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业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 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的，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么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激烈的工潮时期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
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国，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生了——不论是否得到领导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用硫酸来灼伤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
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时期，曼彻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轻的埃士顿，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枪杀了，凶手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
纵火和企图进行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图炸毁谢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重大的。
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谢菲尔德附近谢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把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
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图纵火焚烧爱恩司华斯-克伦普顿工厂，但没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内这已经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图焚烧这家工厂了。
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谢菲尔德市参议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4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谢菲尔德市伯爵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
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锯木厂里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来的一包火药引起的，损失重大。
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谢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烧得精光。
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
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国，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
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所谓格拉斯哥的萨格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女工来代替男纺工而被工人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叫做麦克弗尔逊太太的被杀死，两个凶手由工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奎利的工贼被枪伤，工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莱安的也被枪伤了；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捕获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在1837年5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大约有十个工贼遭到痛殴；同年7月，骚动还没有平静下来，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员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伍德工厂，他们被认为犯了罪，并被判流放七年。对这件事情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
资产阶级代表
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
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