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始皇一统中国，中国就进入了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就是天下帝国。理论上天下帝国没有边界，边缘和核心的关系只有远近，没有敌我。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还是有不属于它管辖的邻居，尤其是北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少被纳入中原的管辖体系，更常见他们向中原挑战，侵入、征服甚至统治了中原。著名的五胡乱华①和金、元王朝，就是较为显著的例证。
秦和两汉是一个连续体
直到秦帝国的出现，才真正为中华大帝国的核心划下基本的疆域。我们有时候称之为中原，可是中原的范围常常会改变，实际上中原的核心又时时转移。不过，以中国和欧洲的大帝国来对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有一个相当固定而且坚实的核心。因此，中国对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理单位，往往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边的边陲之地都要广袤富足很多倍。这么庞大的核心，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边缘，边缘则很难挑战核心的地位。
秦和两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当做三个朝代来看待。正所谓“汉承秦制”，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两者都被汉帝国继承。秦帝国的内建系统是从上而下、从核心向外缘扩散的。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①直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命大将蒙恬主持开筑，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是联结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由于道路较直，故名直道。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整体而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时代，运转并没有太大困难。
秦王朝筑长城、开直道①、建宫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边疆的兵役，用尽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力量。秦始皇在世时，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可能还可以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国之后裔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农民在内的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兴盛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这并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体系，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汉代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秦朝的延续，《史记》和《汉书》都很坦白地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的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的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这套讯息传递系统至少在西汉大半的时间里面，能为中央的种种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使这么庞大的帝国基本上能够稳定地运作。
西汉的崩溃，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内乱。那是因为王莽这个书呆子，他并没有理解汉代设计这套讯息内馈系统的功能，以为只要中央不断地下命令，就可以将一个设计好的“新政”，落实成儒家思想向往的理想国家。有人以为王莽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其实不然，他至多是一个以皇帝身份来抚育子民的专制帝王。王莽得到皇位并不合法，所以他和拥护他的人发动或制造大规模的舆论，以此来支持他的政权。由于舆论是经过制造的，中央从此不能得到真实的回馈讯息。王莽的种种措施，调动了许多资源，使得天下骚然，许多农民脱产投入变乱，而政府的反应既不恰当也不够快。于是，王莽接手的一个庞大的汉帝国，就因为大规模的民变而瓦解了。
西汉帝国的扩张策略
从西汉的对外关系来看，中国最大的挑战者是草原上的匈奴，这个部落集团可说是历史上罕见的游牧帝国。匈奴骑兵部队来去如风的速度，使得汉代的长城沿线必须处处设防，这是以少击多的战略。汉代费尽心思要制伏匈奴，最后是以取得良马马种，训练了可以跟匈奴对抗的骑兵部队才最终取胜。霍去病号称骠骑将军，他所采用的战略就是以快速行动的马队千里奔袭，深入匈奴腹地，再由卫青统领大量的步兵部队，沿着长城各路并进，从而一举把匈奴打垮。
中原和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是用大量的资源来抵消匈奴灵活机动的战略。从那以后，中国北方的战争都是依靠钱粮和补给取胜，这种战略也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如果因此引发内部资源不足而发生民变，王朝也许就会垮台。西汉的胜利，就是因为内部的资源可以用到相当紧张的地步，而政府能够随时应变，才不至于蹈秦代的覆辙。
汉帝国在西南一带的扩张，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展过程。其基本形态是先打通道路，建立若干据点；汉人用贸易和移民一步一步渗透，直至填满南方和西南各地本来由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中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规模并不大，而帝国的扩张却是持续和稳步地推进，最终西南和南部大体上都与中原核心地区联结为一。这一扩张策略和罗马帝国不同。罗马是先用军队征服一个地区，然后将罗马兵团留在当地，与当地的旧有势力共同执掌政权，自己的核心地区常常因此被掏空；而罗马兵团驻守的各处新领土，并没有和中央融合的机制，结果就是边缘逐渐脱离于核心地区，最终独立。
因此，西汉帝国的对外扩充，是建立在有充实的核心，而且有一个相当顺畅的信息回馈制度之上的。
东汉地方势力的膨胀
东汉是西汉王朝贵族的复辟，可是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改变。这个王朝的核心地区和西汉王朝的核心地区，基本上是一样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制度，经过西汉的发展，构成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这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力，以此来调动资源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这种制度建立在完善的道路系统上。灵活的市场交换，施行察举制度的文官系统，在东汉发挥了更灵活的讯息回馈作用。
汉代的地方层次，因此有相当大的自治空间。可相对而言，这并不是民主制度意义上的自治，必然造成地方势力集团的膨胀。汉代地方的巨室大族，就是这种地方势力集团，可能延续好几代。于是，本来可以有助于中央地方平衡的机制，却转变为地方力量的坐大。再加上中央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郡的上面添上了一层监督郡县的“州部”，可是“州部”权力的制度化，反而使每一个州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分割中央的权力。发展到后来，十三个州就不再是代表中央来控制地方，而是挟制地方，挑战中央。
东汉的外患也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留在草原的南匈奴，本来和汉朝相当友好，可是在西部又出现新的力量。在河西走廊一带一直到青海大草原，出现了一些不太大的部落，当时称为羌人，他们正好扼住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对汉朝的国际贸易及汉朝与西域的交通都形成威胁。这一批人数不多的羌人，并没有很严密的组织，却为汉朝增加了不少困扰。
可能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包括匈奴）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当时中国东方和中南部出现长期的瘟疫，究竟是什么疾病现在已经不清楚，至少可以判断的是天花和某种从中亚传入的不知名的疾病，除此之外还有多种疾病共同作用。这些疾病在气候比较温和与潮湿的地区蔓延很广，维持很长时间，造成人口的大量变动，少数民族地区最受影响。在东部和中部的汉人地区，可能因为死亡的威胁，人们都想逃避，于是侵入今天湖南、江西直到广东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地，造成许多纠纷。汉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武装力量，一方面企图制伏羌人，另一方面也想打开南方。帝国的资源，因为这两项持续很久的战事，也颇为紧张。
前面说过，十三州部的逐渐独立，使中央能够运用的资源相对减少，以至于西面和南面本来规模不大的战争，却使得中央政府疲于奔命。两汉对比，制度上一点小改变，就可以使得帝国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
“五胡乱华”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
西汉是儒家思想由成熟走向正统的一个阶段，道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也已经被融合在儒家的体系之内，从此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困扰。东汉开始，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佛教，逐渐取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仰。在人民生活困难或者对于不可知的命运有所畏惧的时候，新进入的佛教向他们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心灵安慰。和佛教思想相当接近的道家，在这种环境下也忽然有了复兴的动力。尤其是在翻译佛家经典时，道家的名词，作为“格义”①被佛家借用，佛道两家因此成为既对抗又联盟的思想系统，足以挑战长久独尊的儒家。
从此之后，中国不仅仅只有儒家这一家意识形态，而是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裂是有社会阶级性的，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群一般都信奉儒家，处于权力圈边缘或以外的人则常常站在佛道一边。这种核心和边缘分裂的现象与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的状况极为相似：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②认为，基督教的出现，首先也是在边缘人群中得到传播，从而削弱了罗马本身的传统理念。
大概从公元二百年到五百年之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与以往相比各处都变得更为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东汉中期几次大规模打击匈奴的时候，恰逢北方温度剧降，以至于匈奴人大批的牛羊死于大雪，连牛犊、羔羊都接不上明年的春天。同样寒冷的西北地区，羌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大量渗透进入汉族地区，甚至取代了当地居民，其根本原因也是气候变化。所以在东汉末年，西部边防军董卓跋扈，启动了东汉的崩溃；而中原东部，在今天山东、河南和苏北地区爆发的黄巾军起义，却是宗教教派发动的大规模变乱。这一地区，在中国也是比较寒冷的地方。稍微南部一点的百姓可以向更南移动，而这些华北的老百姓，后面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前面无路可走，又有宗教信仰作为结合的动力，于是“黄巾之乱”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整体而言，秦代和两汉三个阶段可当做一个大帝国来看，它延续了四百多年。到三国以后，中国长期扰攘三百多年，局面才逐渐澄清，开始隋唐帝国的时代。“五胡乱华”的几百年，也正是世界气候史上中古的大寒冷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引发了所谓“蛮族大入侵”，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其实都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气象学专家，例如竺可桢先生等人，根据冰川遗迹、格陵兰冰层、加州红木年轮等各种资料，都认为这一段时期是北半球最寒冷的时期，也是中国动乱最剧烈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