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他们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不仅在皖系当家时如此，此前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上台之际，日本方面曾经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担任特使访问日本，重商两国关系。北京政府随即通知驻日公使章宗祥，准备派曹汝霖以赠勋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议遭到国会方面的激烈反对，国会为此，几乎要炸了窝。最后，北京政府取消原议，改派老资格的官僚熊希龄前去，但为日本方面所拒绝。按西原龟三的说法，日本方面的公开提议中还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真实想法，曹汝霖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当时急于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日本寺内内阁，居然为了一个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国政府，可见日本方面对曹的看重。当然，国会和舆论对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为他的亲日之名。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其实还在清末时光，日本当局已经开始刻意交接受到重用的曹汝霖，日本使馆不时宴请，“从此惹人注目，亲日之名遍于京朝”。所以，在晚清，就有报人攻击他是朝鲜的朝奸李完用。到了民国，他们的亲日名声，还越出了国境，在西方世界也有人知道。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见过了来访的陆宗舆之后，说他是一个身材瘦弱、“态度和蔼、思想敏锐并且喜欢玩弄手段的人”。芮恩施对曹、章、陆三人了如指掌，并评价说：“这三个人的联合，一般称之为‘三钻石’。”显然，这样的“三钻石”，并不是美国人喜欢的组合。所以，这位美国公使对曹汝霖的评价就更糟，在他看来，“曹汝霖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他自己是日本人在华政策的最顺从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曹对中国的共和政体缺乏起码的忠诚。
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都是学速成的。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大约3%或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1％。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赶上了好时候。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1903年按照专门学校令升格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年改名为中央大学。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跟曹汝霖一样，章宗祥回国后参加特别为留学生准备的“科举考试”，被赐予进士头衔，曹汝霖名次还非常高，排名榜眼。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回国的留学生考试却没考好，只得了举人头衔。曹、章、陆三人，由于去得早，日本政府有优待政策，入大学无需考试，而且由于人数很少，“清国留学生”很稀罕，自然很得优待。据曹汝霖说，他来日本最初两年，留日学生文武都算上，也不过56人。
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是不错，留学赶上优待，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考学艰难，在日本上一个专科，都难上加难。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早期的优待全无。更幸运的是，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时、用人之际，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春风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职，到清朝覆灭时，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变成部领导了。不像第一批留美幼童，无论学成与否，回国来只能到海军当兵，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后来的留学生，人数太多，朝廷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了，只好往学校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在清廷新政时期，被当时的强人袁世凯延揽到自己的夹带中，跟袁世凯和北洋系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同时，作为留学生，他们都是当时政府中开明、年轻而干练的能臣，曹汝霖曾经受命到宫里，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讲过宪法，充任过一回高层政治学习的讲师。也曾参与过中日间岛问题的交涉，部分地为中国挽回了权利。而章宗祥则参与了新政时期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特别的，是他在京师巡警厅负责时，曾经负责审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气的。陆宗舆则被徐世昌收入帐下，担任过东三省盐税总办，一个很肥的肥缺，他将东三省的盐务，办得风生水起。陆宗舆还随同徐世昌出国考察，深受信任。
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在所在国混得比较好的，留学成绩突出者，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反之，则怨言要多一些，甚至会满腔怨恨。留学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后来人说，留学英美者多为学者、银行家、政治家，留学日本者，多为革命者，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其实也不尽然，留学经历比较顺利的人，比如曹、章、陆，以及周作人和张资平等作家学者，以及一干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就比较亲日。留学日本者反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日本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不良之辈，在人家那里没干好事。平江不肖生的小说《留东外史》，尽管是小说，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留日学生的胡来，的确也是事实。人去得多，而且不良分子多，在那边自然就得不到好脸，回来愤而反日，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对于学业有成者而言，那种关于留学生的传闻，对于那些学有成就者，留美者亲美，留英者亲英，留德者亲德，留学日本亲日，其实大抵不差。但是，的确如曹汝霖所说，亲，不等于媚，亲日不等于媚日，留学他国者亦如此。
曹汝霖等人的亲日，或者说对日本抱有好感，还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很多没混好的留学生，作为一个来自弱国他乡之客，如果成绩再不行，行为不检点，在所在国遭遇歧视和白眼在所难免，因而对所在国自然不会有好感。但曹汝霖他们不一样，在学校里，由于成绩不差，没受什么歧视，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家里，受到哲学家遗孀的照顾，自然感到相当惬意。这个中江兆民，有著作《一年有半》译成中文，在中国很有名。在中江家住的时候，曹跟中江兆民的儿子中江丑吉结成很好的朋友。这个中江丑吉，就是后来火烧赵家楼时，死命护着章宗祥的那个日本人，但他不是我们的大陆一些五四参见者所说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个主张对华友好的亲华人士，研读过《资本论》，倾向马克思主义，酷爱中国文化。他还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关系不错，一向主张反对日本对华侵略，还属于日本的左翼人士。
没错，这三人的确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说，他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为段张罗来了非常关键的来自日本方面的款项，否则讨逆军很难发动，而且还是日本特使西原龟三和段祺瑞之间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在段祺瑞推行亲日政策的这段时间里，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总长而且兼任财政总长，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都拿下，势头压倒老交通系，一向号称财神的梁士诒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这个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跟日本的关系，依赖于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为这一时期的驻日公使，不仅参与西原借款，而且若干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秘密协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浅的是陆宗舆，也是西原龟三来华最初的接洽人之一，尽管在西原借款筹划期间，在双方签订备忘录的时候，西原不无讥讽地回忆道，“陆宗舆害怕将来被诽谤为卖国贼，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但是，他还是担任了借款的产物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董事长。三个经手借款的人，都说此番借款，他们没有拿回扣。章宗祥甚至说正因为此项借款没有回扣，他才勉强介入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三个中方的经手人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一样，大体上是干净的。比起此前的经手借款的盛宣怀和梁士诒，他们三个，个人品性的确要好一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日本的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的也好，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现在看来，段政府的亲日政策，尤其是借外债打内战，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而中日间有关胶济路的换文，还直接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一个羞辱中国的借口，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之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倒也难怪。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是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其实他跟曹汝霖一样，把五四学生游行，看做是某些派系对他们的倾轧。曹汝霖在日后的回忆中，几乎点名说他们之所以挨整，就是因为林长民的挑唆。而林长民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怀疑曹汝霖坏了他做总统秘书长的好事，以及一次跟他借钱，没有痛快地给。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挨了一顿饱打，若不是碰巧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表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