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物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人是行动着的物，人去掉，它静美下来；物是细细碎碎的人，投照出的人意越大，越见其盘桓而不朽。《红楼梦》洞悉人对物的这层关系，谜底即一顽石，纵写满它逍遥人间的故事，荒野里一弃物而已——不贬低，也绝不看高。如果有可能，情愿那些与我有关的人不要像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太多的路他们走过，太多的器皿他们拿起、放下，他们的指纹、脚印和体温，乱花如烟，于我：弥醉不忤。不过话说回来，“欲将废之，必固兴之”，世界本是强加于人的，飞鸟振一振翅膀就消失，野马奔起砂石不必再把它们摆好——作为人，死去活来；它们死去不必活来。
人是那么短暂，岂敢爱之？推门而去，挤在屋角喊你名字的全是回忆。物如恒久，爱之何患？在它业已重重叠叠的伤痕上加我这一点、去我这一点，罪愆推给运命，随时溜之大吉。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清清楚楚。而人的遗憾恰在于：说得通，但活不过。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爸爸的日记
这次同爸妈在英国这边度春节，才知道爸爸又恢复了写日记。
爸爸年轻时候功课一般，据说语文还不错。今天看有两个证据：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很快。犹记得当年妈妈写支部活动的材料，爸爸在一边出思路、组织语言，妈妈写几笔，念一念，非得把一句话夯瓷实了才下一句，我当时就想：归我爸干的话，还不唰唰几下就交代。家里有几本老影集，扉页上题着我爸年轻时写给我妈的话，不用继续翻看，就那几句话咀嚼去，80年代扑面而来——它像一只安放青春的玻璃匣子，火苗在里面静静地烧，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在，不灭，也非灼灼。那些只言片语是我能读到的我爸最早的“日记”，都有日期，抒情或流水账。
我从识字起就一直在写，某年是谁送我一沓日记本，把那几个本子写完就不再写日记。本子用完是一个借口，我爸没事就看我的日记才是本因。这点我爸颇“对不起我”。通过日记，他发现我正读的书，然后干预，把我拽出去、推回去，继续地背英语、做数学题；也是通过日记，他了解到我对背英语和做数学题的排斥，格外言之凿凿地批评我“学习态度”成问题。
到今天方看出后果。我的英语是出国后才正经学的，先前的 “英语考试学”几乎一点用没有；数学是不必海量做题以后才觉悟其美丽之处的；最糟糕是书读得少了，现在即便恶补，童子功耽误掉，属于天才的那部分东西永远给埋没掉。人多少都有点天赋，但如鲁迅所言，若缺乏培养天才的土壤，他们便万难成长及成就。这倒不是中国独一份的问题，但中国的老爸们面对土地，多以犁斫之，然后种满庄稼并同时启动金黄满仓的美梦——横不管有些地是长草的，有些地用于采石头。当然，仅就我们家的情况，是我看他题在影集上的“日记”在先。后来他真的就坐在我的书桌上，每早每晚写上几笔，我倒不看了。——十八九岁，假自尊而已，好奇心其实是相当重的。
不看的另一点原因是我清楚我爸写的是什么。那段时间他之所以连续记日记，在于我妈大病未愈，情况很不稳定，我又适逢高考，他心里极烦闷，又必须演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明知道他强撑着，但我很邪恶地宁愿看他强撑着。如果他有半分涣散，欲借一个拥抱得片刻宽慰，我们谁能腾给他肩膀呢？话说回来，为什么每次他都能腾出肩膀给我们？男人的一生都是背水一战，值得依赖的援兵就是他心的韧性。
我早就不在日记里掏心掏肺，并常用隐喻、曲笔，他看不懂也憋着不好问；有几次开窗户把他摆在窗台的日记本带到地上，随夜风吹开的几页看进去，全是我爸的实话。可能我爸早看穿了这一层，他把实话说尽，就让我看。我曾经说的那些实话在人生的坡底下，他的这些话在坡上面，随便推下来都如万马奔腾，我的话得跳多高才蹦到他鼻子以上？——由此，我也逐渐理解：为什么老人家吐口而出的东西年轻人气喘吁吁才拼兑出来？年龄、阅历可以多么轻易地兑换成智慧，还信誓旦旦，一副不许商量的样子。造反从来不容易，挑几处错误猛打下去好说，你是否下得去这手？是否在云淡风轻、不急不慢的对手面前还笃信自己是对的？诸葛亮只能在变老头子以后唱一唱空城计，赶上司马懿也是老头子。若楼上楼下都年轻或一人初出茅庐，可不会一个弹琴一个就愣愣地听他弹琴。——罗贯中这一段改得实在好。
那段时间过去，我爸的日记似乎就停下来。偶尔一写也是扯片纸就沙沙地下笔，头一会儿就抬起来。未曾排查，不知他青年过后还有没有在日记里单纯地抒过情。看男的抒情总归是别别扭扭的事，他们抿着嘴，做起事来一个多余动作都没有的状态，是我认为最好的抒情。文学上姑且叫做白描，其实就是把生活直接替换为对生活的记载，没有修辞，就这么一问一答，不问就不答。
在伦敦、剑桥这里写的日记就是这样，他读给我们听，是那种再流水不过的流水账。但水自流淌，全不必落花多情。我在他的纸片上填上旅馆的英文名，似是第一次我们合作完成一段日记。日记岂有合作之理？但发生的是时候，在那个点儿上，时间就给我们让了一步。是时间让步了，我既不是老头子而他也不算老，但我们一个弹琴，一个坐下来听。“若不执我，无烦恼故”——翻译成我爸临走时的话：“明天晚上可以喝酒！”
“如登宝山”，“如归故乡”是人的两种乐极，宝山在前路，回忆是故乡。对人最通俗的比喻是“硬币”，前面花里胡哨，寓意着不同人对未来固执己见；背后同一图案，仿佛大家朝后望的方式相去不多。我愿意看一看人们的背后，看看人们望回去时深深浅浅的眼神。在未来的维度，时间不会太乱，未知着，且走走看，于是一天是一天，一年是一年；往后看就可以组合时间了，把自己加进去更好，时时地旁观，假设我们已无遗憾。
抒情的话出口就俗，如明媚的晨光一睁眼就日暮。人与人的距离真难拿捏，或者我们都拿捏失败——不过做了耶稣，总背着一个父亲在世路上走。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2月19日星期二
年根儿起
前年还是大前年，过年的时候姥爷说：“再聚齐就不容易了。”知道那是迟早的事，没曾想来得这么快。自我发配到斯旺西这个地方做交换生而留下来读研，眼见就要错过第二次团圆饭。——团圆这件事，同洁净的空气、晴朗的阳光似的，身在其中不觉有什么，一旦被拿去，头不是头鼻子不是鼻子的。
这两天经常收到当地华人社团的邮件，通知春节期间的各种活动，其实也挺丰富，但有不少是拿给外人看的，比如功夫表演、茶艺表演什么的。想想很对，这不就是所谓发扬传统文化吗？只是我不晓得具体谁来做表演，担纲此类文化使者的角色，想必同学老师里还是藏龙卧虎吧。更难想象这些洋人（其实在这里我们才是“洋人”）在心底里对这些文化符号的反应，说陌生他们也不很陌生，当地朋友就问过我是什么生肖以及中国拳师在开打前都有什么礼仪；说熟悉呢？当然也不算熟悉，就如同我们中的多数人基本闹不清楚他们的耶诞节、复活节是怎么回事。
过去通过电视新闻什么，常看到官方主导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在场，但中国人不在，只见一片中国官员——不许多说话，只许拍手和僵着脸笑。这么说全是因为中国人身上如果存在“官格”，是一定压抑其“人格”的。——人是有一个说一个；不像官员，一串一串地挂上去，风一吹朝一个地方卷。斯旺西这边的中国年活动据说就是一些同学和学校的国际处合作弄的，市政上肯定也帮了忙，但民间主导。如此一来，中国文化在场，同时中国人也在场——那些混淆着羞怯感、好奇心和鲜明的生命气质的中国年轻人；洋人拌进这种气氛，和在那种言不由衷的外交场合生硬地吞几下中国文化应该不同。
下午上课时，见主楼前已支起了宣传中国新年的摊子，斯旺西这季节不下雨就刮风，摊子上吊着的纸灯笼于是在风里使劲地抖着。桌上摆着一些拨浪鼓和折扇，可能正在上课时间，不见谁停下来抚玩。这和我逛旧货市场，当地人捏着中国式样的艺术品交头接耳不一样。——要说这拨浪鼓，战国时期就有，满蒙汉藏又不甚一样，比较常见是藏人手里搓着这个；看它的样子多半是祭祀里来的，状如一颗巫师的脑袋，秃顶、两撇辫子。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作兴不作兴这个，我小时候是常玩的，一直到学龄，玩坏了好几个。又听说货郎挑担子时要摇这个，收旧货的也打着小鼓穿街过巷，那意思“我来了”。——当然，这些基本是我出生以前的事，现在的孩子，尤其家在高楼，非电梯不能上下的，更是不得见了。
折扇的话，有一种说法，它是打日本传过来的，时间约在唐宋之际，北宋方才流行起来。当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它是百分之百的土特产，“腰扇”云云就是折扇，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折扇文化是很成气候的，因为一方面皇上喜欢，宋太宗、明成祖、清高宗等等，老赵和乾隆爷喜欢我信，文化水准不高的朱棣喜欢折扇，就有附庸风雅之嫌了；另一方面，文人们喜欢，这多少和皇上喜欢有关，但一为文人喜欢上，各种讲究就造出来。出苦力的农民是无所谓的，小时候在农村，叔叔伯伯们都摇着大蒲扇，我睡觉嫌热，蒲扇也被我晃悠得散架，姥姥还要把它补起来，前几年回去：就有一面蒲扇缠着布条，在它所见，我只是离开过，但根本没长大过。——斯旺西这边摆出蒲扇来卖可能不相宜，毕竟这里的天气没那么燥热，洋人们估计还把它当成古式的网球拍。
来之前没想到，斯旺西这里有这么多中国人，留学生倒还不意外，有一些中国人就在此安家。已经不知多少次，教堂里碰见亚洲面孔我不敢上去认，还是当地朋友介绍我们：“都是中国人呢！”还有几个学着中文的逼问我们：“老乡吗？是老乡吗？”——为什么我不去认呢？因为看不太出来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标志说明显不明显，毕竟在衣着、发饰等方面没什么太特别的；说不明显吧，有时在一片黄种人里也能笃定地拔出来。和当地安家的上一些年纪的中国人闲聊，他们来这里平均七八年的样子，至多十年出头，英文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和社交，经常去教堂，和当地人接触的挺多。斯旺西这里没有唐人街一类华人的窝子，格外加剧了中国人融入当地生活的程度。伦敦倒是见过几代以前就出来的中国人，唐人街上开一家饭馆，服务员要么是当地中国留学生，要么从国内直接带出来的，与老板互相招呼的时候，乡音幽吁。推门，走进去，坐下：中国味满满当当。一待走出门去，丢开那门把手，花瓣便蓦地合拢，浓郁的芬芳自然也丝丝不剩。
看斯旺西的中国人，被同化的结果似乎是一定的，他们的孩子我见过很多，和当地孩子说的玩的都没什么不一样了；而伦敦那种以唐人街为主要活动区的中国人又似乎不会被同化，他们来这里的时间更久，但身上中国人的部分却更鲜明——看他们给顾客算账的样子，很中国；给顾客讲解菜单的样子，很中国；偶尔打个喷嚏，别过头去，那一套动作，也很中国。是不是说：只要在中国人群体的附近，就不容易被同化呢？没有实地考察过英国这边的犹太人，不知有没有犹太区，是不是这些犹太人也必须牢牢拧在一起，才能确保自己的民族成色呢？
不怀疑中国人的求生能力决不在犹太人之下，但我们和犹太人的区别至少在：犹太人有统一的信仰。犹太人强烈地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成为他们被打散在世界各地后保持民族特色——拒绝被同化的一种武器。另外，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十诫”，而且如割礼、不准吃猪肉、不准吃动物的血、不准吃无鳞的鱼等等逐渐发展成为犹太人的律法体系。他们身上共通的东西很多，而且很具体，就记载于人手一册的经典。长期以来，我们不可忽视——他们信仰的上帝其实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
中国人的共性究竟是什么呢？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顾准先生也同意这一说法，“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换言之，中国文化与政治权威过从甚密，政治作为文化的组织者和得力推手，更作为它的保护伞存在着。无中国政治，便无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即便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但过程是渐进的，不像政治可以轻易把文化的面貌大改特改。最典型的就是文革，在这么大的国家居然可以形成文化景观、文化习惯、文化消费对象的高度——甚者完全的统一；反过来：文化可曾令政治如此翻天覆地过吗？政治什么时候对文化如此地惟命是从？
就因为政治的封条在头上，中国人不可能像柏拉图似的认真思考“极因问题”，即便屈原、荀子等人冒出过类似的念头，也到达不了一神教中的上帝，更到不了“理念世界”。顾准先生认为：“‘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没有数学、逻辑学。梁启超也说过：中国没有信仰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