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代的译经僧中，最著名的是来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会，他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影响极深。我国僧侣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从于阗抄写胡本的《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嘱咐弟子带回洛阳，经由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在东晋时代被普遍研究。晋代译师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共译出大乘经典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译出时间在265—274年间。竺法护在286年译出《正法华经》，于是有观音信仰的兴趣。
第二期，译经高僧不是来自西域，而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汉文。诸译师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逐步厘定各种义理的汉译名词用语，并且确立了特有的翻译文体。他们的文体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经典的大幅进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
第三期的译经事业，与前两期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一时期是由中国高僧所主导，为佛教经典的汉译与宗派的建立缔造了佳绩。典型代表是玄奘及义净两位高僧。他们曾在印度居住十几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无畏、不空翻译大量的密宗经典，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仅是国人译经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此后，一直到宋、元为止的译经事业，都可视为唐代译经制度、组织与规模的再发展。
佛教经典的汉译事业为我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佛法的弘传，同时也充实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富有文学价值的佛教经典极多，如竺法护译的《普曜经》描写佛陀的生平事迹，是一部极好的传记；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经》就像一出趣味横生的舞台剧；《法华经》更是一部饶富文学意味的经典，采用许多譬喻故事，阐扬佛法妙义；昙无谶所译《佛所行赞》，是佛教诗人马鸣的杰作，采用梵文韵体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全篇共九千三百句，四万六千余字，是一部长篇的叙事诗，堪称印度佛教文学的空前巨著；另如宝云译的《佛本行经》，以汉语四、五、七言格律合用，文字尤显生动精彩。
03.译场的发展历程
早期的佛经翻译，多属私人自行翻译，并没有一定的人众共同参与的译场组织。例如从东晋到隋代之间，就是私人相约对译，由于规模组织很小，限于人力、财力，往往只能译出小品小本的经典，并无系统可言。
后来发展为公立译场，由国家广罗人才，逐渐成为专业工作。苻秦之时，道安大师在长安所主持的译场，已受国家重视。鸠摩罗什在“逍遥园”，集合僧众数百人共襄译事，这是国立译场的开始。北凉“闲豫宫”译场，设于姑臧，由昙无谶主持。在鸠摩罗什前后来华的译经大师，他们主要目的是在弘法，为了弘法的需要而翻译佛典，因此，在当时就是讲经形式的译场。
入唐以后，由于译经方式大幅度改变，参与译场的高僧大德人数大为精简，是属于专家组成的译场。唐代国立译场的制度，已渐完备，分工精细，设有译主、笔受、证义、润文等各种职掌，立有译经的规则与方法。
在翻译的过程中，需对译文进行讲解与讨论，反复钻研，使翻译和研究相结合，促进了译经事业的更进一步发展。例如慈恩寺的译场，往往动员好几十个译经大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翻译之时，最低限度要经过六种不同程序：资料的选择、意义的翻译、文字的记载、文字的修正，再与原典校勘，最后，还需透过文学家的鉴定、审核，才算是完整的作品。
到了宋代，太宗在太平兴国寺西侧建立译经院，当《开宝藏》雕造完成后，太宗即敕命在译经院的西侧创建印经院，开始印刷大藏经。此时，佛典的翻译、雕版、印刷、裱册和流通，成为北宋的国家事业。
04.译场组织与人事
从历代译场组织与分工内容来看，早期较为粗疏，晚期逐渐细密，经过调整改进，时代越晚，分工越细。下面以太平兴国寺的译经院为例，来说明一下译场的设备组织与工作职掌的情形。
译经院由三堂组成，中央为“译经堂”，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证译堂”。每堂各有精密的分工：
第一，译主。居中央正座而面朝外，宣读梵文，是译场的灵魂人物，负责主持译经工作，又称主译。他必须熟谙三藏，尤其精通他所要翻译的佛典。
第二，证义。坐在译主右边，伴同译主评量梵文。
第三，证文。坐在译主左边，当译主高声宣读梵文时，注意倾听，纠正错误。
第四，书字梵学僧。审慎倾听梵文，写出同音的汉语。
第五，笔受。将梵音改译成汉语。笔受必须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同时具有高深的佛学造诣。译经时，先由书字梵学僧用汉文音译，再由笔受意译成汉文。
第六，缀文。将已汉译的梵文连缀为通顺的汉语。
第七，参译。参酌梵汉两种文句的异同，避免产生矛盾。
第八，刊定。校订经文，删修冗长的文字。
第九，润文。坐在南面，参详经义，润色字句，兼管译场的僧众。
第十，梵呗。将译好的经典仿照梵音唱念一遍，修改音节，使人听来和谐悦耳。
初期译经事业，一部经典自开译到最后的校勘、定本为止，才算大功告成，译场即可“解座”，也就是解散译场。如果是新译的经典，则由信徒抄写，或雇人抄写，以便流通。到了唐代，译经成为国家事业，及大藏经编订之后，又多了“缮写进内”、“钦定入藏”两道程序，就是由监译大臣将新译的经典献给皇帝御览，再经皇帝钦赐，将经典编入大藏经之内，才对外流通。
宋代的译场组织，经过不断演进而逐渐达到完备的形态，具有极高的工作效率，所以宋代的译场制度也为中国译经事业创下不少佳绩。
05.五失本，三不易
随着译经事业的演进，道安、彦琮、玄奘、赞宁等祖师，为适应佛教发展时代的需要，提出不同的译经原则，广为历代译经师所遵循。
“五失本，三不易”，这是道安大师首先提出，在译经时应予避免误导的五种情形，及佛典翻译本质上的三种困难，详载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序》文中。
所谓“五失本”，就是将原典翻译为汉语时，有五种情况易于失去本意：
在语法上，原典和汉文结构不同，所以在汉译时有语序变更的问题。
原典的文字本是质朴无华，而中国人一向喜好文饰，所以汉译时会因修饰而失去本意。
原典常有同类语词反复重述的情形，翻译时容易被随意删削，所以会失去本意。
原典经文中，常附有说明的文字，汉译时若被任意删除，会失去本意。
原典在说完一事再接叙他事之时，常有重复前述文词的情形，汉译时多省略重复的部分，所以会失去本意。
所谓“三不易”，是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
佛经是依当时的风俗、语言等而说的，但物换星移，时俗全然不同，要使经文变为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文章，不容易。
圣贤所说深义，历经千年百世，要使末世凡夫理解，不容易。
佛经是由大迦叶、阿难等具足神通的大阿罗汉结集而成，现在要由千年后的凡夫来传译，不容易。
生在乱世中的道安大师不只学养具足，而且高瞻远瞩，见地超凡，他对佛经翻译的主要立场是，不失原典的本旨，一心要使译文的文字契合经典的内涵。
06.八备十条
跨越北朝、隋朝两代的彦琮大师，是第一位将译经理论写成专文的人。他精通梵文，因此主张直接研习梵文佛典，但为了普及佛教，梵文佛典仍有翻译的必要，故提出翻译人才应具备“八备”的条件。道安大师在“五失本，三不易”之中，已大略说明了梵文的体制，但彦琮大师认为仍然不够完备，所以在《辩正论》中又重新拟定“十条”要例。
《辩正论》述说八备的内容：
一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是说译经者首先必须心诚意正，具足恒心毅力。”
二备：“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是说从事翻译工作之前，必须先持守良好的戒行。”
三备：“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译经的人才，理所当然要博通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
四备：“旁涉文史，工缀典词，不过鲁直。”“是说除了佛学素养之外，还要旁及各种文史领域。”
五备：“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在人品器识方面，要有宽宏的胸襟，才能不偏不执。”
六备：“沉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乐好佛法而淡泊名利，也是先决条件之一。”
七备：“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对于原典的梵文或其他的胡语，必须精通娴熟。”
八备：“薄阅苍雅，粗安篆隶，不昧此文。”“是说译经者对于传统的文字学，乃至书法等，也应略知一二。”
由上可知，八备所谈，偏重于译场工作人员的选拔标准。
《辩正论》述说十条的内容：“字声、句韵、问答、名义、经论、歌颂、咒功、品题、专业、异本。”
07.五种不翻
译经生涯长达十九年、译经卷数多达一千三百余卷的玄奘大师，因鉴于旧译时代注重文采而不忠于原典的缺失，立下严谨的译经理论。总结他的看法，可归纳为下列三点：寻求完整版本；绝对忠于原本；强调五种不翻。
其中的“五种不翻”，就是他主张译经时，有下列五种情形不予意译，仍保留原音，进行音译。
秘密故不翻：如诸经中的陀罗尼，本是诸佛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因此不予翻译。
含多义故不翻：如薄伽梵一词，兼具自在、吉祥、炽盛等多种含义，如果任意择译，必然有所偏失。
此方无故不翻：如阎浮树，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因此保留它的原音。
有古译故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但自古以来已习惯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且也广为人知，因此保留前人的译法。
令生善故不翻：如般若一词，可以让人心生信念，如果译为“智慧”，恐生轻薄，因此以尊重故不予意译。
08.新意六例
正值译场组织巅峰时代的北宋佛学史家赞宁，虽未直接参与译经工作，但他检讨前代几位译经大师的译经理论，就梵语、胡语、汉语等问题深入研究，自创译经“新意”，一共六例，载于《宋高僧传》卷三。说明如下：
译字译音：分为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等类。
胡语梵言：说明原典有西域胡语与印度梵语的区别，梵语又有五天竺地域之别，而各地胡语也不尽相同。
重译直译：直接从印度梵语译成汉语的，称为直译；而由梵语先译成胡语，再翻为汉语的，称为重译。又译者来华途中，经历诸胡国时所译的经典，译语之中常夹带胡语，这种情形，既属直译，亦属重译。
粗言细语：印度的语言，有平常使用的口语，与典正书写的文言，佛陀说法时大多采用口语。佛陀的语音又可分为两类：分明典正的全声，即细语；不分明讹僻的半声，即粗语。
华言雅语：译成的汉语也有雅俗之别。
直语密语：梵语之中，涉俗者为直语，涉真者为密语。
01.大话寺院
佛教僧尼修行弘法的地方，通称为“寺院”；禅宗则称为“丛林”。“寺”原为我国古代官方接待四方宾客的官署，如鸿胪寺、太常寺等。东汉永平年间，西域僧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来到中原，初时便是招待他们住在鸿胪寺，后来汉明帝敕旨兴建白马寺，明令该寺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的安居处所，后代僧尼的住所因此通称为“寺”。
所谓“院”者，原亦指官舍，后因唐高宗敕建大慈恩寺作译经院，于是成为佛教建筑物称“院”的滥觞。“院”一般较侧重文教事业，如讲经院、译经院等。
在印度佛陀时代，最初称寺院为“精舍”，例如设于中印度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与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便是佛教最早的寺院；由于当时精舍大都建筑在都城郊外幽静的林地，故又称“兰若”，意即寂静之处；又称“伽蓝”，意指僧众所居的园林。直到后世，一般以一所寺院的完成必须具备七种建筑物，特称为“七堂伽蓝”。
寺院具有弘传佛法的功能，佛陀住世时，讲经说法的地方称为“讲堂”；讲堂本为寺院的建筑物之一，犹如今之教室，佛在世时祇园精舍便有七十二间讲堂，可见广建讲堂本为佛陀所倡导，后世则直接指称寺院为讲堂，讲堂于是成为寺院的别称之一。
寺院也是修行佛道的所在，因此又称“道场”。隋朝时，炀帝曾经下诏，明令天下的寺院改称“道场”，并将宫中行佛事的场所称为“内道场”，或称“内寺”。
寺院又称“招提”，源于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造立伽蓝，称为“招提”，意为四方僧房，也就是指自四方来集的各方僧众均可宿的客舍；后来称僧团所共有之物，可供大众共同使用者为“招提僧物”，或“四方僧物”。
又有将佛教建筑概称为“浮屠”者，后来渐转为专指高塔而言。也有称为“刹”者，因一般有于佛堂前立“刹”的风俗，故称寺院为“寺刹”、“佛刹”、“梵刹”、“金刹”或“名刹”。
02.佛寺建筑
有寺院就有信仰，佛教借着寺院安僧办道，弘法利生。欲得佛法常住，必须建筑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