为“伤痕文学”的出现。随着“人啊，人！”的呼喊声，人性的觉醒与人性的讨论开始“浮出海面”，中国似乎重新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感伤、迷茫与叹息交织的氛围中。
电影复兴之初，“伤痕电影”便以普通人的视角演绎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悲剧故事，提醒人们记住伤痛与血泪，记住政治浩劫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无法抹去的烙印，而这一系列“伤痕电影”的出现也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书写下独特而意味深长的一笔。
累累“伤痕”化为力量的源泉1979年，无论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史还是文化史上，都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年头，对于电影史来讲同样如是。各大制片厂共生产故事片65部，出现了不少优秀影片。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少影片带有很大程度的实验性，正是他们的努力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少年轻导演也纷纷冒头，他们的大胆尝试为“中国新电影”运动拉开了序幕。
杨延晋与滕文骥的巧合碰撞1979年有两部“伤痕电影”特别引人注目，一部是上影厂出品，杨延晋、邓一民导演的《苦恼人的笑》，另一部是西影厂出品，滕文骥、吴天明导演的《生活的颤音》。两部影片同获当年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影片奖，这对于几位“而立之年”的导演来讲是很大程度的肯定。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南一北”的导演类似的背景或许是不约而同崛起的起点。
滕文骥1944年出生于北京，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音乐，从小的理想就是献身艺术。由于当年音乐学院并不招生，他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校不到两年“文革”开始，学校被迫停课，196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场记、助理导演。杨延晋出生于1945年，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73年进入上影厂，改学导演。两人在同一年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并在导演手段上做了大胆尝试。
”伤痕”后的辉煌二位导演的处女作均获得广泛赞誉后，在80年代达到自己事业的最巅峰。如同人们对于十年浩劫的痛苦反思之后，“人”被重新发现和认识，累累伤痕是负担，但同时也是力量的源泉。
西影厂（西安电影制片厂）比起老牌的上影、北影和长影厂来说是非常年轻的，从1956年成立到“文革”结束并未有太大的发展，也没有拍摄出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影片。正是1979年由滕文骥、吴天明执导的《生活的颤音》广受赞誉而从此拉开西影厂阔步前进的序幕，此后《西安事变》、《人生》、《老井》、《红高梁》、《黑炮事件》、《盗马贼》、《孩子王》等一大批优秀影片出生于西影，并在各种国际电影节抱奖而归。
而滕文骥导演也在80年代拍出了《棋王》、《都市里的村庄》等优秀影片，并从《生活的颤音》开始，以《黄河谣》、《春天的狂想》等延续音乐片的尝试。
杨延晋导演则在执导《苦恼人的笑》一展才华之后，于1981年拍摄出一部更显功力和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小街》，这部影片公映后反响很大，更有学者称该片在电影叙事上的革新行为，堪与稍后出现的《黄土地》媲美。1985年他执导了《夜半歌声》后又有《T省的八四、八五年》、《女市长的私人生活》、《少女与小偷》等片，并投拍了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后与台湾著名女作家玄小佛结为伉俪。
“悲剧皇后”潘虹初上银幕潘虹，23岁出名，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在日本东京电影节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的命运宠儿。潘虹在内地享有“悲剧皇后”的美称。1973年，潘虹以自己朴实无华的表演赢得了老师们的赞许，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是由于潘虹耐人寻味的眼睛，被导演杨延晋选中做了电影《苦恼人的笑》的女主角——位在讲真话还是说谎中徘徊的女性，并一举成名。这也是潘虹拍的第一部电影。
潘虹曾在发表的日记中回忆道：“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现在摆出来的照片中只有一张是留着长发的。那是我做女孩子时拍的，那时刚从戏剧学院毕业两三年，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又不断编织着梦想的年龄。大家都想成为一个明星，都想拥有一个白马王子，我也不例外。尽管我在该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年轻过，从我毕业后演的第一个角色《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开始，就开始演妇女，演那种有家庭、有孩子、有丈夫，很早很早就把所有的挫折都受够了的女人。回头去想，这种感觉也好也不好，可我确确实实是从那样的时候走过来的，时至今日，多少还带点那时的印记。我留着它，就是想提醒自己，我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年代。”
1979年《小花》横空出世
报晓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讲故事的顺序在影片里被不时的回忆和梦境所打断，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小花》上映后的空前反响使得该片与《吉鸿昌》、《泪痕》齐头并进同获“文革”结束后首届（即第3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值得注意的是以《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为标志的创新浪潮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观众涌进电影院，重新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谢添错过执导《桐柏英雄》《小花》改编自前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小说主要描写的是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如果当时按照那样去拍，肯定无异于又是一部军事影片。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上影厂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不夜城》、《铁道游击队》等军事片，后来导演了影片《山林姐妹》，还做了几部翻译片，尤其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很感兴趣。
“文革”刚结束不久，那时我手里没有什么剧本。《桐柏英雄》这个本子本来是谢添和我爱人潘文展他们要拍的，他们几个人1977年拍了一部叫做《春天》的影片，我有点兴趣想接这部戏，就问谢添还拍不拍，他说不拍了，我就向汪洋厂长申请，经同意后开始组班子。谢添错过执导这部片子。当时或许谁也没想到《桐柏英雄》后来会成为《小花》，而谢导后来导演了《甜蜜的事业》同样很受欢迎。
陈荒煤提议增加“人情味”这部影片原来的名字叫做《觅》，意为寻找的意思。影片后来花大力气改编的过程就是在“觅”最合适的表现方式。摄制组已经到了外景地，一天早晨我在河边洗脸，我们的摄影师云文耀很恳切地对我说：“老张，我觉得调动那么多部队拍战争场面何苦呢？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试其他角度。”我很高兴地回到屋里，把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叫到一起，大家一起出主意，有说“新现实主义”的，有说“意识流”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主要着力表现兄妹情义，把人物命运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而不是战略思想，总之想区别于以前常规的军事片的方式。
厂里有意见怕我们出乱子，而北影厂的艺术顾问、老导演谢铁骊，以及厂里很有威望的摄影师聂晶都支持我们的做法。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还给我们提出增加强调“人情味”的几场戏，后来在影片上看到最感人的那段翠姑跪行台阶抬担架上山的部分，就是陈老提出的建议。
那些可爱的年轻人说起《小花》，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演员。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特别有感染力，还要感谢已经过世的作曲家王酩。那时他跟着我们摄制组一同体验生活，在创作这首歌时真是煞费苦心，如他的名字“酩”一样，他喜欢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时偶然间灵感萌生想出这个旋律，他连续哼唱还找到刘晓庆试唱，录在小录音机上反复听。
刘晓庆本来是我们从四川借来的，我们看到她在《南海长城》中的表演很是欣赏。唐国强同样很年轻，刚刚结婚，他非常用功。刚来剧组的时候他有点发福，后来苦苦锻炼了一星期，瘦下去了，人也黑了，但却显得非常精神。找陈冲来演小花的过程更为波折。她在谢晋导演的《青春》里第一次亮相，演一个哑女，非常淳朴和动人。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刚刚18岁，学校不同意她演戏，她外婆也不同意，后来我们亲自到上海总算说服了她的学校和家里人，而那个胖胖脸的陈冲因为“赵小花”这个角色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时也不到2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