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影响我国统一大业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位于我国东南海域，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东临太平洋。台湾是我国东南的海上屏障，扼西太平洋南北航线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复兴大业。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台湾分裂分子大肆进行分裂活动，台湾当局竭力阻止两岸关系发展，研制和购买武器，积极整军备战，企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美国长期坚持“以台制华”的政策，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断提升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阻碍我国统一。由于外部势力插手，致使台湾问题复杂化。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由对抗走向对话，由紧张走向缓和，由隔绝走向交往。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项目增多，两岸人员交流大幅度增加，从探亲、旅游，扩大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和学术等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两岸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但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却困难重重。和平统一受阻，主要原因是台湾当局在外部势力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坚持拒绝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顽固立场，坚持反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主张，积极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政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台湾分裂势力是中国安全的最大隐患。2005年3月14日，我国人大通过并颁布实施的《反分裂国家法》强调：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绝不畏惧强敌干预，绝不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5.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活动威胁我国安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始终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安全统一的危害不容低估。当前，出现了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合流的趋势。这“三股势力”内外勾结、相互借重，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成为恐怖活动的高发区。我国也处于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活动的威胁之中，境外“东突”恐怖组织、“藏独”和“疆独”分子正加紧向我国境内渗透。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活动，已对我国改革、发展、稳定构成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威胁。
三、加强我国周边国防安全建设
构建周边安全机制，营造睦邻友好环境，是我国安全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周边东、西、南、北4个方向都曾爆发过局部战争或边境冲突。保持和维护本区域的安全利益，是我国和周边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国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把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既定国策，积极参与构建地区安全体制，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一）构筑“软实力”，强化新战略安全观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产生了新的现代战略文化。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国树立并遵循“综合安全观”这一新战略安全观。综合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问题除了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它是综合安全的基础和持久安全的根本保证，各国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曾引发某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我国的新战略安全观主要包括：以国家为安全主体，突出主权安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政治基础；以相互安全为理论前提；以综合安全为安全维护的内容；以合作安全为实现安全的途径；以“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为目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新安全观的核心。
安全观对国家的“软实力”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个国家所倡导的安全观念能否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与该国“软实力”的强弱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地跟随你。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非常广泛。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已成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仍必须正视我国的“软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二）致力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纵观世界战略形势的演变，我国要实现自己的安全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战略平衡。苏联解体前，在中、苏、美大三角格局中，我国利用“战略平衡”赢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安全环境，我国则必须最大限度地推动国际战略平衡，广交天下朋友，扩大自己的安全空间。
我国历来重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面对“冷战”后国际体系复杂化的挑战，在发展大国关系政策上也有新的定位。
1.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定位
建立大国间健康、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中国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重视与大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改善和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提出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大国关系原则，不仅符合今后大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也为中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包容整体利益的“双赢”策略定位
“冷战”思维包含霸权思想、“零和”游戏思想，迷信实力或武力，支持“单赢”的思想。“冷战”虽已结束，但种种“冷战”思维并未销声匿迹。“冷战”没有毁灭世界，但“冷战”思维仍会制造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与时代潮流合拍的应当是包容整体利益的“双赢”策略。我国在发展大国关系中努力构筑伙伴关系框架，为我国营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积极作用，也不失为一种实现“双赢”的策略。
3.多重角色并举、灵活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角色定位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我国可以就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做出合作、伙伴、旁观、挑战、领导等多种角色的选择。同样，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摩擦不放弃合作，并且以合作而不是冲突来解决争端的方式日益增加；大国关系中“敌”、“我”、“友”界限模糊；国家利益成为形成和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主要因素。我国注重在国家利益基础上构筑良性互动、多边平衡的新机制，注重多重角色并举、灵活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大国关系战略，就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对外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可以在政治领域是对手而在经济领域是伙伴，或昨天是对手而今天是伙伴。
（三）稳定周边，改善安全环境
我国的睦邻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近者悦，远者来”、“四邻安，国乃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等是我国传统的立国方略。历史上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曾有过宗藩关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方针。周恩来曾在亚非会议上强调：“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
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必要前提，也是进一步发展与全球性大国合作关系的基础。首先稳定陆地边界，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科技、能源及战略利益“捆绑”；维护南亚战略平衡，争取与印度关系有新的改善，继续发展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好关系；在东部濒海战略带，一方面在东北亚继续推进与朝韩友好合作关系，并与美国合作，防止竞争失控；增进与日本的信任度，对两国间的具体争端，力避向全局扩散，而对日本军事大国化问题，则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加强在东南亚的战略合作，以经贸为基础，落实中国—东盟贸易区计划；在推动区域化的同时，通过加强安全对话，举办博鳌亚洲论坛等，来加强与东盟和周边国家的联系。我国是亚太地缘政治的区域中心和经济大国，立足亚太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四）重塑国家安全体制和区域合作机制
全球化是客观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家安全的挑战已经涉及全方位，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国家综合安全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也没有前方、后方界限，需要动员综合国力，建立包括危机预警、反应评估、管理保障在内的指挥控制与协调机制，并由国家立法，形成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各要素的规范化。国家安全体制和机制的建立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它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发展。因此，我国把践行新安全观的重点放在积极推进安全体制的重塑和建设上，通过重塑国家安全体制和区域合作机制固化新安全观所取得的成果。
1.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
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等一系列文件签署以来，这一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已经向机制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总体而言，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这一组织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在地区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位置，并进一步加强该组织的机制化、制度化建设，在组织内部形成统一的合作管理系统。规范常设机构的工作职能和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是重塑国家安全体制机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积极推动东盟地区论坛的机制化进程
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以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对话，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和表明各自对安全问题的观点、立场，以及增加信任、防止冲突的广阔舞台。但是，由于亚太地区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差异，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的多样性，政治安全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复杂性等诸多原因，东盟地区论坛至今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安全对话与合作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区域性国际安全组织。但东盟地区论坛不可能长期处于一个“清谈馆”的状况，而且随着成员国间信任措施的逐渐建立，论坛不可避免地会向对其成员国更有约束性的预防性外交方向发展。预防性外交要求实施某些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如建立“减少危机中心”，派出调查事实的“特别代表”，论坛主席国获得“斡旋权”等。由于这一阶段将会涉及地区内的一些具体安全问题，如中国南海问题，因此，中国方面的相关机制应该积极主动地施加自己的影响，推动机制建立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3.利用好“金砖四国”的世界定位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联系起来组建起一个经济共同体“BRICs”。“BRICs”是由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而成，由于“BRICs”发音与砖块（bricks）相似，故称为“金砖四国”。金砖四国宏观经济的成就渗透影响到各个不同的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无形的——声誉。在某些方面，金砖四国拥有它们自己独特的共识。这些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贫困人口众多，因此相比于西方国家，它们的首要任务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消除贫困。金砖四国都在努力使经济多样化。它们在不断革新和挑战人们对全球化的现有认识。金砖四国没有推行“华盛顿共识”所拥护的完全市场自由化，却依然成功实现了市场开放。“金砖四国”的模式准确来说并不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者，但他们提供了效仿华盛顿共识的其他模式，而且在经济事务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成效。
（五）独立自主，和平推进多极格局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首要方针，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虽曾一度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但没有成为前苏联的卫星国。《中美联合公告》发表后，中、美、苏之间形成了著名的“大三角”关系。我国在国际战略平衡中强调多种文化的共融，加强多边协商和合作机制，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等。
在多极化格局中，有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没有一个强大到可以统治别的国家，这个格局可能相当稳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某些大国的一意孤行，给某些小国在特殊情况下发挥较大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推动多极制衡战略有利于我国开拓外交活动空间，拓宽战略回旋余地，有利于合纵连横，制止霸权，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和不结盟政策，坚持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尊重别国的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和平与安全因素进一步增长，总趋势走向缓和。在世界形势趋于缓和的环境中，我国安全环境既有机遇，又有挑战，而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抓住机遇，利用和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保卫国家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