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下学期期中，毕业班的学生分科复习，每人必须立即决定自己升学志愿的类别。志愿分三类，即理工科、医农科和文科。由于我既喜欢文学，也喜欢数学，便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全班同学的态度很快就明朗化了，没有一个人报考文科。这是符合上海中学重理轻文的传统的。可是，我终于还是决定报考文科，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这个决定无疑是爆了一个冷门，引得人们议论纷纷。老师们都来劝说我，甚至教语文的钱昌巽老师也说学文没有出息。黄以和把他妹妹的作文拿给我看，责问道：“你连我的妹妹都不如，读文科能有多大前途？”在一片反对声中，我悄悄赋诗曰：“师生纷纭怪投文，抱负不欲众人闻。”其实我哪里有什么明确的“抱负”，只是读的书杂了，就不甘心只向理工科的某一个门类发展，总觉得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着我去驰骋。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做了一个游戏，参照马克思的女儿向马克思提的问题列出若干问题，每人写出自己的答案。在“你所理想的职业”这个问题下面，黄以和的回答是工程师，我的回答是职业革命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嘲笑，他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这种职业，即使有，也是抱负太大，不切实际。后来我明白，我的回答其实是极不确切地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情，就是不愿受任何一种固定职业的束缚，而在我当时的视野中，似乎只有马克思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有这种自由。最后我选择了哲学这门众学之学，起主要作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愿受某个专业限制的自由欲求。我从毛泽东的话中找到了根据，他老人家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因之相信，哲学可以让我脚踩文科和理科两只船，哪样也不放弃。
在分科复习之后，离毕业不久，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上海市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首先逐级预赛。我因为报考文科，没有再上数学的复习课，但仍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参加了学校一级的预赛。全校十四个高中毕业班，其中包括两个理科专门班，每班五十名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报考理工科和医农科的，经过半个学期的数学复习后，都参加了这个预赛。在参赛的六百多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人是报考文科的。但是，竞赛结果公布，十二名优胜者中，我们班占了四名，其中居然有我，另三位是许烨烨、施佐让和闻人凯。最令人意外的是黄以和的落选，因为他也是公认的数学精英。我很想让贤，把参加区县一级预赛的资格让给他，但这是不允许的，只好自己硬着头皮上场。事实证明，我是浪费了一个名额，赛题中有一大半是我一看就知道自己解不了的。我解答了几道题，其余的留了空白，第一个缴卷，带着既轻松又负疚的心情离开赛场。其他参赛者好像都通过了这第二轮预赛，有二人包括我班的许烨烨在全市竞赛中得了名次。
在填写具体报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然后依次是复旦新闻系，南开哲学系、北外西班牙语系，接下来是北大和复旦的中文、历史等系。除了前面三个志愿外，其余基本上是乱填。现在我知道，按照这种填法，如果我考不上第一志愿，后面的都不会有录取的希望。我不太记得高考的具体情形了，只记得所考的科目有语文、政治、史地、数学，题目好像都不难，语文的作文题是《雨后》和《论不怕鬼》，我选了后一个题。
高考后的暑假里，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候通知。一天，我正在家里玩耍，楼下有人高喊我的传呼电话。正是盛夏，我光着膀子、拖着木屐跑到弄堂门口，一把抓起话机。那一端传来黄以和的声音：“北大哲学系！”我听了觉得像在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一年的高校录取工作，后来被批判为分数挂帅，是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而且招生名额大幅度下降。上中历年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年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不过，毕竟是上中，我们班五十人，考上北大有三人，清华有五人，考上复旦的就更多了。黄以和考上了复旦物理系。上海有许多中学，这一年没有一人能升学。我住的那条弄堂里，应届考生也是全部落榜。自从我家搬来江宁路后，我住校的时间多，在家也是埋头读书，和邻居很少来往，现在他们都向我投来了称羡的目光。父母开始忙碌起来，为我准备行装。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即将翻开全新的一页。
2004年5月一稿
2014年10月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