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并没有实行国家领导的家族世袭制；建立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退休制，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推进党内民主和执政方式的改革，改进党内选举制及其监督体制；新闻信息放开，互联网改革，特别是微博等形式的信息传播机制发展很快；立法逐步民主科学和公开化，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府行政和司法三者初步制衡的政权治理结构；从人口的城市单位、家属院和农村公社大队户籍、档案、粮食关系的管理体制，城乡分割，劳动计划招工，向人口自由迁移，自主择业，自由居住，自由出行，身份证管理转变；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农村村委会的选举制度，并逐步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党政领导、法院和检察院院长等的党员和人民选举及其监督体制；我们在逐步放开民间社团组织的设立，完善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自治，形成政府、社会、法人和自然人的社会治理结构；我们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调整了宗教政策，允许并尊重信仰自由，充分发挥宗教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积极作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但是，与30多年前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明显的改革和天翻地覆的变化。
纵观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历史，我们发现通过互相学习长处，改革缺陷，形成了更加符合发展，保障民生，平等公平的大社会。实际上，在借鉴学习方面，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从传统的模式，向更加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中国正在朝着一个人道、民主、自由、法治和秩序的现代国家迈进。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防止极端资本主义和极端共产主义出现；当然，还包括防止和遏制极端法西斯主义，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在世界的复活和蔓延。极端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宗教及恐怖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宽容对待不断改革的不同制度的社会，不以冷战思维考虑和有我无你、你死我活的方式对待社会制度的分歧；建设性地促进各种制度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和改革。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要和平相处，共同改革和发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包含的发展生产力，富裕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内部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追求一个民主、自由、法制和秩序的现代化国家等内容，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所要举的旗帜。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武装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走过建国后风风雨雨的30年，及改革开放30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而形成的道路。虽然，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有这样和那样的失误，但是，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极大的勇气，纠正了这些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我们结合国情，认识到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极不发达，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选择，是历史延承的价值观，是道路，是旗帜，不可能变道易帜。
中国人很重姓和名，名正才能言顺，才能师出有名。姓和名生来就被起好，一生绝少轻易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的姓名特征，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如果轻易改变这个姓名，国内就会形成不同阶层人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混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国家的治理体制、制定的发展战略和诸多的方针政策发生怀疑；甚至会中断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展的目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本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根据客观的规律，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必然趋势，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经验，并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姓名，这个旗帜，这个道路，不能随意改变。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长达百年的发展过程，而中国走向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则需要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3.中国和平道路不以输出意识形态及革命为原则
虽然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政治上不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20世纪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也曾提出，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等口号。然而，这一世界革命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转折。尊重各国人民对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的选择。这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应互相干涉。
其次，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更不输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暴力革命。20世纪，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意识形态互不相同的国家都曾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运送武器，供给资金，支持其反对派进行武装暴力革命，推翻与自己的理念不同的政权，扶持符合自己价值理论的政权上台，形成同一意识形态国家阵营。我们认为，21世纪的今天，应当结束由外界武力介入来主导改变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行为和格局，不再以战争统一国家间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去选择。
再次，中国在学习和吸收已被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先进文明的内容。特别是吸收那些人类共同的，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证明符合人民意愿的价值理念。比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秩序等等。并且按照这些理念，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的框架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
第四，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将意识形态与文化文明区别与分开，坚持不输出意识形态的原则，但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比如，放开国外优秀音乐、戏曲、影视、文学等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也鼓励中国的文化艺术走出国门，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和欢迎。比如，进行科学教育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保护、传承，以及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促进相互理解；交流中国古代文化中形成的儒家等哲学思想，世界观，以及中国宗教理念等等。从而促进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理解和和平相处。
（三）中国对外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些重点内容
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中的成员，要在与全球各国相处中发展自己的经济，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因此，中国不仅有本身的发展道路，也有与全球密切相关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总结起来，就是在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除了上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不输出意识形态外，包括经济发展合作竞争，政治军事不谋求霸权，发展不造成对全球生态环境形态负外部性。在与各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具体有这样六大重要内容。
1.推进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
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中国发展道路中改革的内容，这里我们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和平道路中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我们改革开放已经34年了。实际上，过去34年的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改革的进程。比如，适应外商投资的需要，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和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法》，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今天世界和国内形势比30年前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也需要上一个新的台阶。
从未来的开放看：（1）分工和贸易结构要发生变化。过去三来一补、加工制造、出口主导这样的发展战略，已经基本结束，需要向内需主导的经济转型。这样，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工业设备需要进一步进口替代，以及居民消费品一部分也需要进口替代。向世界开放市场，更大范围吸引国外游客到中国来，更多地使中国的服务走向世界。（2）更多地寻求区域合作，特别是形成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中亚自由贸易区，甚至更广泛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建设。促进相互投资，扩大相互贸易便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进行更高层次的开放。
适应这样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将促使进一步加快国内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1）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体系，形成公开公正的司法保护程序，完善申诉、调节、诉讼、仲裁、审判、赔偿、执行、监督等社会和司法流程。（2）促进国内生产和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理顺按标准体系建设的体制，形成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三结合的标准形成、完善和认证制度；既考虑中国生产和服务的技术水平，又要向国外先进制造和服务业水平靠近，制定反映和促进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及提高的各项标准。（3）改革行政审批、许可、执法等体制，清理不适应开放的行政法规，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和年检等，使经济管理体制与国际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4）法律法规和行政及司法程序要公正、公开、透明。逐步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的各种特殊保护和优惠制度，对外资开放的产业也同样对民资开放，形成国内国外投资者，国有和其他所有者都能平等竞争的体制格局。
2.不搞经济霸权和经济侵略
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和合作中，将恪守市场经济的原则，在国际投资、贸易及分工和协作中，谋求双方和多方共赢，并且决不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进行经济交往，决不搞经济侵略。
形成保护产权、统一规则、协议约定、等价交换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环境。（1）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比如，反对滥用反倾销和产业损害调查、过高的生产服务标准等非关税壁垒、单方强行开征碳排放税等损害自由投资和贸易的做法。（2）在投资国内市场方面，对内资和外资平等，实行同等国民待遇，不歧视国外投资，使内资和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公平竞争，互相促进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3）中国不以极端的措施来应对投资和贸易争端，而是先进行双边协商尽量形成共识；再寻求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第三方中立组织进行仲裁和裁定；对恶意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双边协商和国际仲裁及裁定无效的情况下，只进行临时对等的报复性措施，以保护中国国家利益，以此来促使对方行为重新进入正确的投资和贸易规则之内。
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与贸易中，不仅考虑中方的利益，也考虑对方，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利益，实现发展双边和多边的共赢。各国家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和资源禀赋，中国是根据比较优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参与全球化经济，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格局。中国在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与贸易合作时，也希望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符合国情的产业结构，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形成自己的造血机制，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本国经济。并且，中国注重对经济合作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支援，使其经济增长有不断成长的人力资本。在与他国的经济交往中，在扩大投资和贸易方面共赢，在政府获得税收、企业获得利润和职工获得工资方面共赢，在双边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共赢。
