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夫听了郑刚的叙述，像听了一个凄美的情感故事。他确信他们两人的关系正如郑刚所说，尽管两人没有山盟海誓，也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却用正派的知识分子的含蓄、矜持、缠绵、柔情表明他们的爱是深沉而浓烈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深情相爱，达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这样一对深情相爱的恋人，未成眷属，定然有难言之苦。
于是，王大夫用低沉的声调问：“你们两人情深意浓，也就是说，你们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但是，最后为什么没能喜结连理、修成正果呢？”
王大夫的话音刚落，只见郑刚面部肌肉明显地抽动了几下，脸色也暗淡下来，黯然神伤地低下头，声音颤抖而嘶哑地说：“就在毕业分配推迟一年的最后时刻，冷梅在香港的父亲给她寄来一笔在当时看来是很可观的钱。”
“寄钱是好事呀！”
“问题是，钱是她父亲从台湾寄来的。”
“怎么？从台湾寄来？”
“冷梅的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是土木工程方面的专家。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后来又远渡重洋、漂洋过海赴德国和美国留学，现在寓居香港，在香港一家大公司工作。因为工程上的原因，她父亲经常前往台湾，这对于当时两岸关系十分紧张的非常时期，必然给她的家庭造成巨大的阴影，带来沉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以来，她母亲已经因为她父亲的缘故，多次受到冲击。这次冷梅父亲寄钱时还给她寄了一封被当时的‘革委会’截留下来的信。你想，那年头，大陆与台湾又不通邮，信是从香港转道寄过来的，必然会产生嫌疑。信的具体内容对冷梅来说也是个谜，因为她一直也没有看到这封信。据说，信中最要害的一句话是她父亲希望她毕业后到香港去工作，这差点给她带来灭顶之灾。那段时间，‘革委会’头头如临大敌，紧张得不亦乐乎。他们不遗余力，采取‘车轮战’、‘蘑菇战’——这些疲劳战术连轴转，五次三番近似审问般地轮番找冷梅谈话，把她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身心濒临崩溃的边沿。我曾多次找她，我相信她的清白、善良和爱国之心，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安慰她。可是，她始终回避，不肯见我。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小心翼翼地托一位和她关系十分密切的女同学带了封信给她。我记得信的大意是：
梅：……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而自己要走的路是可以选择的。
我知道这是一句政治原则话，可是，当时我也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宽慰她。我又开导她说，真正的美满幸福家庭是不多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托尔斯泰不是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
信中我还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我还记得，在信的末尾我还加了一句‘放眼憧憬看未来’来鼓励她，给她以精神慰藉。”郑刚讲到这里就停了下来，用伤感而悲凄的目光注视着面部十分严肃的王大夫。
“她没有给你回信？”王大夫非常认真地问，好像要为自己的重要判断结论索取证据似的。
“她没有给我回信。我又给她写过几封信，她始终没有正式给我回过信。只是通过他人给过我几次字条，每次字条上的话都非常简单，一般都是一句话。”郑刚语气十分沉重地说。
“什么话？你还记得吗？”王大夫马上追问了一句。
郑刚稍微沉思了一会，因为他在凝神追溯脑海中的痛苦记忆。他的面容有些苍白，说话有些软弱无力：“我记不清她给过我几次字条，也记不清这些字条的前后顺序。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或说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字条的内容，我都铭记在心，我想我今生今世是不会忘却，何况有些话她是反复提及的。像‘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在一起不会有好的将来’，‘作为男人的你，不应该儿女情长，辜负你父辈的期望’，‘忍受一时的痛苦，免受一世的苦痛’，这些话都是她反复提及的。她还说‘我不愿以自己的不幸连累别人’，‘真心相爱就要为对方负责，我不能影响你的前程’，甚至她还以‘今生无缘，等来世’这样的话来聊以自慰，作为对内心无比痛苦的解脱。”
王大夫听到这里，基本上已经知道他们两人的恋情最终没有喜结连理的原因。
郑刚又继续说：“中国自古就有红颜多薄命的说法，冷梅也是命运多舛。当时，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头头是一直紧跟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后来他竟然又和林彪的儿子林立国挂上了钩，拉上了关系，称兄道弟，关系非同一般。真是时代造英雄。‘文化大革命’那特殊的年代，也造就了一些昙花一现的‘英雄’。这位造反派头头算得上一位‘英雄’。他年纪轻轻就很有‘政治头脑’。他知道也相信‘朝中有人能做官’这句中国官场的名言。他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想要找到靠山，通过林立国和林彪拉上关系，这机会可真是千载难逢。因为，那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已经庄重地写着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位造反派头头私下向他的属下训话时，就大言不惭地说：‘搞政治就要冒险，掌大权、干大事，不冒险能行吗？！要么成功，要么玩完。什么政治投机？政治赌博？只要成功了，就胜者为王。当然，失败了，也就败者为寇了。我不能流芳百世，就宁愿遗臭万年！’于是，这位造反派头头为林彪的儿子林立国‘选妃’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他把冷梅作为选妃的最佳人选，欲推荐给林立国。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在此时，冷梅的父亲从香港给她来了封信，使她‘因祸得福’，重大的政治嫌疑，倒解除了她作为选妃对象的危险。因为林彪的儿子林立国所选的妃子，不仅要是绝代佳丽，而且，政治上要绝对可靠，不要说三代，就是祖宗八代也要没有政治问题。
但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冷梅逃过林立国选妃一劫之后，没过多久，有个造反派头头在毕业分配前夕想乘人之危，竟然厚颜无耻地找到冷梅，说她是他的至爱，是他最心仪的人，是他的白雪公主、是他的天使、是他的女神……他愿意永远和她在一起，她和他在一起可以分配到好的地方。并且，这个造反派头头还挖空心思，使出挑拨离间的本事，说：‘郑刚的家庭成分不是很好的，他父亲虽然参加革命比较早，但是，历史上有‘托派’嫌疑，这次‘文化大革命’还被揪斗，他的亲戚中还有好几个右派。’这个造反派头头多次以找冷梅个别谈话的名义，涎皮赖脸、软硬兼施了好长时间，妄想使她就范。然而，冷梅坚如磐石，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就这样，她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到迟来的分配，义无反顾地选择到大西北这个边陲N市。最后，那个造反派头头还不甘心，胡搅蛮缠、死乞白赖地也想跟到N市。那段时间可把冷梅吓坏了，她整天价似热锅上的蚂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知如何才能够摆脱这个恶魔、这个色鬼。好在，当时的毕业分配主要是学校‘工宣队’说了算，他未能得逞。
迟来的毕业分配，我们芸芸学子，风流云散，天南地北，各奔东西。我分配到距N市有千里之遥的K市。我费尽周折得知冷梅出发到N市的车次，本想到车站为她送行，见上宝贵的一面，缓释自己的惆怅之情。也许会在这说不上是永诀的离别之时，彼此敞开心扉，坦露心绪，述说心曲，互诉衷肠。可是，我按时到达车站，上海车站那汹涌的人流，摩肩接踵，我找遍所有的候车室，也未见到冷梅的身影。我不甘心，那一时刻我真有种哪怕她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的冲动，买了张站台票，随着潮水般进站上车的人们，走到站台。那时，正值盛夏，艳阳高照、热浪袭人，整个上海闷热得像口大蒸笼，简直铄石流金。汗流浃背的我，在数百米长人山人海的站台上，委蛇穿梭于上车的人流之中，始终不见冷梅。后来，我又上车找遍所有车厢，也还是未见她的人影。最后，我万念俱灰，失魂落魄地下车，站在站台上，目送火车徐徐离去，渐行渐远，久久不愿离去……”
郑刚说到这里，两眼已经噙满泪水，声音也有些哽咽，他边说边用手帕擦拭泪水，“后来我才知道，冷梅那天并没有走。因为，自从得知她要远走北国边陲，只身到那数千里外的他乡，孑然一人地生活后，她那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母亲，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精神恍惚，几度昏厥。在这种情况下，冷梅不得已只好推迟几日去N市。”
是的，冷梅自小就和她母亲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就是大学的六年，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她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上海，没有远离过母亲。为了减少母亲生离死别般的痛苦，冷梅不得不强笑言欢，并以言不由衷的话语来安慰母亲：
“我大串联时，不是也到过北京，去过井冈山吗？”
“那可不一样啊，那是和同学们一起去的，而且几天就回来了，这次可是一辈子的事。我查过了，到那里光在火车上就要两天两夜，并且还不能直达，中间还要受等待转车的苦。”母亲伤心地说。
“你不是说我如果考不上大学正赶上上山下乡，那不也要到边疆吗？”
“那也不一样啊！虽说上山下乡也是到边远地区，但那毕竟是和许多同学在一起，不会孤单，再说，总有回来的时候。这次你是毕业分配，分到那里可就是一辈子。你孤苦伶仃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我怎么会放心呢？！早知是这样，还不如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也不至于离开上海。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冷梅看到母亲说话时那极度悲伤、万般无奈的样子，也就不再言语。
母女两人经过几天的痛苦折磨，渐渐转入理性。冷梅的母亲毕竟是有文化的人，是知识女性，她知道这一切都是时代的要求，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大势所趋。于是，母亲忍受与女儿的别离之苦，强打起精神，拖着虚弱的身体，跑南京路、去淮海路，给女儿购买衣物。
冷梅离开上海时，找了个已经参加工作的高中女同学在家陪伴母亲，她不让母亲到车站送她，怕母亲过度悲伤而发生不测。
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上海中华大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大学，毕业分配也就要面向全国。按照当时“四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厂矿，面向农村”的要求，冷梅还是以比较高的热情，跟随着当时的革命洪流，跨过长江、越过黄河，离开她生活了20多年的大都市上海，只身来到这几千里之外的大西北，支援边疆建设，接受革命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