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的官司
常听人说，本命年容易有麻烦，一定要小心。还有人叮嘱，最好系一根红腰带，避避邪。我对这类说法基本上不信。可是，今年的确麻烦多多，不说别的，光官司就有三个。这辈子从没有上过法庭，到了这一个本命年，突然就官司缠身了，看来真不能把民间的智慧当成迷信。
我心里当然烦，尤其一开始，发现自己居然与官司搭上了，简直是天大的事。一向过着安静的日子，从此安静不成了，围绕着官司，不得不做许多既不熟悉也不喜欢的事。同时，又少做了许多熟悉而喜欢的事，今年的读书、写作、翻译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最不该的是，还害得妻子和女儿跟着担惊受怕。女儿那么小，我是不想让她知道的，可是，律师来，朋友来，大人的谈话难免有几句落进她的耳朵，她就琢磨出了一点名堂。有一次，她写作文，我偷偷看，老天，标题竟是《爸爸的官司（一）》，她写上连载了。那个时刻，我心痛如割。
难过和心烦都没有用，我必须面对。我问自己：上帝让我在本命年遭遇这些磨难，究竟有什么用意？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地想明白了，答案是：上帝要让我补课。我这个人，从来喜欢想一些人生和灵魂的问题，不能说我不关心社会，但我只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关心，离社会的现实还是比较远。现在，这些官司似乎一下子把我和社会的距离拉近了，近到了可以看清楚社会机体上的毛孔和尘垢的程度，近到了被纠缠不休、缠住不放的程度。我对自己说：我不惹社会，但社会要惹我，躲也躲不掉，我就干脆别躲了吧。它这么做也许是有道理的，我对它了解太少，它是在给我补课，我对它关心太少，它是在向我讨债。因为自己的官司，我注意到了天天在发生的许多别人的官司，注意到了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注意到了为维权和公正而苦斗的人们。是的，我是欠了社会的债的，作为它的一员，我理应分担它的疾苦和治疗，没有权利置身事外。
人最在乎的是意义，最怕的是没有意义。一旦我相信所遭遇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了，甚至不再把官司的成败看得很重要。既然问心无愧，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将坦然承受。真正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的过程本身，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观察和思考。上帝让我补课，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能辜负了我的生命历程中这一段特别的经历。我会把我的所历所思写下来，这是我在社会课堂上的一份学习笔记，也是我担当社会责任的一个实际行动。
2005年11月
与伪书作斗争
在今年一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出现两种署名“周国平”的新书，均已在图书市场上销售。其一是《纯粹的智慧》，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定价二十五元。其二是《读禅有感悟》，金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定价二十九元八角。这两种书皆盗名之作，不是我写的。《纯粹的智慧》一书封面上特意用大号字体标出“周国平著”，《读禅有感悟》一书在订货会征订时打出“周国平新作”广告语，显然都是蓄意制作的伪书。
这两种书的内容和文字风格也与我的作品迥异，十分浅薄和粗糙。《纯粹的智慧》内容尤其荒唐不经，恶俗之至。该书的策划者煞费苦心，设计出这个书名和雅致的蓝色封面，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我写的书。然而，书中的内容却是一派胡言乱语。看一看此书中的那些小标题吧，比如谈必须具备的觉悟，相关的小标题是：觉悟1，钓鱼和享受钓鱼是不同的；觉悟2，吃肉和享受吃肉是不同的；觉悟3，性行为和享受性爱是不同的；觉悟4，嚼口香糖和享受口香糖是不同的……谈到必须保持的警惕，小标题有：要警惕你正在膨胀的肚皮；要警惕那脖子上的饰物；要警惕你腰上廉价的假名牌皮带；要警惕那紧紧束胸的乳罩；要警惕那婚姻中独自上床的身影……全是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与“纯粹的智慧”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我很不理解出版社怎么会让这样的东西出笼，即使不是伪货，至少也是劣货，不管是谁写的，都不该三审通过。
可是，就是这样的东西，竟然销量极大，上了好些书店书城的畅销书榜，摆在机场、火车站、大商场等人口密集地点的畅销书架上。毫无疑问，这是策划者的手法奏效了，所设计的书名和封面蒙蔽了广大读者，使他们相信是我的又一本新书。我的许多熟人买了这本书，一翻内容，才发现自己上当了，立刻断定不是我写的，有的人则将信将疑，诧异我的水准怎么突然变得不成样子了。可以想象，那些对我了解不多的读者，在他们的心目中，我的形象会被糟蹋到什么地步。不仅我是受害者，名誉受到了严重损害，读者更是受害者，他们冲着我的名字买了这本书，结果却是买了如此让人恶心的垃圾。令人愤慨的是，这两种书正在以我的名义热销，在书店与我的著作摆在一起，在网上列在我的书目之中，某网上书城所销我的11种书中，该二书竟列在最前面。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的遭遇不是个别的，在此之前已发生多起知名作家被盗名出书的事件，说明图书市场的混乱已达到何种程度。这类事件大致都是不负责任的出版社与不法书商的合谋行为。其实，他们的手法也很简单，都是一个套路：找写手攒出一本书，内容怎么糟糕都无所谓，只要借助某些特征让读者误以为是你写的，能够蒙骗一时就行，反正钱赚到手了；一旦被发现，就弄一张同名同姓之人的身份证，让那个人顶着，那个人往往贫穷而且对法律无知，花几个小钱就可让他甘愿就范。比如说，金城出版社出示的那张“周国平”身份证的复印件，其主人就是湖南的一个农民。在法律面前，这种不法行为很容易被查明，王跃文胜诉就是证明。但是，治本之策还须依靠健全相应的法规，从整体上整治图书市场。
作为个人，既然这种不法行为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就不能仅限于表示愤慨，而必须起而与之斗争。当然，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能做的是两件事：第一，通过媒体揭露真相，避免有更多读者上当；第二，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当事人的侵权责任。
2005年2月
荒唐的起诉
在今年的图书市场上出现两种署名“周国平”的书，书名分别为《纯粹的智慧》和《读禅有感悟》。现已查明，这两种书皆出自一个名叫叶舟的书商之手，然后由书商李某和曹某分别联系出版社出版。对于书商们出示的同一份湖南农民“周国平”身份证复印件，常德市公安局出具了书面证明，证实该身份证是伪造的。至此，两种书的伪书性质已确凿无疑，我遂起诉相关书商，海淀法院预定在9月26日开庭。
然而，此案尚在审理之中，我突然从媒体上获悉，一个笔名叫李某的人因我对伪书《纯粹的智慧》的评论告我侵犯其名誉权。接着，我收到海淀法院送达的起诉状，读了起诉状全文，我只感到荒唐。
今年2月，在发现伪书后，我曾写《与伪书作斗争》一文，其中批评了《纯粹的智慧》“内容尤其荒唐不经，恶俗之至”。我把该文发给媒体，多家媒体作了摘要报道，有的全文发表。3月31日，央视三套“文化访谈录”播出关于伪书的节目，其中有对我的采访，我指出《纯粹的智慧》“完全是一本垃圾书”。
现在，李某以上述评论为由起诉我。我感到荒唐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我的评论完全是针对一本冒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的，当时根本不知道李某其人以及他的任何著作的存在。起诉状称：“该书主要内容经认定出自原告的原创著作《体验》”。此话可有两种解释：一，炮制该书的书商剽窃了他的“原创著作”，如果这是事实，他首先应该起诉书商而不是我；二，他默许甚至伙同书商使用他的“原创著作”来炮制这本冒名伪书，如果这是事实，应该是我起诉他而不是他起诉我。
第二，我的评论显然是对事不对人的。即使该书不是一本冒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作为一个读者，我仍有权对它的内容表达自己的评价。现在，在这个“原创”作者亮相以后，我重读该书，发现仍不得不坚持我的评价。一个作者不同意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可以反驳和争论，怎么能诉诸法庭来禁止他所不喜欢的评价。正是在一种允许批评和反批评的健康环境中，才能净化我们的图书市场，使真正的好书得到传播，改变垃圾书泛滥的可悲现状。
第三，我无法理解法院何以受理这一起诉。在受理之前，法院至少应该审查一下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就本案而言，作为名誉侵权案，原告至少应该提供我曾指名道姓侮辱其人格的证据，由于我此前完全不知道李某其人的存在，侮辱其人格之说就根本无从谈起。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北京市高院院长秦正安提议：“提高诉讼门槛，或对律师的自我宣传和报酬进行限制，防止滥诉导致司法制度效率低下。”我认为这一提议切中时弊。哪怕仅仅审查一下表面证据，此案的滥诉性质也是一目了然的，本应该一开始就挡在诉讼门槛之外。
第四，设想法院将如何判决此案，我不免担心法院会陷于尴尬的境地。伪书《纯粹的智慧》是否同时也是一本劣书、垃圾书，法院该如何来对此下判决呢？如果判原告胜诉，是否就意味着它不是劣书，反之，是否就意味着它是劣书？很显然，对于一本书的评价，涉及学术标准和审美取向，法院无法做出判决，即使做出了判决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效力，因而只应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我不会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打官司来强迫我把垃圾说成金子。学术是非和趣味优劣自有其内在的化解途径，司法对此应当尊重而不是干预。
鉴于媒体上已大量流传这一官司的消息，我只好出来澄清事实，表明态度。我一向喜欢安静，潜心从事研究和写作，然而，今年一年中，官司接二连三，不胜其扰。我恳切呼吁建设合理的法律秩序，不要再让学者备受滥诉的困扰。我自己一方面渴望还我安静，另一方面不会辜负命运的赐予，将随时写下在各个案子中亲历的事实及我的感受和思考，给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2005年9月
多么简单的道理
李先生在9月22日《新京报》发表《我为什么起诉周国平》一文，他在文中宣布：“我是《纯粹的智慧》一书的作者”。这一本冒我的名字畅销而内容低俗的书，现在其真实的作者公开亮相了，这有助于澄清读者的误解，对此我深表欢迎。李先生还宣布：“我是以《纯粹的智慧》一书作者的名义去起诉的”。《纯粹的智慧》已被证实是一本伪书，一个人怎么能以一本冒名伪书的作者的名义去起诉被冒名者，这未免令人费解。不过，读了他的整篇文章，我发现，令人费解之处比比皆是，要和这位李先生讲清一些简单的道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想去反驳李先生所述的起诉我的理由，只想稍微分析一下支撑其理由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根据”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凡是经出版单位三审通过的出版物，在内容上均是合格产品”；第二，对于这些“合格产品”，“你有阅读的自由也有不阅读的自由”，但没有批评（例如批评为“文化垃圾”）的自由，否则就是“对他人创作自由的歧视和干涉”，就是侵权。
先说第一点。众所周知，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图书市场的情况十分混乱，一些书商与一些出版社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勾结，出版了大量内容低劣的书。这些书恰恰是“经出版单位三审通过”的，但“在内容上”决非“合格产品”。无论什么产品，其生产单位的合法地位与产品质量的合格是两回事，前者并不能担保后者，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李先生强调三审通过即内容合格，特别的用意是要为伪书辩护。他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见9月23日该报）采访时声称：“打伪书是新闻出版部门和执法部门的事，跟周国平没有任何关系”，“打伪书不包含对内容的评价”，如果评价就是“在维权时明显违规”。这种论调的离谱简直叫人目瞪口呆。打伪书是新闻出版部门和执法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只是各有各的“打”法。作为普通公民，当然不能运用职权去禁止伪书，但可以也应该运用公民权利去揭露伪书，其中包括评价其内容。事实上，伪书往往是书商雇用写手草草炮制，内容多半低劣，伪书和垃圾书乃是共生现象。一本书即使不是伪书，人们仍有评价其内容的权利，何况伪书。
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可是，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下去了。无论什么公开出版物，读者当然“有阅读的自由也有不阅读的自由”，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批评的自由，这有什么疑问吗？出版自由不是出版物免受批评的自由，相反，批评的自由是出版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李先生居然知道并且引用了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我要拼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他显然没有读懂这句话。我当然不能阻止李先生用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我的名字出版任何书，然而，一旦出版了，他就不能禁止我对书中的内容说话，包括他不爱听的话。现在，他不但不肯“拼死捍卫”、反而试图用法律手段剥夺我说话的自由，所做的事恰与伏尔泰的主张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