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律第三七四条之罪；
二、刑律第三七六条之罪；
三、刑律第一八六条及第一八七条之罪；
四、刑律第一七零条第二项之罪；
五、刑律第三七三条之俱发罪或累犯。
那么什么是盗匪罪呢？这一罪名是在《惩治盗匪法》中所重新界定的罪名，它的第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的为匪徒：
一、意图扰害公安而制造、收藏或携带爆裂物者；
二、聚众掠夺公署之兵器、弹药、船舰、钱粮及其他军需品，或公然占据都市、城寨及其他军用之地者；
三、掳人勒赎者。
这样的规定，无疑是加大了刑律所惩治的对象，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那些起义或“民变”行为无疑会据此而受到惩罚。对这种罪的惩罚，可以直至死刑。
除此之外，《惩治盗匪法》还对这类案件的审理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除由审判厅及兼理司法事务的县知事审理以外，这个法令还规定了高级军官统率的军队，在其驻地内查获盗匪，因其离审判厅或县府较远或“事机紧迫”亦可由高级军官审判。这一规定，扩大了司法权，并使军队获得了相应的司法权，可以说为以后走向军阀统治开了先例。
总之《惩治盗匪法》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二）《徒刑改遣条例》和《易笞条例》
《徒刑改遣条例》是1914年7月30日以教令形式颁布的。在这一条例中，将徒刑修复为早已废除的发遣边疆的刑罚，那么这一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袁世凯在令文中云：“狱政尚未修明”，“设备多仍旧贯”这样的监禁条件，不仅起不到“感化”作用，反而成为“学习犯罪之地”。尤其是“事变”之后，“盗贼横行，反狱重案”，管狱官吏穷于防护，因此亟宜“变通。”转引自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1月版，第1168~1169页。为此制定《徒刑改遣》条例，这一条例是改为发遣的，是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为下列各罪，宣告刑期五年以上者”：
一、内乱；
二、外患；
三、妨害国交；
四、逮捕监禁人脱逃；
五、放火决水；
六、伪造货币；
七、伪造文书印文；
八、发掘坟墓；
九、强盗；
十，略诱再犯；
十一、窃盗再犯；
十二、诈欺取财再犯。
这些罪改为发遣到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川边、云南、贵州、广西。但是这种发遣并不是总在发配地的，只要刑期满，本人同意，是可以回“本籍”的。但是，这样的使用“流刑”并没有扭转监狱管理中人数众多，拥挤不堪的状况。为此，北洋政府不得不在1914年11月16日又颁行《易笞条例》。
《易笞条例》第一条规定“本条例为疏通监狱而设”，第十条规定“本条例施行之期为三年”。足见，易笞刑的恢复，完全为权宜之计，而非根本之变。在《易笞条例》中，规定“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子”“犯奸非、和诱、窃盗、赃物、贩吸鸦片、诈欺等罪处三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百元以下罚金而折易监禁的，得易以笞刑”。这种易笞是有条件的，“易笞于曾充或现充官员或有相当职者不适用之”。
《易笞条例》是为权宜之计，但毕竟在一段时间内，使法律的适用不统一，使早已被废弃的刑罚得以启用，迈开了刑罚重刑化的第一步。
（三）《科刑标准条例》
1920年，担任司法部长的董康考察了当时的量刑不统一的司法状况，参考了德国、瑞士等国家的资产阶级刑罚理论，提出刑罚要从重加重的规定的条文，并呈请政府公布，即《科刑标准条例》。这一条例共九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了科罚时应注意的事项。条例的第一条规定：科刑时，应裁酌一切情形，为法定刑内轻重之标准，并注意下列各款事项：（1）犯罪原因；（2）犯罪之目的；（3）犯罪时所受之激刺；（4）犯人之心术；（5）犯人与被害人平日之关系；（6）犯人之品行；（7）犯人知识之程度；（8）犯人之结果；（9）犯罪后之态度。
2.对一些罪的刑罚加重至死刑。如第二条规定“犯刑事第三百十一条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死刑”：
（1）出于预谋者；
（2）卑幼对旁系尊亲属而犯者；
（3）肢解折割或以其他残忍方法而犯者；
（4）累犯本系之罪或俱发者；
（5）意图使利犯他罪而犯者；
（6）意图免犯罪人之责任或防护犯罪所得之利益而犯者。
第五条规定：“犯惩治盗匪法第二条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死刑”：
（1）系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条第一款之罪在场持有火器者；
（2）系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罪而为首谋者，
（3）犯人曾充兵后而逃亡者。
3.勘伤发现有下情况定为杀人罪：（1）伤在咽喉要害部位；（2）伤在致命部位上；（3）金刃十伤以上或他物三十伤以上；（4）在倒地后受致命重伤的；（5）用热水汤泼情伤残忍或时值盛夏而有意淋泼伤害人的。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加快了刑罚重刑的步伐。通过对《暂行新刑律》和单行法规特殊性的研究与探讨，我认为《暂行新刑律》从总体上来讲，并没有因为这些特殊法的适用而改变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单行法规中，我们也应承认北洋政府的刑罚曾一度使废除的封建刑罚死灰复燃。但是，它仍然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据此而认为北洋政府的法律便是封建制度，且认为是与袁在政治上的复辟而互相呼应李光灿、宁汉林主编：《中国刑法通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八分册，第190页。未免有失偏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的是：（1）北洋政府的刑事法律制度中，其刑罚的重刑主义的主张还是日趋巩固与加强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不无联系。（2）随着政治上的军阀化，法律上的军阀司法亦有所创例，军法在这一时期得以独立并相应地发展起来，成为刑事法律规范当中的一个新的内容。
第五节广州、武汉及国民政府时期单行法规
民国时期，《暂行新刑律》为袁世凯时所适用。到了广州武汉政府时，除取消《暂行新刑律》中有关禁止集会结社和对同盟罢工治罪的条款，废除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和《惩治盗匪法》外，其基本的刑事法仍然是沿用《暂行新刑律》。除此之外，颁布有《陆军刑律》（放在军律中探讨）、《党员背誓条例》、《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反革命罪条例》、《惩治贪官污吏条例》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广州、武汉政府的刑事法规的总的框架。由于这些单行的法规是与《暂行新刑律》并行生效的，因此，将这些法规在这里做一介绍。
（一）《党员背誓罪条例》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1923年12月1日，孙中山在对国民党党员所做的《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的演讲中指出：“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能力，努力奋斗，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身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胆识、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广州武汉政府成立后，1926年9月22日，为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使党员严格遵守法纪，制定颁布了这一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